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不褒奖好人好事，远比纵容坏人坏事，后果要可怕得多？

8月18日晚9点，西宁城东区北小街，一名醉酒男子持刀已捅伤两人。 2005年出生的外卖骑手于荣先送餐路过，先弯腰把外卖摆到路边安全处，再骑车绕到行凶者背后，松开车把让电动车撞倒对方，全程没把电门拧满。 8月20日，恰好是他21岁生日，平台撤掉他当晚的超时记录，给他发了"先锋骑手"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

这5000元不是普通的红包。 它和六百年前明朝那块沉甸甸的"义民"匾额，做的是同一笔账——社会必须为真心行善的人买单，不然下一个持刀者出现时，围观的人群只会更多。

1368年明朝立国，一个县令带着几十个衙役管几万百姓，靠官府把每个角落都盯过来根本不现实。 朝廷想明白了一件事：基层秩序得向民间采购。

采购的价码写得很清楚。 正统年间定下相对统一的标准：南方富民捐谷一千石、北方部分地区富民捐谷五百石助赈，可旌为"义民"，免除本户杂泛差役若干年。 捐得多的，从"旌异优免"上升为"冠带荣身"，授予一定品级的冠带，享受朝廷的功名。

这笔账有多划算？ 来看看正统五年那道敕书原文："尔能出谷二千石用助赈济……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五年。

到正统十四年十月至景泰元年七月，明廷连续颁布各项有关赈灾助饷的条例。 荣誉的等级，由"旌异优免"上升为"冠带荣身"。 针对南方的兵祸和灾害，也实施类似政策：第一级大同、宣府、贵州，每名150石；第二级湖广、福建、四川、广东、浙江，每名400石。 凡是达到或者超过上述定额者，"冠带荣身"；能达到半数者，"旌异优免"。

朝廷没从国库掏一两银子，用虚衔和免役的额度，换来了民间真金白银的粮食。 富户保住了族人和财产，灾民拿到了活命粮，官府省下了调兵平乱的军费。 这是一道三方都赢的算式。

到了明朝中晚期，这道算式开始变形。

军费开支爆炸，国库空虚，朝廷为了筹饷不断抬高赏格。 《明史·食货志》记下来一条关键的变化："武宗时，富民纳粟赈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 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 "

二十石就能换冠带，和正统年间千石换五年免役相比，荣誉的含金量被稀释了几十倍。 更要紧的是，研究者指出，在具体实行中，选人可逐级加纳，以优先获选、升授职位，最终与卖官鬻爵相合流。

当满街都是花钱买来的冠带，冠带就不值钱了。 当地方官为了完成摊派，巧立名目向有旌表之家继续征税，免役的承诺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这时候富户们算的账变了：交了钱、拿了冠带，依然保不住粮、保不住人。 那还不如把粮食藏进地窖。 下一次大旱来临时，开仓的人越来越少，流民越来越多，朝廷必须花十倍百倍的军费去善后。

不鼓励好人好事的代价，从来不是"少几个好人"这么轻。 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治安成本、救灾成本、治理成本全部向上叠加，最后压垮的是系统本身。

把镜头拉回西宁。 于荣先的5000元奖金背后，其实站着一整套现代版的"旌表制度"。

以衢州市2025年印发实施的《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为例：见义勇为人员经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嘉奖或者记三等功；事迹特别突出的，给予记二等功；事迹特别突出、有重大社会贡献的，上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确认为见义勇为的人员颁发证书和奖金，奖金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

兜底条款更关键。 医疗机构对见义勇为受伤人员应当优先开通急诊急救"绿色通道"，先救治、后付费。 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残疾生活补助费和其他因见义勇为引起的合理费用，由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按规定在见义勇为经费中先行支付，行为发生地县级见义勇为工作部门依法追偿。 有工作单位的，误工期间用人单位应发工资、奖金及福利；无工作单位的，由行为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给予经济补助。

安徽省的规定更直白：见义勇为人员事迹特别突出、有重大影响的，由省人民政府给予不低于上一年度本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倍标准的奖励。

把这些条文和明朝的敕书放在一起看，逻辑完全一致——社会用真金白银告诉每一个人：你出手，成本我来扛。

回到那个21岁骑手。 他的5000元来自外卖平台，不是来自政府见义勇为专项经费。 平台这一手做得漂亮，撤销超时、申报"先锋骑手"、颁发锦旗和奖金，是一次标准的企业级"旌表"。

可这里藏着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当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持刀行凶，他保护的是现场所有普通群众的安全，受益的是整个公共秩序。 这笔费用，该由一家商业平台来出吗？

明朝的答案是：朝廷用国家信用为善行背书。 现代的答案是：政府用专项经费、用法律条文来兜底。 平台的5000元是锦上添花，不是制度骨架。

如果下一次，另一个骑手、另一个快递员、另一个普通路人站出来，他所在的公司没有这样的奖励预算，他还能拿到这5000元吗？ 如果拿不到，他还会不会毫不犹豫地绕到持刀者背后？

善意会不会因为"有没有遇上一家大方公司"而变得时有时无？ 当一个社会的善行回报主要靠企业的偶发善意来维系，而不是靠稳定的公共机制来托底，这样的善意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