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春 钟倩：刻在石碑上的战役——宋蒙礼义城之战

从大斌山远望礼义城

201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调查时发现了一通石碑的9块残片，对照《同治渠县志》等文献可知该碑为宋代胡将军碑。碑阳文字已完全磨灭，碑阴的地图—《礼义城图》还清晰可辨。地图内容除山川地物外，还有城垣、城壕等城防设施，以及梯子、旁牌、炮架、对楼等攻守器械，显然是一份城池攻防地图。那么，《礼义城图》刻绘的是哪一场战役？其中隐含了什么秘密？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13世纪的宋蒙战争说起。

蒙军入蜀与礼义城之战

13世纪，蒙古迅速崛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草原骑兵纵横亚欧大陆，兵锋所向皆望风而靡。在中国境内，蒙古先灭西夏，次灭金国，复携雷霆万钧之势发动灭南宋之战，宋蒙战争由此爆发。战争之初，蒙军突破川蜀防线，数次出入四川盆地，在富饶的巴蜀大地横行劫掠和屠杀，时人吴昌裔感叹：“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为守住长江上游地区，朝廷以名将余玠担任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四川制置使，余玠及其继任者在川蜀地区创造性地建设了著名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这些山城总数超过100座，其中较为重要的有20余座，控扼水陆交通要道，形成“如臂使指”的联防体系。山城大多建于四周崖壁嶙峋、山顶平坦开阔的方山之上，并依据地形随宜修建城墙。宋军以陡崖高墙为屏障，居高临下，使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军尝尽苦头，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有效扭转了战局。

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与礼义城

礼义城位于今四川渠县土溪乡渠江右岸礼义山上，是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中不甚起眼的一员。礼义山是一座典型的方山，城东北和城北极为陡峭高峻，唯城东、南、西三面崖壁高度稍低，山麓坡地较平缓。城址平面不规则，面积约0.51平方公里，周长约4300米。宝祐三年（1255），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渠州州治迁入礼义城。

元宪宗八年（宋宝祐六年，1258）秋，蒙哥汗率大军三路攻蜀，中路军由蒙哥亲自带领，顺嘉陵江而下；东路军以诸王莫哥为帅，经米仓道沿渠江推进。此时的渠州州治已迁至礼义城，宋军据城固守，莫哥久攻不下。因急于与蒙哥会师，莫哥匆忙赶赴青居，军队暂时交予万户史天泽。此为礼义城战役的第一阶段。

蒙哥统率的中路军战果辉煌，又时值农历新年，于是大摆宴席庆功。莫哥大概因战果不佳，自觉羞愧，未敢逗留，于正月初三日再赴礼义城。为增加胜算，他特意带上了宋朝降将杨大楫的队伍，礼义城之战进入第二阶段。

关于第二阶段的战斗，正史中仅寥寥数语，未记载战斗的经过和结果，后出的《元书》则明言其“未克”。不过当地明清方志记载稍详，多用“以死拒元军”“以死拒守”“矢死固守”等语言表述守城情况，结果是“城得无恙”。这不免给后人留下了难解的谜题，这一不起眼的小小山城为何能使威震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两度折戟于此呢？《礼义城图》的现世或可为我们解答这一疑惑。

《礼义城图》

《同治渠县志》载：“练使胡将军碑。碑高约丈余，广八尺有奇，额题‘知郡都统练使将军胡公全城却敌之记’十六字。”胡将军指当时礼义城的守城将领胡载荣，正是由于他率领当地百姓士卒誓死固守，城池才得以保全，但胡将军却不幸殉职，“谥为镇国之大将军”。《同治渠县志》又载：“碑字体约五分，共五十余行，行五六十字，合计不下数千言……碑阴刻《礼义城图》，图与碑高、广相埒，左刊‘东’字，右刊‘西’字，上刊‘北’字，下刊‘南’字，字各广三寸余，端楷无少刓缺。中绘城郭、民居、廛市、田里、道涂，井然不紊。”由此可知，胡将军碑乃是一通纪功碑，碑阳为文字，碑阴为地图，文图并茂，共同讲述胡将军在礼义城之战中的事迹。因此，胡将军碑很可能立于开庆元年（1259）宋军取得礼义城保卫战胜利之后不久，推测为该年的春季或夏季。

