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拆不散的鸳鸯

　　1974年1月，我初中毕业。要年底才满18岁的我被下放到芦山县沫东公社高边生产队，住在当时的生产队长俞开品家。俞队长全家都很关心我，家里做好饭，总是请我去吃。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一个月后，我便单独开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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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里，我和社员们一起打土巴，把玉米桩桩背回家当柴禾。我个子瘦小，二、三月背清粪点玉米时，又重又大的粪桶压在我的背上，向前一迈步，粪清水在桶里荡来荡去的，粪水泼洒在头上、身上，一天下来，弄得满身臭哄哄的。

　　75年3月，大队要从各个生产队抽人到罗纯山腰的猪窝药场去种药，发展集体多种经营。俞队长见我做农活很吃力，便将我派了去。药场场长是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苟绍武，司务长是杨沟生产队的社员杨朝文，此外还有女知青代崇英、男知青杨乐超以及其他的社员共20多人。

　　猪窝药场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种着黄柏、杜仲、厚卜等十多种药材。从生产队出发上山要走两个半小时，工人们吃住都在山上，十天才能休息一天。药场活路显然比生产队要轻松一些，每天有人负责做饭，活儿也是定额的，主要是扯药材地里的杂草。

　　每天的定额活，我勉强地支撑着，一段时间下来，有点腰酸臂疼。就在我快撑不住时，我发现一到下午，总是有一个身影从药材小苗床的那端偷偷帮我扯一段地里的草，使我不用那么吃力也能按时完成任务了。但当我快与他接近时，他又转身离开了。经过几次认真观察后，我知道了帮助我扯草的人就是平日里不多言不多语的小伙子罗言沛。

　　罗言沛是俞家坎生产队的社员，比我大两岁，家里成分不好，父亲据说是“历史反革命”，一家人在队上都是抬不起头的。他身高一米七零左右，浓眉大眼的，身体比较壮实，而且聪明能干，就是性格比较内向。

　　每逢下大雨的天道，场长就不安排我们出工了，但却要求大家帮助饲养员割猪草。我以前没有割过猪草，手脚慢，半天都割不满背篼。可罗言沛虽然是小伙子，手头子倒是挺快的，不到半小时就割了结结实实一大背。他见我没抓拿，蹲下来便帮我割，他左手攥着车前草、狗牙草、野藿麻等一簇簇嫩草尖，右手舞动着镰刀贴着地面不停地钐着，三下五除二便捞满了背兜。

　　有一次，大雪封山，工人们都在草棚里烤火摆龙门阵，场长说，没有柴禾了，每人至少要完成2000斤干柴任务。

　　命令一下，大家背上背夹子，拿着砍刀就分头行动。我知道在这样的风雪天，我要完成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

正在我独自发愁时，罗言沛经过我身边，小声说了一句跟我走吧，我便随他而去。走了约二十多分钟，在一处山坡上，罗言沛让我放下背夹子休息，他却挥着砍刀抖落了堆在树林上厚厚的积雪，在荆棘丛中不停地找，拉出无数的干柴棍、干竹枝。他动作十分麻利，只听见一阵哗啦啦、唰唰唰的响声，一捆又一捆的干柴禾被他拖出林子摆在了我的面前。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真有这么能干。而罗言沛浑身湿透了，不知道是雪水浇淋还是汗水浸透的。那天我和他一共完成了近4000多斤柴禾的任务。

　　从那时起，我就特别喜欢和罗言沛一起干活，不仅仅因他帮助我，而是我从心底里开始偷偷爱上了这个诚实又能干小伙子了。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罗言沛特殊的家庭历史背景下，他从没有向我表白过什么，我也不敢对他说我爱他，两人就这样心照不宣地继续着单调而贫瘠的日子。直到一次突然发生的事情，才让我彻底下定了与他携手终生的决心。

　　药场周围的玉米渐渐成熟了，为了防止山上的野猪、老熊来偷吃玉米，药场的工人陈伯高等就自制土炸弹。土炸弹外面需用羊油裹一层防潮膜。一天傍晚，陈伯高欲将一颗土炸弹上面的羊油放在油灯上烤化，傍人提醒他干不得，他仍然不听。我很好奇，也凑过头去看热闹。只见他刚把土炸弹往油灯上一烤，就听到“嘣”的一声响，我吓得“啊”地一声，接着便听见几声惨叫。土炸弹爆炸了，油灯熄灭了，铁片、铁沙子四下飞溅，我左脸颊上火辣辣地疼，用手一摸，湿淋淋的。

　　黑暗中，罗言沛在我身边，紧紧握住我的手，让我不要害怕，我紧张地扑在他怀里，象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大家点然煤油灯一看，陈伯高的脸已经是皮开肉绽了，殷红的血滴滴嗒嗒地流着，而我的左脸颊上也有一条三寸长的血口子，血不停地往外冒着，所幸大家都未伤着眼睛。

　　场长马上安排罗言沛、杨乐超连夜送我们下山包扎治疗。因为看不清楚道路，脸上的伤口又疼痛难忍，我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晃晃的。

