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岁那年，先后和三个姑娘睡过 奇怪的是 这三个人后来全都出了事

我三十一岁那年，回老家喝堂弟的喜酒，席间有人起哄让我讲段子。我端着酒杯，望着满桌子红彤彤的肘子和油光光的笑脸，忽然想起十九岁的自己，那张扬着汗毛、不知天高地厚的脸。那天晚上我一个字没说，倒是一口气喝了八两白酒，醉得把婚宴上的塑料花当成真玫瑰，抱在怀里不肯撒手。但有些花，终究是假的。

二〇〇六年的县城，日子像老式挂钟的摆锤，晃荡得慢，却一下一下砸在骨头上。我住在城东老棉纺厂改的出租屋里，同屋的四个汉子，白天在工地推水泥车，晚上回来脚臭能熏醒蚊子。那会儿我兜里揣着三十五块六毛钱，就敢拍着胸脯请姑娘吃麻辣烫——不是勇敢，是无知，就像井底的蛤蟆，以为天空就是井口那么大。我第一次遇见小芸，是在夜市卖炒面的摊子前。她蹲在地上系鞋带，后脖颈露出一小截白，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根刚抽条的柳枝。我请她吃了碗三块钱的素面，她回我一瓶一块五的汽水，那时候的感情，便宜得像地摊上的打火机，一摁就着，却经不起风。但你知道吗，年轻人缺的不是爱情，是拿什么去装爱情的那个容器。我那时候的容器，是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漏得厉害。

后来她家里介绍了个开五金店的，有辆二手桑塔纳，她问我能不能三年内在县城买房。我当时嘴里嚼着半根火腿肠，愣是咽不下去，不是因为羞愧，是因为那一刻才惊觉，自己连个像样的谎言都编不出来。她走后半年多吧，我听说那男的酒后开车撞上了隔离墩，人当场没了，小芸哭得差点瞎了一只眼，后来去南方电子厂打工，再也杳无音信。我当时蹲在宿舍地上抽烟，心里不是滋味，却说不清是心疼她还是害怕什么——就像走夜路时后颈突然一阵凉，你回头什么也没有，但那种被盯上的感觉，留下来了。

阿玲是第二个。她在超市门口给人发手机卡的传单，嘴皮子利索得能当刀使，见谁怼谁，可有一回下雨，我看见她蹲在楼梯口啃一个冷包子，眼泪砸在塑料袋上吧嗒吧嗒响。我们都是那种“漂”着的人，像水上的浮萍，看着聚在一起，实际上底下的根谁也摸不着谁。有天晚上我们挤在我那十平米的小屋里，窗户外头麻将馆的“碰”“杠”声一浪高过一浪，屋里的潮味混着廉价洗衣粉的香，荒唐得像是谁故意拍的烂片。她后来怀过一次，去医院那天是个阴天，出来的时候脸色比天还灰。她说：“我身份证都快过期了，拿什么养？”这话比刀子还狠，因为它不是不爱，是爱不起。她回老家那年秋天，她爸在建筑架上摔下来，脊椎断了，家里那根顶梁柱一折，她就此沉进了日子的泥潭里，再没浮上来。我后来打她手机，先是关机，再是空号，最后那个号码成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我没敢再打，好像只要不打，她就还在某个地方好好活着。

小雨是第三个，也是让我最说不清的一个。二〇〇八年春天，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在网吧门口卖烤肠，手机里存满了路边野花和黄昏天空的照片。她说她要去杭州学化妆，说要开间属于自己的小店。那天晚上我们在桥洞底下坐了一整夜，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呼吸轻得像猫，我盯着河面上碎成一片片的月亮，忽然觉得日子好像也没那么差——人就是这样，在最穷的时候，反而最容易以为明天会好。她走那天穿了件白色外套，在车站二楼朝我挥手：“等我发达了，请你吃海鲜。”可我等到的是半年后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说她凌晨出门买退烧药，被一辆无牌摩托撞出去七八米远，抢救了四天，还是没醒过来。我当时在工地拌水泥，手里那根铁锹“咣当”掉地上，把脚趾砸出了血，可脚上的疼比不上心口那一下——那感觉就像你正做着一个挺美的梦，突然被人一巴掌扇醒，醒是醒了，但整个世界都歪了。

那几年，我常想起一句老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可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算“有”，什么算“无”。你说我19岁那年跟这三个姑娘的事，跟她们后来的遭遇有没有关系？——我琢磨了十几年，翻来覆去地琢磨，就像拆一件毛衣，拆到最后只剩一团乱线头。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联系，那就是我们都在最扛不住事儿的年纪，遇见了扛不住的事儿。不是谁克了谁，而是那时候的我们，都像站在冰面上跳舞，看着热闹，可冰底下什么裂缝在走，谁也不知道。

现在我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货架上摆满了螺丝钉和合页，顾客来了我就给人拧个把手、修个抽屉。有时候傍晚打烊，我会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抽烟，看着放学的姑娘们叽叽喳喳走过，她们的裙摆像蝴蝶翅膀，轻轻一扇，就扇起一堆陈年的灰。我心里会忽然空一下——不是疼，空比疼更折磨人，因为它连个抓手的地方都没有。

但我也明白了一件事：年轻时候的遇见，大多数不是缘分，是巧合；而巧合后面的结局，大多数不是宿命，是概率。十九岁那年我穷得叮当响，兜里的钱、心里的底、手里的本事，统统不够用，所以我抓不住任何人，就像手太小抓不住满把的沙。现在我有房有车了，可那些让我想抓住的人，早就不在了。生活就是这样——等你终于学会游泳了，当初那片海已经干了。

可我有时候还是会想，如果那年小芸问我的时候，我能说出个三五年的计划；如果阿玲去医院那天，我能在旁边多说两句“别怕”；如果小雨走之前，我拦住她说“别去了”……这三个“如果”加起来，会不会改变哪怕一个人的结局？还是说，所有的“如果”都是成年人用来骗自己的安慰剂，像小时候对着吹散的蒲公英许愿，其实风向才不管你怎么想？

我蹲在店门口，烟灰被风吹进眼睛里，呛出两滴浊泪。夕阳把对面楼顶晒被子的女人镀成金色，她拍打棉被的动作，一下，一下，像在拍打岁月本身。十九岁那年我以为睡过就是拥有，现在才知道，真正的拥有是你看着一个人好好活着，哪怕她嫁给了别人、生了孩子、在菜市场跟你擦肩而过假装不认识——那也是一种圆满。可惜我连这种圆满都没有。

你问我后不后悔？——悔，也不悔。悔的是那时候太笨，不悔的是，笨过之后总算学会了，什么叫轻重。只是啊，每次路过那个夜市摊，看见炒面的大叔还在原地颠勺，火苗窜起来“呼”的一声，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也随着那团火，一块儿窜上了天，再没落下来。

你们说，这世上的事儿，到底是我们选择了命运，还是命运选了我们？——反正我现在拧螺丝的时候，总喜欢多拧半圈，不为别的，就为紧一点。日子这东西，松了，什么都兜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