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蒂尔 | Findme

今天还是保罗·莱斯利长文解读，文章叫《从哲学到权力：彼得·蒂尔、J·D·万斯和美国右翼对勒内·吉拉尔的滥用》。围绕彼得·蒂尔如何通过其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中介——罗伯特·哈蒙顿·凯利——曲解并异化了勒内·吉拉尔的模仿理论。

先回顾上期对万斯的批评：

万斯把吉拉尔思想简化为政治口号，借“反对替罪羊机制”之名行迫害海地移民之实，本质上是对吉拉尔的亵渎而非继承。而作者对蒂尔的看法则是有破折号的——蒂尔对吉拉尔的热情是真诚的——但其政治立场却走向技术集权和反民主，甚至主张拆除宪政规范以应对所谓西方危机。

更关键的是，蒂尔虽自称百分之百的吉拉尔主义者，却在商业上投资Facebook这类建立在模仿性欲望和替罪羊机制之上的平台，构成思想与实践的根本矛盾。或者这么讲：

如果一位只遵从资本主义论理的投资人，通过吉拉尔的著作，理解了“模仿性欲望”的泛滥，那么当它看到facebook的产品雏形，会捕捉到扎克伯格的商业机会。那么，这是优秀投资人利用头脑、智慧乃至奇思妙想获得12800倍回报的故事。

但如果你是受过长期哲学与法学训练，并以此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学者，你相信模仿欲望导致的恶是现代病，并自称是“吉拉尔主义者”，当你在学校里遇到扎克伯格和他的产品，你发现这正是切中人类模仿性欲望的社交软件，却决定投资他50万美元，这又是什么故事呢？

这是说明，资本家站在思想家的肩膀上会如虎添翼，成为人类现代性的英雄。还是说一个学者，面对资本回报，应该随时放下心中的价值、信念和主义，推翻自己的真理呢？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即把水搅浑，不承认，把钱落袋，然后闭嘴。毕竟在社会上混，讲的是权力，兜里有钱，人们就认为你有解释真理的权力。

这正是哲学家保罗莱斯利，作为同样师从吉拉尔的学者，作为师兄、校友，对蒂尔的揭发。也是这篇文章《从哲学到权力》的点题所在。

当然，这还涉及到性善性恶的问题。吉拉尔对模仿欲望并非全盘否定，他同样认可人类社会“积极模仿”的部分。但在蒂尔这些受“西方法家”影响的学者而言，他们通常会以单纯的“恶”来理解模仿欲望、暴力与替罪羊。而这就更对他投资facebook的成功形成讽刺。

今天讲的段落，重心落在哈蒙顿·凯利身上。凯利是斯坦福校园牧师、吉拉尔读书会的组织者，也是蒂尔进入吉拉尔圈子的实际引路人。他信奉加尔文主义，持性恶论和决定论立场，否定“积极模仿”的存在，把吉拉尔复杂的模仿理论压缩为“人性本恶、暴力必然、必须强权压制”的简化版本。这种解读与施密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合流，构成了蒂尔政治意识形态的底色。作者以亲历者身份指出，吉拉尔本人从未真正认可凯利和蒂尔的保守倾向，只是在读书会中保持包容与沉默，结果被误解为默许和背书。全文最终揭示：蒂尔一派对吉拉尔的“继承”，实际上是通过凯利这个中介完成的选择性挪用，其结果是思想旗帜的异化，而非忠实延续。

常有人指责蒂尔的纳粹倾向。依我对蒂尔的阅读和了解，我认为不能这么说，包括我也不认为他赞同上期讲的“黑暗启蒙运动”的反人类主张。但毫无疑问，他在右翼思想上跑得太远，太偏激，作者对他“以吉拉尔的声誉背叛吉拉尔”的揭发，也是正确的。

01

接着聊。我把上回的内容重新梳理一遍：上回我们谈到一位与彼得·蒂尔有关的人物——不是吉拉尔的大学校友，而是蒂尔的大学校友——他对蒂尔异化、滥用吉拉尔思想提出了批评。上一期我们花了很多篇幅谈保罗·莱斯利对万斯的批评。表面上像是在“骂万斯”，但根子上还是借批评万斯来批评彼得·蒂尔。