罗言沛见此情景说：“你这样走到医院都天亮了，来，我背你！”我不干，可是一向不多说话的他却硬把我搂在了背上。我伏在他坚实的脊背上，闻到了他浸透着青春气息的汗味，感觉到他累得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听见了在黑夜里他有力的脚步声，我第一次觉得是那么踏实和放心，甚至有一些幸福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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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眯眯糊糊地瞎想着，居然就睡着了，直到晚上12点钟，也就是罗言沛背着我行进了3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芦山县人民医院后我才醒来。经过医生的消毒、包扎，又打了破伤风针后，我的伤口已不是那么疼了。住在县医院的父母闻讯赶来，煮好了面条让我和罗言沛等人去吃饭。

　　经过这件事情后，罗言沛在我心里的份量更重了。

　　76年9月是一个多事之秋，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的一天，正逢药厂工人休息日，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山沟溪水猛涨。为安全起见，大家只得改在第二天下山。

　　第二天，雨后初晴，我和罗言沛刚走到半路上，一个社员前来告诉他父亲出事的消息。当我们赶回他家时，看见他母亲正在哭泣，他的妹妹和亲戚都出去寻找他的父亲了。

罗言沛的母亲告诉他，他父亲与一个富农邻居谈论了几句伟人逝世的话语，回家后越想越怕，生怕对方去告密，竟然喝农药自杀，被发现后送到县医院洗胃才活过来。密秘终究被发现，造反派就把他父亲押到大河坝斗争，他忍受不了折磨，趁人不备跳河自杀了。因为罗言沛在山上，发生的这一切都不知道。三天后，人们在飞仙关的拦河坝找到了他父亲的尸体。

　　安埋了他父亲后，罗言沛又照常上山出工了，只是脸上再没有了笑容，而且更加沉默寡言。我看在眼里又心疼又着急，生怕他憋出病来。

　　有一次休假，我们从山上背柴回家，和其他工人分手后，只剩下我们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他仍然是不说一句话。我小声问他：“罗言沛，愿意我嫁到你家去吗？”他憋红了脸：“只要你不嫌弃，瞧得起我，我那有不愿意的！”他回答得虽然笨拙，我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跟定他了。

　　然而，我们的地下恋情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因为前面有了他父亲的例子，再加上我是知青，借他几个胆，他都不敢明里和我谈恋爱的。但时间一长，我们的密秘还是被药场工人察觉了。

　　1977年初春的一天，离休假的日子还早，我却见罗言沛独自在屋里收拾东西，便问他为什么。与他同屋住的甘泽云随后进门告诉我，是大队把罗言沛调回了俞家坎生产队。我一听这消息，心里很难受，但又没有办法留下他。临走时他送了我一瓶用玻璃罐头装的猪油，让我和饭吃，增加一点营养。过后我知道，猪油是他上次下山回家专门给我准备的，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时间送给我。

　　两个多月后，我也被调到了大队园林场，园林场的活儿其实不恼火，每天收工都可以回家，但是，与罗言沛相处了二年多，事事时时都受他照顾惯了的我一时难以习惯。

　　每天下午收工后，我背着柴禾从园林场出发经过他家门前时，总是想看到他的身影，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我每次都能如愿。一次，罗言沛见到我，帮我扶好背夹子歇稳当，就让我进他家去吃饭。劳动了一天，我又累又饿，也就不再讲理了，端着热腾腾的饭菜，吃得狼吞虎咽。看到罗言沛在一傍用关切目光注视着我，我心里一热，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其间，虽然生活依然艰苦，但有了爱情的日子却让我分外幸福和陶醉。有人关心的日子突然间过得飞快飞快的。

　　转眼就到了78年8月，我被招工回城，安排在县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工作。那年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生产队大春决算分配，父母帮我分到了几百斤粮食和100多元进红款。

　　一切手续办完，我开始了人生中的另一种生活模式。然而，我从此忘不了罗言沛，而且对他的思念是越来越强烈。我不顾父母家人的强烈反对，悄悄在星期天去看望他。谁知道父母跟踪而至，见了我们就开打，砖头瓦块漫天飞舞，罗言沛却尽力把我护在身后，于是那些石块纷纷落在了他的身上，打得他青一块紫一块的。

　　硬的不行来软的，“家庭暴风雨”过后，母亲只有含着眼泪诉说养儿育女的不易，劝我听话回心转意。亲戚朋友也争着帮我介绍对象，都是居民户口或者已经参加工作的。但此时的我软硬不吃，早已经是“吃秤砣铁了心，”扬言非罗言沛不嫁。父母失望之极，无奈之下，只得依了我们。

　　1981年1月18日，我与罗言沛结婚。举行婚礼那天，他们没有给我置办一点嫁妆，当我空身跨出家门，即将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时，我竟然没有丝毫眷念的意思，眼里没有一滴眼泪。

　　婚后，我与罗言沛相亲相爱，先后养育了一双儿女，过着十分温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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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匆匆，从我1974年下放当知青到我与丈夫相识、相知、爱恋直至牵手人生，我们已经走过了四十多风雨春秋。回首往事，知青岁月令我难以忘怀，而一生中能找到一个知我、爱我、疼我的伴侣，我早已知足了！

　　我知道，这是上天早已注定的姻缘，所以我无怨无悔，尽管他是一个农民。（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徐晓云，雅安知青，1974年上山下乡插队到沫东高边生产队，后调县医院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