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2月，河南军区成立之际，陈再道接到新的任命。此时，人民解放军主力正在为渡江和南下作战调整部署，他却没有进入二野兵团司令员名单，而是转身坐镇河南。这个安排，乍看像是离开了主攻方向，实际却是一次分量很重的战略调动。
陈再道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打过多少硬仗，更在于他长期同时承担野战和地方两类任务。抗战时期，他在冀南坚持斗争；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整编，他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二纵的底子并不算轻松。部队由地方武装整合而来，既要整训，又要作战，还要承担根据地的防务。这样的部队，不能只会冲锋陷阵，必须熟悉地方情形，知道粮秣从哪里来，兵员怎样补充，地方武装如何使用。
这正是陈再道后来区别于一些纯粹野战将领的地方。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解放区面临国民党军的持续进攻。陈再道在指挥作战的同时，还兼任冀南军区司令员。一个“纵队司令”，一个“军区司令”，两副担子压在同一个人身上，意味着既要管战场，也要管根据地。
战斗结束后，事情远没有结束。部队需要补充，伤员需要安置，交通线需要保护，地方上的敌特和土匪也要清理。许多时候，作战命令和地方工作不是两套系统，而是挤在同一张地图上。前方一个战役打响，后方就要同时完成筹粮、征兵、运输和治安。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主力南下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有人随军远征，有人留下经营根据地。陈再道虽曾率部参加战略行动，但他长期兼管地方军政的经历，使他并非只被视作一名野战部队指挥员。
有意思的是，军队编制越往后越复杂，职务高低不能简单用“在前线”或“在后方”衡量。二野准备改编为兵团时，陈赓、陈锡联、杨勇等将领承担了兵团主攻任务；陈再道则被安排到河南，负责一个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军政区域。
这并不等于能力不足。
恰恰相反，河南当时并非已经完全安定。豫北、豫南部分地区仍有国民党残余力量，地方武装、土匪和特务活动也没有彻底消失。河南又连接华北、中原和江汉，是大军南下的重要通道。铁路、公路、粮站、渡口，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南线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熟悉陈再道的长处。他能够带部队打硬仗，也能与地方干部打交道；能够在紧张局势下调动兵力，也明白怎样把地方民兵、交通运输和军队行动接在一起。把这样的人放在河南，并不是把他排除在主战场之外，而是把另一处关键战场交给了他。
渡江战役发起于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南京于4月23日解放，战线迅速向华东、华中腹地推进。这个过程中，河南军区承担的任务并不显眼，却极为繁杂：维持交通线，保障粮秣转运，处理俘虏和伤员，清剿残余武装，防止后方出现新的混乱。
前线需要的是突破口，后方需要的是连续性。
如果铁路运输中断，前线部队就会缺粮少弹；如果地方治安失控，南下部队就必须分兵回头；如果新解放区没有及时接管，军事胜利也难以迅速转化为稳定秩序。陈再道所面对的，正是这些不容易写进战报，却时时牵动全局的任务。
有人认为，渡江战役的功劳簿上没有陈再道的显赫位置，因此把他的调任理解成“被留在后方”。这种看法把战争过于简单化了。大兵团作战从来不是只有冲锋和攻城，兵站、交通、治安、补充和地方接管，同样构成作战体系。
陈再道后来长期从事大军区和地方军政工作，履历中始终带有鲜明的双重色彩：既有纵队指挥员的战场经验，也有军区负责人的全局意识。正因为如此，他在刘邓麾下的使用方式，才显得与一些将领不同。
“留后方”三个字，容易让人联想到退居二线。放在1949年的河南，却不能这样解释。渡江炮声响起时，陈再道没有站在长江沿线发号施令，但他负责的河南，正是大军继续向南推进必须稳住的支点。对一名兼任纵队司令和军区司令的将领而言，这份任命不是冷落，而是把前线之外的另一副重担交到了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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