保罗·莱斯利的意思是：蒂尔一方面宣称自己做了很多哲学思辨，另一方面却在主张科技右翼、技术集权，甚至和马斯克等人一起推动欧洲极右翼的复兴。今天我还是接着读他的这篇长文，继续看他如何批评蒂尔对吉拉尔的滥用和异化。上回我们也说过，这有点像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任何思想家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自己的思想总会被人截取一部分，拿去当意识形态武器。即便蒂尔自称是吉拉尔的信徒、学生，甚至吉拉尔主义者，说到底，他仍然是在为自己的社会利益服务，把吉拉尔当作一面思想大旗来使用。这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上一期我们主要在谈万斯，这一期继续回到作者保罗·莱斯利，看他如何批判蒂尔，以及所谓“蒂尔江湖”里的一系列人物。在作者看来，真正顽固而彻底的吉拉尔主义者，不会接受万斯那种对吉拉尔的使用方式；万斯对吉拉尔的解读，更像是一种表演，而不是深思熟虑。意思是，你作为政客、商人或媒体人，只要高举一面大旗，就能从中获得社会利益。比如说，一个媒体平台也可以打出“我们推崇吉拉尔”的旗号，把吉拉尔当作内容品牌、价值主张乃至商业化方向，再借此聚拢注意力、资源、流量和品牌，最后变成赚钱的工具。作者批评的正是这种对思想家的滥用：你一边说自己是吉拉尔的徒孙，通过蒂尔又认了吉拉尔这个“师爷”；另一边却不断把“反对模仿性暴力”“反对替罪羊机制”这些说法拿出来做表演，实际上却是借这套话语在社会中攫取利益。尤其作为政客，你最终要攫取的是选票。

所以作者才会说，万斯对吉拉尔的解读更多是一种表演，而不是深思熟虑。因为在社会传播中，动员人往往靠的不是理论，而是slogan。你不能给大众完整解释一套理论体系，只能喊出一句最能动员人的口号，比如“跟我走，分地”，人就会跟着走。作者对万斯的批评也是一样：万斯只是反复喊“反对模仿性暴力”“反对替罪羊机制”，却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工作，最终一切都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生涯。因此在作者看来，这不是对吉拉尔主义的宣扬，而是对吉拉尔的一种亵渎。

其实这种批判方式也可以当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工具。日常看问题时，如果有人提出一套思想、一个价值标准、一种思辨方法，本来应该是严肃的；但如果他只是从中截取一句slogan，到处去喊，再让别人为这句slogan买单，那通常就已经变成一种社会化的、不严肃的、政治化或商业化的操作。你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实践，但它并没有遵从那套思想体系本身，最后导向的也不是对那套思想的延展和实践，而是别的目的。这是我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某种表象的看法。

接着往下。作者说：考虑到万斯如今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在斯普林菲尔德，这种做法加剧了人们对弱势群体毫无根据的恐惧。这里谈的其实是共和党当时对海地移民的污蔑，以及万斯和特朗普对海地移民的打击。因为有不少海地人来到斯普林菲尔德，尽管其中很多人或许手续合法，但由于人数较多、与当地居民关系紧张，万斯便开始散布流言，说这些海地移民“吃猫、吃狗、吃鸭子、吃宠物”。这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压力。

海地移民本来就是因为本国局势恶化才外逃，到了斯普林菲尔德之后，又被共和党人扣上破坏社会环境的帽子。这正是作者要批判万斯的地方：第一，你不能用这种手段对待弱者；第二，所谓“吃宠物”的说法，大概率就是胡说八道。你这么做，就是为了获取当地居民的选票：一方面宣示自己要收紧移民政策，另一方面向选民承诺“我会替你们把海地移民赶走”。在保罗·莱斯利看来，这是一种极其下作的政治手段，而且还打着吉拉尔的旗号。

作者进一步说，这种言论令人想起历史上那些通过非人化叙事为系统性残酷暴行铺路的时刻。最初对吉拉尔思想的误解，如今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套在全美范围内把弱势群体变成替罪羊的剧本。也就是说，他们一边举着吉拉尔的大旗，一边实践着反吉拉尔的行为，在全美国迫害移民，以此博取政治利益。这就是作者对万斯和共和党的批判。

