江西
1940年前后，晋察冀根据地的一处行军驻地，年幼的李晓理还不会记事，命运已经替她留下了一段难以想象的身世。她的生母刘谏，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抚养她长大的林熙，则一直被她叫作妈妈。
多年以后，李晓理才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并不是林熙亲生。这个消息，她起初并不相信。因为在她的记忆里，妈妈抱过她、照料过她，也曾在艰苦的行军路上，为她承担过一个母亲能承担的一切。
刘谏参加革命较早。193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革命队伍中从事干部工作。战争年代，夫妻二人都承担着繁重任务，刚出生不久的李晓理无法一直跟随，只能暂时寄养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老乡家中。
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托付。父母不能陪在孩子身边，只能趁战事间隙去看望。后来，孩子被接回身边，有时跟着队伍行动，有时送进保育院。对于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来说，转移、驻地和保育院，便构成了最初的生活。
一次反“扫荡”中，刘谏不幸被日军杀害。那时，李晓理还只有一岁多，根本不可能记住母亲的面容。李天焕当时正在另一处战场指挥作战，任务结束后才得知噩耗。
据家人回忆，李天焕曾独自走到附近山头，面向妻子牺牲的方向痛哭。悲痛没有让他停下太久，擦干眼泪后，他又回到部队。战事仍在继续，活着的人必须把未完成的任务接下去。
刘谏牺牲后，李天焕与林熙结为夫妻。林熙接过了照顾孩子的责任，也接过了烈士遗孤往后的人生。她没有把李晓理当作“前妻留下的孩子”，而是当成自己的女儿抚养。
李晓理三岁左右时，曾在行军途中由林熙抱着骑马。山路崎岖，马匹突然受惊，母女二人一起摔落。由于条件有限，战地卫生员只能做简单处理，李晓理的左手无名指和右膝关节因此留下伤病。
手指后来比正常指节短了一截，膝关节的问题也逐渐加重。林熙对此一直十分自责。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伤病并没有及时、充分的治疗条件，亲人的疼惜也无法完全抵消身体留下的损伤。
林熙对她的照料，不只体现在病痛上，也体现在日常规矩里。李晓理牙齿不好，经常牙痛，母亲便带她坐三轮车去北京的牙科医院。她反复提醒女儿：“这是办私事，不能坐爸爸的车。”
这句话背后，是李天焕一家共同遵守的原则：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北平解放后，李晓理和父母、妹妹住在一起，父亲有专车，却从不让女儿们把它当成私家车使用。
李天焕常教育孩子：“你们只是普通人，不能脱离群众。”这并非口头要求。老家红安的亲人没有因为他的职务而被安排到北京，弟弟和妹妹仍在湖北务农，农闲时才来北京探亲。
有意思的是，李天焕对子女的严格，并不只是限制，更包含着实际锻炼。李晓理上高中时，林熙因眼病住院，父亲又忙于工作，便让长女暂时把家务和开支管起来。
“你是老大，先把这个家管起来。”父亲这样交代。
真正接手后，李晓理才明白，过日子不是一句话。起初她不会安排开支，钱很快花得差不多，只能向亲戚借钱。后来，连两个妹妹想吃冰棍，她也不敢随便买。李天焕回来时，看见女儿正在称米准备做饭，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种教育，也延伸到父亲对部下的态度。1963年前后，老警卫员赵国喜回乡务农，因家乡旱灾、颗粒无收来到北京。李天焕得知情况后，拿出400元交给他救急。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300元。
这件事让李晓理印象极深。父亲并不靠身份摆出威严，反而常在细节上帮助身边的人。长征途中，曾有老部下在祁连山雪地里冻得发抖，李天焕便脱下自己的皮背心给他御寒。这段往事，是李晓理在父亲悼念会上听说的。
1970年初，李晓理从北京的304医院调往外地野战医院，后来又去了更远的地区。她与父母相隔千里，联系并不容易。那段特殊岁月里，李天焕身体状况恶化，父女相见更加困难。
1986年5月10日，李天焕病情危重，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李晓理接到林熙的电话后，立即赶回北京。5月18日，她与妹妹交班回家休息，次日凌晨被母亲叫醒，赶到301医院时，父亲已经去世。
李天焕离世后，林熙独自生活了12年。1998年，林熙也离开人世。李晓理参加了父母在北京八宝山的安葬仪式。对她而言，那里安放着两位母亲意义上的亲人：一位给了她生命，一位陪她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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