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2000多公里，上海农业科技在云南“长”成产业

一项农业科技成果，从上海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云南，会发生什么？

一粒种子，落到山坡地上，可能长成一片稻田；一株菌种，进入生产车间，可能变成一根根菌棒；一套灌溉技术，也可能让原本缺水的土地上，长出大片青翠的竹林。

2026年，沪滇协作迎来30周年。

30年来，上海与云南，一个位于长江入海口，一个地处西南山地，两地资源禀赋不同，却在长期对口协作中不断加深联系。农业领域的合作，也从品种、技术起步，逐渐延伸至科研攻关、人才培养、企业合作和产业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上海农业科技成果走进云南田间地头、生产一线。双方合作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个被推广的品种、一项项落地的技术，更是一种让科技与土地相遇、与产业结合、与农户连接的合作方式。

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

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大水井乡新田村，海拔上千米的山坡地上，稻田铺展，满目绿意。

在云南，海拔上千米的山坡地上，稻田铺展，满目绿意。（图片来源：邹佳昊 摄）

对当地农户而言，过去在这样的坡地上种水稻绝非易事。传统水稻依赖水田条件，种植过程中需放水整田，还要经历育秧、插秧等多道工序。“我们这边田块小，机械进不来，基本都靠人工。”大水井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蔡改良说。

一粒来自上海的种子，为旱地种稻打开了新的可能。这是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带领团队研发培育的节水抗旱稻，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它改变了传统水稻“无水不欢”的特性，可节约灌溉用水50%，减少甲烷排放90%。同时，保持良好的产量表现，能适应旱地、山坡地等种植环境。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带领团队研发培育的节水抗旱稻。（图片来源：邹佳昊 摄）

罗利军团队与云南的合作由来已久。“云南94%是山地，怎样把水稻种到山坡地上去，是我们的基本目标。”他说。

在新田村，农户去年开始试种节水抗旱稻，今年已初见成效。蔡改良介绍，当地高温高湿，传统水稻易发稻瘟病，而节水抗旱稻抗病性较好，“今年观察都没有病害”。产量方面，节水抗旱稻亩产达500多公斤，与常规水稻相当。同时，省去了育秧、插秧等环节，人工投入也大幅减少。

实际上，“上海种子”进入云南后，并非简单“拿来就种”。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指出，节水抗旱稻首先要解决品种适生性问题——种子须在旱地土壤中顺利出苗，并具备较强的分蘖能力和发达的根系；有了适生品种，还需配套解决旱地除草等栽培技术。

云南各地海拔、气候、水分条件差异显著，需要匹配不同的品种和技术模式。目前，已探索出缺水山地旱种旱管、喷灌设施旱种、果树地套种、灌溉水田旱种水管等模式。

从“能不能种”到“怎样种得好”，农业科技与本地生产条件的持续磨合，让科研成果一步步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田野。

在曲靖市陆良县，上海科研力量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也很典型。2022年，陆良爨乡绿圆菇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农科院签订技术合作协议，此后围绕品种、技术和产业化应用持续开展合作，上海食用菌科研团队还设置专家工作站，为生产一线提供技术支持。

上海选育的“上研1820”在云南落地。（图片来源：邹佳昊 摄）

上海选育的“上研1820”正在这里落地。“相比传统黄色金针菇，这一品种入口更顺滑，不塞牙，还带有甜香味。”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所副研究员陆欢说。

从实验端走向生产端，这个品种经历了两年多的本土化调整。首先要适应当地原材料。“云南的玉米芯、桑枝可以就地取材，但不同玉米品种的玉米芯硬度不同，菌包的保水性、透气性也不同，连颗粒度都需要反复调整。”陆欢说。

上海选育的“上研1820”在云南落地。（图片来源：邹佳昊 摄）

同一个品种，在上海和云南的表现可能“千差万别”，科研人员需根据当地原料、气候和生产条件，不断调整配方与技术参数。

这种调整并非一蹴而就。“上海方面技术人员一年至少到企业现场四次，遇到特殊生产需求，也会及时赶来解决问题。”陆良爨乡绿圆菇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绍保说，经过对原料、配方和栽培技术的持续优化，“上研1820”的平均产量从最初每袋600多克、700多克，目前已稳定在800多克。

科技的持续接力

在云南山林里，金耳是本土珍稀野生菌，兼具营养和食药两用价值。过去，它更多以野生资源的形态存在，资源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产业优势。

云南菌视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企业主动对接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开启长期产学研合作。“只凭老经验摸索，农业很难迈向现代化工厂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公司总经理陈勇说。