02

接着，作者把目光转向彼得·蒂尔。

他说，蒂尔未必是在直接教唆万斯误读吉拉尔，但蒂尔在万斯心中的威望，以及吉拉尔在蒂尔心中的威望，已经使吉拉尔成了万斯无法抗拒的模仿对象，即使万斯对吉拉尔的理解并不完整。蒂尔在塑造万斯的政治轨迹、向他介绍吉拉尔思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万斯则把吉拉尔的思想既当作自我辩护的框架，也当作衡量其知识可信度的标志。这里后半句很关键：所谓“衡量其知识可信度的标志”，意思就是吉拉尔作为思想家的公共形象和思想分量，被万斯拿去给自己做背书了；与此同时，他又在做很多反吉拉尔的事情。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彼得·蒂尔时，情况就更复杂了。作者认为，蒂尔对吉拉尔的理解更深，而且他的财富使他有能力对政治舞台施加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对模仿理论的真正理解，再加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值得批判审视的挑战。蒂尔似乎把吉拉尔关于竞争升级、社会机构日益紧张的洞见，理解成采取大胆先发制人行动的必要条件。他认为，美国的宪政机制可能会妨碍应对西方生存威胁所需的强力行动；在他看来，接受吉拉尔思想，似乎意味着为了确保西方未来，有必要拆除传统的民主保障，哪怕这意味着颠覆宪政规范。

这段比较好懂。我们以前也讲过，蒂尔一直认为西方文明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从“9·11”到中美博弈，他都认为西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或者一套强有力的机制，来恢复其荣光。在这个判断下，被他视为首要障碍的恰恰是民主制度，甚至连宪政这种现代性的政治遗产都可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作者对蒂尔的批评就在这里：如今全世界的民主都在倒退，民主意识也在衰退，整个世界都在右转。无论是科技右翼还是政治右翼，本质上都在追求集权。这就是作者对蒂尔和万斯的批评。

不过也要强调一点：吉拉尔本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光谱站位。回顾他的作品和学术生涯，他并没有清楚表态自己是反集权、反民主，还是左还是右。所以，虽然我们今天借吉拉尔来批评蒂尔，但也很难简单把吉拉尔说成左派；他更像一个中间派。

作者接着说，他和蒂尔相识于两人都二十多岁的时候。蒂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积极参与讨论的学者。熟悉他职业生涯的人都知道，他对吉拉尔和模仿理论的热情一直是真诚的。这里和前面对万斯的说法形成了对比：万斯要么是假的，要么至少是误读了；但蒂尔不同，作者认为蒂尔对吉拉尔的热情是真诚的。两人认识三四十年了，所以这应该是作者对蒂尔较为直接的判断。蒂尔最近还自称是不折不扣的吉拉尔主义者。也就是说，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蒂尔大概公开说过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吉拉尔主义者。

接下来作者说，蒂尔以创新的方式运用自己对模仿理论的深刻理解，投资那些利用竞争、对抗和声望渴望的企业，并以此积累了巨额财富。比如《社交网络》所展示的那样，Facebook最初就是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甚至可以说以牺牲为核心的平台。作者的意思是，Facebook从第一天起就是反吉拉尔的。吉拉尔并不赞成人们过度沉溺于模仿性欲望，但Facebook恰恰就是建立在人们的模仿性欲望之上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彻底的吉拉尔主义者，在投资Facebook的第一天，你就应该知道自己投的是一个反吉拉尔的平台。因为它以竞争、以模仿性竞争，甚至以替罪羊式的牺牲为机制而运作。有了这种平台，替罪羊机制的实践只会更多，网络暴力也会更多。

作者又提到，扎克伯格在哈佛最早做的Facemash，让学生在“谁更好看”的游戏中比较同伴照片，本质上就是把拒绝和排斥游戏化。也就是说，它把模仿性暴力和替罪羊机制游戏化了。蒂尔在听完扎克伯格的推介之后，成为Facebook的第一位投资人，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我稍微补充解释一下这里的逻辑。Facebook的故事大家都熟，如果蒂尔真认同吉拉尔对模仿性欲望和替罪羊暴力机制的批判，那么在看见Facebook的第一天，他就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反吉拉尔的平台。可也正因为他懂吉拉尔，他才能在第一时间看出它的商业潜力：这正是一个能集中释放吉拉尔所批判的人性之恶的平台。换句话说，如果蒂尔只是个懂这套理论的投资人，不自称是吉拉尔信徒，那你可以说他用知识去赚钱，这当然也成立；但如果你同时自称理论家、思想家、百分之百忠于吉拉尔的吉拉尔主义者，那你就应该反对Facebook，而不是投钱去支持它。所以从投资角度看，蒂尔对吉拉尔理论的理解和运用，确实体现了很强的商业判断力；但从思想家的角度看，这恰恰构成了对吉拉尔主义的背叛。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宣泄模仿性暴力的平台，却仍然支持它。

