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适应经济学的发展

在全社会都在崇尚经济学的时代，文学要适应经济学的发展，而不能超出经济学的范围独立存在。

古代书生人数比较少，毕竟书生读书需要钱，起码要花钱买书，花钱请先生教学。有的书生靠整个家族供养，考中之后就可以光宗耀祖，而考不中就沦为人生的悲剧。其实不管考中还是考不中，书生一旦搞文学创作，就要适应经济学的发展，而不能背离经济学。可是古代并不讲经济学，尤其是一些文人墨客，经常在一起作诗酬唱，有的还要写散文和小说，有的写剧本，却不知道经济为何物。其实做了官的文人并不缺吃穿，甚至俸禄优厚，整天琢磨诗律和诗意，要完善做诗的技巧，要写很多歌功颂德的诗，要写个人的小情绪，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显得与众不同，才可以扬名立万。他们不懂市场经济，也不知道写的诗能不能大卖，只是要出版自己的诗集。甚至民间的文人死后也要出版自己的诗集，只不过大多数都失传了。有的民间文人不能出名，就要模仿官场的文人作诗，甚至模仿大诗人的文笔来作诗，居然以假乱真。甚至《唐诗三百首》中都收录了不是唐人写的诗歌，而是后代人的伪作，却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唐代诗人写的。体制内的文人并不需要考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需要考虑自己的作品能否大卖。即便不大卖，也无关紧要，完全可以自费出版诗集。即便体制内的人写了散文和小说，写了一些剧本，也可以广为流传。前提是写得好，而且具有一定的通俗性，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而不是显得高高在上，更不是脱离地气的那种纯粹审美的东西。

民间的文人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写诗作词的，还是写散文或小说、剧本的，都要考虑市场的接受程度，是否能被老百姓接受。当然体制内的文人也有写散文和小说的，尤其写散文的比较多，似乎散文成了一种实用的文体，不仅给皇帝上书或表的时候可以写，而且游览的时候也可以写，发现社会弊端也能写，比较灵活自由，但仍然不会考虑散文能否流传。或者说他们写散文只是照顾了实用的功能，而不会考虑市场赚钱的功能。毕竟他们写散文是有用的，要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有的还要深入民间搞调查，那么散文就成了实用的文体，而写景抒情的，写个人小情绪的，也可以算作散文，甚至可以流传上千年。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就不是他们能够预料的，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一篇小散文能够流传上千年。就像汉代的一些作家写的赋一样，不管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都能够流传上千年。又像苏轼写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样，当时只是信笔写来，就像写日记一样，却不料流传了几百年。民间的文人并不会像体制内的文人那样，不考虑市场效益，而是要充分考虑接受者的文化程度，贴地气，或者说他们的写作素材完全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来源于人们休息之余的调笑戏谑，甚至描写一个梦。就像写“黄粱一梦”的故事一样，已经发展成成语。每一个成语都有原初的故事，或者说都有出处，那么成语就成了通俗文学的代表，会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或者说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们反复引用，当然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民间的文人写诗作词的时候，会考虑民间的生态，会考虑老百姓具体的生活。就像《弹歌》和《伊耆氏蜡辞》一样，比较古老，完全来源于先人的现实生活，没有太多的抒情成分，已经算是原始先民的生活记录，当成历史看，也未尝不可。那时候没有经济学的概念。后来民间的文人要凭借写文章赚钱，凭借写小说或剧本赚钱，凭借写诗作词赚钱。却偏偏赚不了太多的钱，除非他们写的作品比较出色，能够改编成评书或戏曲。也就是说，他们写的作品能够恰当地转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才可以广泛流传，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甚至能赚不少钱。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写小说的能赚不少钱。因为书商总是忙着出版各种小说，甚至书商出一部分钱，让作者来写小说，写成之后，书商拿出去出版，等于是合伙人或者说书商成了投资者，作者成了创作者。二者一拍即合，要照顾市场效应，尤其要摸清人们喜欢什么，甚至有的作家要模仿脍炙人口的小说来写，只是为了赚快钱，或者说只是为了写畅销书，而不是为了发展文化。这个时候文学创作和经济挂钩，或者说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而市场规律又往往经不住推敲。因为明清时期没有形成统一而开放的市场，尤其是文学层面。总是以读者的喜好为标准，却往往没有太多的高雅成分，或者说通俗的部分比较多。而所谓的大儒往往肆意删减一些通俗的作品，为了符合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结果弄得很多原汁原味的故事失去了动人的情节，也失去了原有的风貌。《三国演义》经过毛氏父子的删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却仍然动人，只不过未删减以前的故事更动人。

到了现在，文学已经完全适应经济学的发展，或者说适应市场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要在市场上卖，以书的形式出现，要读者购买。不管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现，都是有版权的，也都需要读者购买才能看到，以至于很多作者失去了原有的风格，也失去了做人的操守，总是要迎合读者的需要，也就写了很多读者喜欢的情节，甚至一边写一边和读者在线交流，按照读者的意图来创作，当然就写成了媚俗的作品。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很多大作家都写出了庸俗的作品，或者说以前获得过国际文学奖项，而现在写的作品却乏善可陈。并不仅仅是他们失掉了一定的创造力，完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为了赚钱而写，而且还有审核方面的原因。书报审查官要剔除他们作品中的“毛刺儿”，甚至要删掉他们作品中的一些违禁字，不让他们触及一些社会弊端，那么他们的作品就没有社会深度，只是沦为逗笑的工具，只是沦为媚俗的产品，可以批量生产，当然就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当文学完全适应经济学，被市场完全操控，文学就没有什么深度和广度，也没有什么高度，似乎只是为了赚钱而出现的。其实文学有一定的操守，有一定的独特精神，能够反映社会真实，既能反映社会中好的一面，也能反映社会中坏的一面，既能反映人性善的一面，也能反映人性恶的一面。

文学既要适应经济学的发展，又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性格和操守，而不能总是媚俗，不能总是被读者绑架，也不能总是被资本运作，不能总是被权力胁迫。不然文学就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正的文学作品需要有风骨，有见识，有深度，有力度，有持久的魅力，当然影响是很大的，产生的社会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