《礼义城图》拓本

胡将军碑因立于坡地，后来不幸倾倒，碑阳朝上，碑阴朝下。当地孩童以此为滑梯玩耍其上，加之日晒雨淋，碑阳的文字磨灭较甚，以致于在清同治年间（1862—1874）已“字迹磨灭，间有数字隐约可辨，不可句读”，而今已一字不存了。好在朝下的碑阴因祸得福，保存尚可。令人唏嘘的是，胡将军碑虽然躲过了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却在20世纪70年代惨遭破坏。当时村民需要安装广播电线，竟将胡将军碑裂为9条。当地树木并不难寻，不知时人为何费心费力将此巨碑毁坏。广播电线废弃之后，石碑残片也就散落各处，有的作为土地围栏，有的竟然被砌于猪圈。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尽力搜寻，已在田间地头发现9块残片，另有1块在农户猪圈之中未能取出。经拼合，大约残存原碑的一半，是为不幸中的万幸。

《礼义城图》虽然残缺，部分内容还漫漶不清，但大体可辨。我们在调查简报的基础上对石碑残片进行了重新拼合和摹绘。残石拼合后，一幅场面宏大、内容丰富的城池攻防地图呈现在世人面前，为解读宋蒙礼义城之战提供了一把钥匙。

《礼义城图》摹本

由《礼义城图》看礼义城之战

《礼义城图》绘制内容丰富细致，既包括山川、河流、道路、宅院等地物，也包括窝棚、帐房等营房设施，城垣、城壕等城防设施，以及炮架、旁牌、梯子、对楼等攻守器械。由这些绘制内容可以窥知礼义城攻守双方的军力及攻防策略。

《礼义城图》中的军事元素

军力对比

为便于研判双方攻防策略，对图中所绘营房和攻守设施数量进行统计整理。

从攻防器械看，蒙军使用的有炮、旁牌、对楼和梯子，宋军仅见炮一种。炮即抛石机，对照《武经总要》所附各类炮图，可以判定《礼义城图》中的炮均为梢炮（大小的差异可能表示梢数的不同）。旁牌即盾牌，多为圆头双拐，少数为尖头单拐。对楼是一种高大的攻城用具，也称临冲吕公车，宋代使用较为广泛。《守城录》载对楼“约高四丈，阔一丈五尺有余，作五层。缚木梯斜上，高过于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宋军缺乏蒙军拥有的梯子、旁牌和对楼，这是由双方攻守性质差异所致，不足为奇。不过表中数据清晰显示了双方的实力差异，除炮外，宋军军械在数量上完败于蒙方。

从营房数量看，蒙军拥有的长方形营房数量为宋军的4倍以上，再加上唯有蒙军拥有的130余座窝棚，蒙军兵力显然远超宋军。假定长方形营房住50人，窝棚住10人，推算蒙军兵力4660人，宋军兵力750人，蒙宋双方兵力之比约6：1。由于《礼义城图》本身有残缺，加之所绘营房数量很难说与实际完全相符，所以上述推算数据很可能少于实际情况，比例也不一定完全可靠，但两者兵力悬殊之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余玠入蜀之时，四川正规军数量不到5万人，其中作为“八柱”之一的得汉城驻军仅300余人，大获城不到1000人，即使重要如钓鱼城，也仅有4600余人，因而各山城在守城时不得不使用地方武装和民众。礼义城作为不甚重要的一座城池，兵员数量不会太多。根据《同治渠县志》记载，胡将军碑碑额有“知郡都统练使将军胡公”几字。“知郡”即知府或知州，是宋代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这里应指渠州知州。都统是宋代武官名，为御前诸军或某军州御前驻扎诸军中军一级统兵官，地位较高。从当时四川的军事形势看，胡将军当为渠州御前驻扎诸军的都统，所统兵为宋朝正规军。礼义城作为团练州州治所在，有正规军驻扎，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兵员总数比普通州可能要多一些。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初元军攻破礼义城时，招降礼义城军民1500人，刨去民众和妇孺，兵员数量应在1000人以内。由此可见，礼义城之战时兵员数量很可能在1000―2000人间。

