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新中国即将成立，为什么还要唱“最危险的时候”？有人认为，旧时代已经过去，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句话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建议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周恩来没有急着表态。他把问题放回现实环境中判断：国家虽然获得解放，但帝国主义的封锁、威胁和破坏并没有消失，建设新中国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他说：“你能说，我们不危险了吗？”在他看来，这句歌词不是对新中国的否定，而是提醒人们不要丢掉警惕。
毛泽东听完后点头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还明确指出，这句话不仅现在不能改，永远也不能改。最终，会议决定保留原词。几天后，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正式国歌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最初并不是为新中国创作的，它诞生在民族危亡之际。
1935年前后，上海歌坛流行不少轻佻艳曲，日军侵略却步步紧逼。戏剧家田汉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正筹划一部表现抗日救亡的电影剧本。那部电影后来定名为《风云儿女》，主人公辛白华原本沉溺于安逸生活，直到好友奔赴战场并牺牲，他才真正走出个人享乐，选择投身抗战。
田汉为影片写主题歌词时，国民党特务正在搜捕他。仓促之间，他把歌词写在香烟衬纸上，夹进电影剧本，随后离开旅馆。特务赶到时，田汉已经转移，歌词则辗转到了夏衍手中。由于纸张被茶水浸湿，夏衍和孙师毅只能逐字辨认，重新抄录。
歌词交到聂耳手里时，他即将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聂耳展开那张稿纸，看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很快便找到了旋律方向。他对夏衍说：“作曲交给我，时间来得及。”不到两天，曲谱初稿完成。
赴日后，聂耳又根据战事环境和演唱效果反复修改。原稿中“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后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旋律也更加紧迫有力。1935年5月，曲稿寄回上海；同年7月，《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随影片传唱开来。
遗憾的是，聂耳没有等到它成为国歌。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附近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3岁。这首歌，成为他留给中国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抗战期间，歌曲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1940年，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在纽约演唱这首歌，并录制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它不只是电影插曲，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声音标志。
1949年春，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由于新中国尚未成立，也没有正式国歌，代表团入场时便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这次经历使制定国歌一事更加紧迫。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专门设立工作小组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全国许多报纸刊登启事，收到的国歌歌词稿件有一百多件。马思聪、贺绿汀等音乐家参与评选，筛出十三件提交讨论。
但那些作品虽有感染力，放在国家典礼中，却多少缺少历史厚度和共同记忆。距离开国大典越来越近，国歌仍未正式确定。马叙伦于是提出，既然新作暂时难以选出，不如先用《义勇军进行曲》。
真正的分歧再次落在那句歌词上。有人主张修改，田汉也曾认为，旧歌词承担的是抗战时代的任务，新时代或许应当有新的表达。周恩来却从国家安全和民族性格出发，认为这首歌最可贵的地方，正是它保留了中华民族在危局中奋起的历史声音。
9月27日，会议作出正式决议。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升起，《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的国家仪式上奏响。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由此被保留下来，成为一段民族苦难记忆和国家警醒意识的共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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