作者继续说，蒂尔因此被誉为“点赞之父”。他的商业活动展现出他非凡的能力：他能够精准把握模仿时代精神，不仅依靠竞争，也通过利用社会认同和人际连接的驱动力，打造出像LinkedIn和Spotify这样每天有数百万人使用的平台。然而，一旦谈到政治哲学，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与模仿理论之间一种更令人担忧的关系。也就是说，蒂尔在商业领域有效运用了模仿原则，但在政治哲学上却显得更加摇摆和矛盾。这一点无论从总体上看，还是从他与吉拉尔观点的契合度来看，都是如此。

从总体而言，蒂尔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2023年，他曾形容自己学生时代是校园里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自斯坦福时期起，他就一直是政治正确的坚定反对者，一直反感左派那套东西。1995年，他与好友大卫·萨克斯合著《多元化神话》，批判的就是多元化政策，尤其是精英大学中的多元化政策。书中认为，这类框架通过强行推动意识形态一致性、助长受害者文化，削弱了精英主义与学术严谨性。蒂尔还请求吉拉尔为这本书写推荐语，并得到了回应。吉拉尔的推荐语大意是：“两位斯坦福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以详尽的笔触记录了那里的现状，这应该有助于增强大学管理者的魄力。”这段话虽然语气温和，但本质上只是让蒂尔得到了这位著名前任教授的一点认可。

这里我解释一下。作者的意思是，1995年蒂尔还很年轻，就已经明确在批判左派的政治正确和精英大学里的多元化文化政策。他写了这样一本立场鲜明的书后，去找吉拉尔写推荐。可吉拉尔给出的评价其实非常保守，几乎没有明确站队。它更像是一种很客气、很留面子的评价，而不是思想上的背书。作者的意思大概就是：吉拉尔并没有真正支持蒂尔的立场，只是给了一个很谨慎的、偏观察性的推荐。

接下来作者说，这种缺乏具体支持、显得不温不火的推荐语，其实构成了一种模式：蒂尔会把吉拉尔这种谨慎的姿态和评论，理解成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支持，即便蒂尔的观点与吉拉尔大相径庭，这种模式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明明吉拉尔的态度非常保守，甚至未必真认同你，但蒂尔却放大了这种支持，把它理解成“我得到了吉拉尔的认可，我就是嫡系、我就是正统吉拉尔主义者”。作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

03

然后，文章引出了另一位关键人物：罗伯特·哈蒙顿·凯利。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作者实际上开始揭蒂尔的底了。他的意思是：蒂尔嘴上说自己跟的是吉拉尔，但实际上更受影响的也许是哈蒙顿·凯利。那么哈蒙顿·凯利是什么人？作者说，蒂尔在模仿理论领域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导师，这个人的影响恰恰揭示了蒂尔与吉拉尔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哈蒙顿·凯利是斯坦福的校园牧师，也是吉拉尔的忠实信徒，同时还是一位宗教学者，信奉加尔文主义传统中的卫理公会。他的世界观带有一种类似霍布斯或马基雅维利的阴郁悲观主义色彩，对人性的看法则融合了基督教特殊论和一种近乎诺斯替主义的暴力本体论。

这段话不用硬掉书袋，讲明白就行。意思是说，哈蒙顿·凯利在斯坦福一边担任校园牧师，一边参与相关读书活动，并自称是吉拉尔的忠实信徒。但他本人的宗教和思想背景，使他对人性的看法非常悲观，更接近性恶论，也更接近霍布斯、马基雅维利这种思路。简单说，他更像法家式的人：人性本恶，所以必须被管束；在关键时刻，主权者应当超出常规、行使权力。马基雅维利讲《君主论》，说到底就是一种“例外时刻由主权者决断”的思路。如果粗略类比，确实有点像西方的法家。作者对哈蒙顿·凯利的评价，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偏性恶论、强调管束和权力的传统。