再看蒙军方面。元宪宗八年（1258）蒙哥大举南征之时，其兵员共计7万左右。中路军由蒙哥亲自率领，号称10万，实际约4万。东路军由莫哥和万户史天泽率领，为偏师，兵力数量应少于中路军，估计在2万左右。东路军在长途征伐和第一次礼义城之战中兵力虽有所减损，但加上杨大楫的宋军降卒，兵员数量仍有可能达到2万，由此可证，双方实际兵力差距或许比图上显示的更加悬殊。

蒙宋双方军力一览表

双方攻防策略

宋军礼义城的城防系统包括城壕和城墙两道环形防线。城壕是利用城周的自然沟槽挖掘而成，其中北部有两道城壕，用于防备蒙军由渠江登陆，外壕可能是一字形壕沟，内壕则绕城一周成为环壕。仔细观察，环壕其实由2条壕沟构成，壕沟内外布置有叉形和锯齿状物，估计为拒马、虎落之类设施。《礼义城图》中，蒙军军阵位于城壕内外，可见此时城壕已经失守。内层防线由城墙以及崖壁构成。礼义山近顶处为陡峭的崖壁，高度从数米到数十米不等。崖壁顶部为城墙，崖壁不够陡峻的地方用城墙补足缺陷，崖壁与城墙一起构成高不可攀的环形障碍。城墙东西开两门，门上有城门楼；城墙沿线修建马面，转弯处则修建角台。城内有衙署、院落和兵营，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往城内各处。

宋军的守城器械仅见炮一种，共27门，其中18门安置在东门内。城内的长方形营房建筑一共有10余座，主要分布在两个位置，一是城墙附近，如南城墙内；二是院落周围，如西门南侧就有七八个营房围绕院落，南侧尤为集中。该处院落正是礼义城的中心位置，地处东西门之间，其西为插旗山，地势略高，毗邻塘堰，的确适合驻军。

蒙军阵地以环壕为界分为两部分，环壕之外是营地，环壕之内是阵地。

蒙军营地主要位于礼义城东南城壕之外，由尖顶营房、长方形营房和窝棚构成。尖顶营房只见于南小城以东城壕之外，共6座，其中2座较大，东西并排，另4座在南侧，亦作东西排列。尖顶建筑两侧有6座长方形房屋，呈拱卫状，可见这6座尖顶建筑应该是蒙军的指挥中心，其中的大型建筑很可能是莫哥和史天泽的住所和指挥部。这6座尖顶建筑位于东门以南数百米，从地图上测得距最近的城墙300余米，蒙军指挥中心如此靠近城墙，显示了蒙军主帅不惧危险，靠前指挥的情况。长方形建筑共60余座，除蒙古大帐周围的6座以外，其余均紧靠环壕且顺壕分布，前后两排或三排，环绕城东、南、西三面。窝棚密密麻麻分布于长方形房屋外围，有的更靠近城墙，总数达130余座。蒙军的这三种建筑以尖顶建筑为核心，环绕窝棚建筑，长方形建筑多位于营地最前方。这种围绕核心有层次分布的营地布局在蒙古人中称为“古列延”，是一种传统的安营扎寨方式。

蒙军营地前方为阵地，分布着大量的攻城器械和少量窝棚，环绕礼义城一圈布置，东门一带尤其密集，北城墙外最稀疏。攻城器械包括梯子、旁牌、炮及对楼。从位置看，梯子较靠近城墙，旁牌、炮和对楼稍离城墙，大体错杂分布，无明显规律。从东门一带看，攻城器械环绕东门呈扇形分布，器械方向也对准东门，可见东门是蒙军的主攻点。

礼义城东北部崖壁

实地考察可知，环壕所在位置为沟槽地貌，两侧较高。沟槽内侧即为礼义山山麓，地势逐步升高，至礼义山山腰则崖壁陡峭。东门以北至整个城北，崖壁极为高峻，可达数十米，难以攀援；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地势稍微平缓且崖壁高度稍小，矮的地方仅数米。因此，城东、南、西三面成为蒙军进攻的主要区域。其中，礼义城东门外坡度最缓（现名东门坡），西门外坡度也较缓。缓坡加城门，使东、西门成为蒙军攻城的重点，而东门更是重中之重。