在云南山林里，金耳是本土珍稀野生菌，兼具营养和食药两用价值。

围绕金耳产业化过程中菌种容易退化、难以稳定量产等问题，上海科研团队运用杂交育种、分子育种等技术开展攻关，推动野生金耳种质资源向适合规模化生产的优良菌种转化。

依托沪滇联合科研攻关成果，菌视界突破技术壁垒，建成金耳工厂化栽培基地，实现金耳全年稳定规模化生产，金耳鲜菇日产15吨，市场占有率更是超过85%，远销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菌视界已经建成金耳工厂化栽培基地。

从认识一种资源，到解决菌种问题，再到建立稳定的生产体系，金耳走过的，是一条科研、生产和产业不断靠近的长期路径。

这恰是科技成果落地的真实写照——一项成果真正扎下根，绝非一次引进就能完成。从一个品种到一套技术，从一次试种到持续深耕，沪滇农业科技合作向更深、更实处推进。

把视角从山林转回稻田。2017年，云南省农科院引进罗利军团队选育的“旱优73”开展试种。此后，双方围绕节水抗旱稻持续开展合作，进行不同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旱优73”“旱优116”“旱优3015”“旱优786”等多个优质品种先后通过引种备案或审定。

2026年，节水抗旱稻在云南的推广面积约15万亩，覆盖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地，部分地区果下套种亩产也能达到400多公斤。

科技接力，传递的不只是品种，更是人。近年来，沪滇双方进一步推动农业科技合作走深走实，围绕“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吸引上海农业专家、科技特派员等参与协作，同时加强云南干部人才赴沪进修培养。

目前，云南已建有多个专家工作站，并借助当地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推动上海科技成果在滇落地，从成果转化、农技推广、标准化建设、品质提升等方面，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提供有力支撑。

譬如在普洱，当地围绕基层科技人员培训，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强交流，邀请上海农科院专家授课，并把优秀学员送出去培训，在交流中实现资源共享、相互助力。

创造增收新动能

农业科技的价值，最终要见诸经济效益。

在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三棵桩村，上海华维带来的改变，发生在因缺水而长期未能充分开发的山地上。

这里适宜种植甜龙竹，但每年11月至次年5月的旱季，水源匮乏，过去缺少稳定灌溉，竹笋只能依赖自然降水，产业发展始终受制于天。

沪滇协作以科技为纽带，将水引上了山。项目新建抽水系统，把水源提至山地，再经管网输送至甜龙竹种植区；田间则布设智能化喷灌系统，依据作物生长需要，精准供水供肥。

沪滇协作以科技为纽带，将水引上了山。

这一模式让灌溉从“人跟着水走”转为“水按需求来”——系统可按设定时间和用量自动完成作业，千亩基地的提水、施肥、灌溉，仅需2名管护员，水肥利用也更精准高效。

技术带来的效益已经显现。“过去，每年6月至10月是出笋旺季，市场供应集中，价格偏低，一级品每公斤约4元，二级品仅2元左右。如今，借助水肥一体化和精准灌溉，淡季也能产出竹笋，价格最高可达每公斤30元。”南屏镇三棵桩村甜龙竹项目挂钩联系干部吴承伟说。

通过反季节、错峰上市，打破了过去“夏季有笋、冬春少笋”的生产周期。上海华维普洱分公司负责人谢炳华计算，按淡季亩产100公斤估算，一亩地可增收约2500至3000元。

要让一项技术真正惠及农户，单靠技术本身还不够。

此前，三棵桩村甜龙竹种植以散户为主，技术标准不统一，农户还面临资金和风险压力。为此，村里构建起“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农户”的利益联合体，实行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物资供应、统一品牌销售。针对农户“想升级、缺资金、怕风险”的顾虑，探索“先建后付、以笋抵款”模式，千余亩土地正逐步成为实实在在的增收路径。

千余亩土地正逐步成为实实在在的增收路径。

类似的故事也在别处发生。陆良爨乡绿圆菇业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村委会+基地连农户”模式，将菌种供应、技术指导、生产和销售串联成链。2025年，公司销售收入达6563万元，直接带动周边600余户农户从事食用菌种植，就地转移劳动力1200余人，年人均纯收入达1.6万余元。

从一粒种子、一株菌种，到一套灌溉系统，上海农业科技正在云南的土地上找到新的落点。这样的转化，离不开两地资源的深度互补。上海的优势在于科研、品种、人才与技术，云南则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广阔的农业场景和不断壮大的特色产业。

30年来，两地通过企业、科研机构、推广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不断连接，让科技成果从“落地”走向“生长”。一项项成果扎根云南，也让沪滇农业科技合作在一次次具体实践中，积累起更加深厚、可持续的产业能力。

原标题：《跨越2000多公里，上海农业科技在云南“长”成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