接着作者说，哈蒙顿·凯利公开贬低其他吉拉尔学者对于“积极模仿”的强调，认为那些强调模仿也能产生建设性、非暴力连锁反应的人，都是误入歧途、天真幼稚。这里所谓“其他吉拉尔学者”，很可能就包括作者这一派。作者这一派认为，吉拉尔的模仿理论并不意味着模仿本身是纯然恶的，模仿也有积极和中性的层面。其实这也说得通：人类的一切学习、社会化和成长，都离不开模仿。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学吃饭、学读书、学与社会相处，这些都是模仿，而且是积极模仿。吉拉尔也并不否认这一点。

所以我上期也说过，吉拉尔理论其实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现实问题。比如你看某些“抄袭”争议时，可以用它来区分：到底这是洗稿、抄袭，还是学习、借鉴、积极模仿？这在吉拉尔理论里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把模仿一律看成恶，把人做的所有模仿都看成坏事，那么你就会把世界上一切学习、借鉴、继承都视为抄袭；但如果你承认模仿里存在积极部分，你就不会这么简单地下判断。

作者接着说，哈蒙顿·凯利实际上超越了吉拉尔对模仿性暴力那种细致入微的理解。吉拉尔认为，模仿性暴力是一种普遍但复杂的倾向；而哈蒙顿·凯利却认为，人类的牺牲史不仅是文化发展的普遍特征，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动机制的结果。这句话很关键。作者的意思是：在吉拉尔那里，模仿会引发暴力，但模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恶；你不能把模仿的价值本身直接判定为恶。可在哈蒙顿·凯利那里，他把事情推得更远：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是要互相施暴、互相牺牲的，仿佛暴力是自动运转的机制。也就是说，他把人的恶看成了天生的，把模仿带来的暴力看成了一种宿命。

作者随后引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这种僵化立场屈服于一种诱惑：试图把吉拉尔的启示人类学系统化。也就是说，一旦你把模仿导致的暴力后果看成自动发生的，就忽略了这套理论最关键的细微之处。这一段是今天读到这里最绕的一段，我用自己的话讲就是：哈蒙顿·凯利不承认模仿的积极性，只承认它的消极结果，认为模仿必然带来暴力，所以人的恶也是天生的。这样一来，他就把吉拉尔复杂的模仿理论压缩成了一套决定论：人性本恶，人注定会互相伤害，所以必须依靠强力的制度和权威来压制。这正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接近法家、接近君主论的逻辑。

但在作者看来，这并不是吉拉尔的本意。作者并没有说自己是性善论，也没有说吉拉尔是性善论；但他至少认为，不能把吉拉尔的模仿性暴力和替罪羊机制仅仅理解成对“恶”的揭露。那样做，是把吉拉尔看扁了，是忽略了他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截取了其中关于恶的那一面。

看问题。

04

要理解蒂尔对模仿理论的运用，就必须承认汉密尔顿·凯利的影响。正是他组织了吉拉尔读书会，而且每次都会出席，经常插话、分享自己的观点，还和勒内·吉拉尔辩论。对于不熟悉他的人来说，他的存在感会非常强。作者说，自己当年还带着录音机去参加读书会，但一到哈蒙顿·凯利发言时，就会悄悄暂停录音，更想优先听吉拉尔本人怎么说。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90年代斯坦福那场吉拉尔读书会的发起人就是汉密尔顿·凯利，但他在其中非常爱插话、爱辩论。作者想表达的是，哈蒙顿·凯利其实是把吉拉尔当作一个思想上的靶子和参照物来看待的；他知道吉拉尔是座大山，也知道吉拉尔的观念有很强的影响力，于是他总想通过和吉拉尔的对话来强化自己的位置。

蒂尔从学生时代起就认识汉密尔顿·凯利，也是通过这层关系加入读书小组的。也就是说，蒂尔最初并不是直接跟着吉拉尔学习，而是通过凯利这个中介进入了这个圈子。作者认为，这层友谊背景非常重要，因为它强化了蒂尔对模仿理论的某种理解，并且用加尔文主义的视角去加以诠释；而这种视角，又正好和蒂尔对施密特、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家的兴趣吻合。我们之前讲过，马基雅维利可以粗略理解为《君主论》的代表，是一种强调主权者决断、强调例外状态的思路；施密特则更极端，他认为政治的核心就是区分敌我、必须选边，甚至是纳粹思想资源之一。所以在作者看来，蒂尔之所以会如此严重地异化吉拉尔，就是因为他同时受到了汉密尔顿·凯利、施密特和马基雅维利这些思想资源的影响。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蒂尔的意识形态基础：从性恶论出发，强调人必须被管束，强调主权者在例外时刻拥有超常权力，强调政治必须界定敌人。