礼义城高程渲染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礼义城遗址调查简报》）

宋军取胜的原因

虽然宋蒙双方在兵力方面差距悬殊，蒙军也针对礼义城地形及防御重点进行了针对性的布置，但宋军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原因何在？可以从攻防双方的战术和士气两个角度探求。

礼义城遗址平面示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礼义城遗址调查简报》，图中部分遗迹属明清时期）

就战术而言，蒙方虽然兵力众多，器械齐全，并将礼义城团团围困，但在攻城战术方面存在缺陷。从《礼义城图》可以看出，蒙军的进攻方式为围城强攻。在大量抛石机的掩护下，利用人海战术，持旁牌，依靠对楼和梯子强行登城。由于礼义城下为山坡，推动高大而笨重的对楼十分不易。且蒙军是仰攻，箭矢和炮的效能难以发挥，甚至容易误伤己方攻城人员。此外，礼义山周边地形局促，蒙军队伍难以展开，人数的优势无法发挥。反观宋军，虽然人员有限，但炮的数量比蒙军还略胜一筹，炮沿城墙布置，且集中于东门等重点位置。宋军在山上城里，居高临下，炮的威力更大。加之城内人员和炮架位置具有隐蔽性，而蒙军则全部暴露在宋军视野下，敌明我暗，更增加了防御的效果和反击的针对性。

就士气而言，蒙军虽然心高气傲，志在必得，但因久攻不下，心中的焦躁难免与日俱增。降将杨大楫队伍被迫攻打自己同胞，自然心气不足，士气恐怕更不敢恭维。此外，这些降卒不出意外会作为前锋攻城，充当炮灰，在宋军的猛烈打击下，溃散是可以预见的。因此，蒙古军队人数虽众，但人心不齐，军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涣散；而宋军方面，士兵一家妻儿老小俱在城中，自是勇气百倍，且宋军在胡载荣将军的率领下，于年前刚刚取得礼义城保卫战的胜利，正士气高涨，同仇敌忾。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礼义城移至其他山城，或许对礼义城之战的结果会有更深的体会。宋蒙之间发生的山城攻防战不少，我们将1258―1259年间蒙哥和莫哥两路大军攻打山城的情况整理成表格。

1258―1259 年蒙军攻打宋军山城情况表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蒙哥的中路军攻城拔寨数量较多。蒙哥入蜀后的第一仗是攻打苦竹隘，但苦竹隘地势极为险要，仅一小径可曲折而上。宋军将士恃险据守，蒙哥亲自击鼓督战，亦不能破。最终采用了声东击西的办法，遣勇士潜入城内造成守军混乱，内外强攻之下，宋军裨将开城门投降。可见，苦竹隘之陷落当归因于蒙军的偷袭计谋，而非强攻。至于长宁山城、大获城等其他被蒙军拿下的山城也无一例外都是守将开门投降。那么誓死不投降的山城结果如何呢？1259年2月，蒙哥率大军包围钓鱼城。从2月到7月，蒙哥多次组织攻打，尝试了对钓鱼城各个角度的进攻，其间还曾使用地道战等战术，但均以失败告终，蒙哥也受伤而死。莫哥的东路军战绩较少，见于文献的只有攻打定远七十关一处，宋军以500人守关，蒙军以七十勇士从间道潜入夺关，宋军猝不及防，弃关而逃。由上述战例可以看出，宋军山城防御蒙古骑兵的能力十分突出，蒙军的胜利皆源于偷袭策略及宋军畏战请降。

因此，对于礼义城这样拥有难得山险、军民又同仇敌忾的山城，蒙军不能智取，仅靠强攻是难以奏效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蒙军两次兵败礼义城，而宋军则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宋蒙山城遗址申遗策略研究”（项目编号：QYYJB2103）、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度重点项目“渠县礼义城及大、小斌山调查研究”（项目编号：SLQ2020BA-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蒋晓春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倩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