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乾隆十五年冬，紫禁城尚未完全亮起来，七十八岁的张廷玉在儿子陪同下走进宫门。这个三朝老臣本已获准致仕，却因一件“谢恩”的小事，触怒了乾隆，也让自己晚年的处境急转直下。
张廷玉并不是靠战场功勋起家。他生于康熙十一年，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后来进入南书房，逐渐成为皇帝处理政务时最倚重的文臣之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都处在权力中枢，尤其熟悉奏折、诏令和机密文书的运转。
雍正即位后，张廷玉升任礼部尚书，兼管翰林院，随后又参与军机事务。雍正七年，清廷因西北用兵设立军机处，张廷玉是重要参与者。这个机构起初是应对紧急军务的临时班子，后来逐渐固定下来，成为皇帝直接掌握政务、压缩决策流程的核心机构。
雍正对张廷玉的信任，常被形容为“股肱之臣”。张廷玉生病时，雍正曾说，自己这几日“臂痛”，原来是因为张廷玉患病。话虽带有帝王口吻，却足见两人的关系并非普通君臣。张廷玉替皇帝起草谕旨，参与军政讨论，也负责整理典籍和实录，既能办机密，又能处理文书。
他的特点很鲜明：少说，多做，不公开结党，也不轻易争功。儿子张若澄曾考中一甲，张廷玉还请求改列二甲，以免被人指责父子同时显贵。这样的谨慎，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清代，确实是一种自保本领。
雍正临终前留下遗命，允许鄂尔泰、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对汉臣而言，这几乎是极高荣誉。乾隆初年，张廷玉仍居大学士之位，继续主持中枢政务。但他年事已高，牙齿脱落，行动困难，过去那种通宵处理奏折的精力已经无法维持。
乾隆十四年，张廷玉多次流露出退意。一次谈及身体时，他顺势提出告老。乾隆并未立即拒绝，而是下旨称其劳苦功高，进退可以自行决定。问题恰恰出在这份话说得很圆的谕旨上。
在乾隆看来，这并不是马上放人，而是给张廷玉留下回旋余地。皇帝或许希望他再上奏一番，表达对朝廷的不舍，然后体面地留任一段时间。张廷玉却把这理解成了正式批准，于是回奏表示，准备次年春天回乡。
君臣之间的误会，由此形成。
获准退休后，张廷玉最牵挂的并非财物，而是配享太庙一事。那是雍正留下的承诺，可乾隆并未在最初的谕旨中明说。张廷玉担心自己离京后事情生变，便请求乾隆给出明确答复。乾隆最终同意，并以文字确认此事，同时赐予物品，准其原官致仕。
按常理，事情到这里已经可以收束。可张廷玉随后没有亲自入宫谢恩，而是让儿子代为行礼。乾隆得知后十分不满。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作出保证，张廷玉仍要反复确认，显然是不信任皇帝；如今获得承诺，又让儿子出面，更像是把君臣情分看得很轻。
乾隆命军机大臣拟旨询问。偏偏负责传达消息的汪由敦是张廷玉门生，提前将风声送到了张家。张廷玉听说皇帝要追问，担心事情扩大，便在谕旨送到之前，连夜赶往宫中谢罪。
天还没亮，老臣已经站在宫门附近。乾隆见到他，非但没有消气，反而更加震怒：“朕的谕旨尚未到，你为何先已知道？”张廷玉急忙解释：“臣惶恐，只求当面谢罪。”乾隆却认为，军机消息外泄，张廷玉又擅自行动，已经不是单纯的礼数问题。
随后，乾隆下发长篇上谕，逐条申斥张廷玉。他认为，张廷玉请求确认太庙资格，是把先帝遗命当成了向今上讨要的条件；要求立据，是不信任皇帝；急于归乡，则显得把个人进退置于朝廷事务之上；至于提前得知谕旨，更涉及军机泄露。
若换作普通大臣，牵连者恐怕难以善终。乾隆念及张廷玉历事三朝，最终没有将他治以重罪，但收回了此前赏赐，抄检其家，张廷玉的政治声望也随之崩塌。原本体面退场的老臣，变成了皇帝口中“负恩”的臣子。
张廷玉回到桐城后，度过了最后几年。乾隆二十年，他病逝，终年八十四岁。消息传到京城，乾隆仍下令恢复其配享太庙的资格。那份迟来的认可，已经无法让张廷玉亲眼看见。 geschnieg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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