作者接着说，这些思想家对人性都有非常鲜明的看法，而汉密尔顿·凯利的影响，则使得蒂尔对吉拉尔的解读带上了明显的选择性：它压低了“积极模仿”和“结构性暴力的偶然性”这些主题，转而支持一种决定论的立场，而这种决定论后来塑造了蒂尔的政治思想。这里所谓“决定论”，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从人性本恶出发，认为世界注定如此，人注定会彼此杀戮。

此外，作者还特别指出，当时这群求知若渴的听众，其实并不太可能激发出吉拉尔那种尖锐的批判精神。那时的吉拉尔已经七十多岁了，思想仍然活跃，但身边没有像福柯、德里达这样的法国知识分子同辈。正是这些同辈竞争者，曾经不断磨砺他的思想，有时也会激起他强烈的辩护欲。作者举了一个例子：1983年，吉拉尔和希腊裔法国哲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交流时，对方说：“你仍然从受害者的角度看待希腊神话。”吉拉尔立刻反驳说：“我并没有延续什么，我是第一个从受害者角度看待俄狄浦斯神话的人。”这说明，在与真正同量级的思想家交锋时，吉拉尔是会非常鲜明地自我辩护的。

但相比之下，斯坦福的读书会气氛要平和得多。吉拉尔允许讨论自然展开，也不会介入他认为没有必要的竞争。作者的意思是：吉拉尔和福柯、德里达是同辈，他在那样的场合里会真正参与思想对抗；可在斯坦福这类读书会中，面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后辈，他未必会把所有分歧都摊开来争论。你们说你们的，他未必在意，也未必要和你们一一争辩。因此，像汉密尔顿·凯利和蒂尔这样的人，就可能把他的沉默误解成默认，甚至误解成支持。

但作者的判断是，吉拉尔并不一定同意他们，只是不愿意和这些年轻人较劲而已。

作者甚至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汉密尔顿·凯利在读书小组中的角色，就像一个高中篮球教练，总带着自己的队员去和一位NBA球星朋友打对抗赛。这个比喻很直接，意思就是，在作者看来，汉密尔顿·凯利根本无法和吉拉尔相提并论。每次聚会，他却总要坚持和吉拉尔“一对一”。当然，作者也补了一句：他并不是说吉拉尔不欣赏哈蒙顿·凯利的观点，而是说，这种互动常常会给人一种印象——哈蒙顿·凯利很急于利用与吉拉尔见面的机会，引导他说出一些可以强化自己神学观点的话。换句话说，在作者看来，凯利其实也在利用吉拉尔为自己背书；而且作者认为，凯利和吉拉尔之间很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至少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相悖的。

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吉拉尔本人更像是在乐于和一群愿意接受新思想的学者、学生分享自己的最新想法，并在讨论中维持平衡。他往往会小心避开那些偶尔浮现的保守思潮。作者的感觉是，吉拉尔本人对此处理得很游刃有余。

这一节读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今天我们主要把哈蒙顿·凯利这个人拎了出来。在作者看来，这个人才是蒂尔真正意义上的导师。作者认为，不只是蒂尔，包括哈蒙顿·凯利、万斯，甚至他们那一派中的很多学者，都是在打着吉拉尔的旗号、利用吉拉尔为自己背书。但从作者自己的第一手经验来看——毕竟他当年也在那个读书小组里——他并没有感受到吉拉尔对这些人的真正认可。他的判断是，吉拉尔只是对他们比较包容。毕竟吉拉尔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更接近要和德里达、福柯这样的人并置，他没必要在一个小组里专门去反驳、批判这些年轻后辈。相反，作者甚至认为，吉拉尔其实是在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保守、右翼的倾向。

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如果把彼得·蒂尔当成一个长期选题、长期研究对象来看，那么今天这一节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此前很少在公开舆论和公开信息中被提及的人物：哈蒙顿·凯利。在蒂尔当年的同学、同辈学者——也就是这位作者——看来，哈蒙顿·凯利才是对彼得·蒂尔影响最大的人，而蒂尔后来对吉拉尔的曲解和异化，也正是从凯利这里来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回头我再整理一版速记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