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战俘回忆：苏联女护士拉我们腿上的皮，根据肉的厚薄分等级

1945年冬天，伊尔库茨克的战俘收容所里，一批日本战俘被命令脱去衣服，排队接受检查。

山本善丸后来回忆，每当摸到自己的大腿，他都会想起那个场面：负责体检的苏联女医护人员走到俘虏面前，用手捏拉他们腹部和臀部一带的皮肉，查看皮下脂肪的厚薄。没有复杂仪器，也没有长时间问诊，人的身体很快被划成一等、二等、三等。

最反常的是，没人愿意成为看起来最健壮的“一等”。

肉越厚，意味着体力越好；体力越好，就越可能被送去伐木、采石、挖矿、修铁路。战俘们这才明白，那双手衡量的并不只是健康，而是一个人还能被使用多久。

## 肉厚的人，先被送进最重的劳动队

几个月前，这些人还是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及其附属人员。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十四年，制造伪满洲国，在中国土地上实行殖民统治、资源掠夺和残酷镇压。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作战，关东军长期吹嘘的防线迅速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此后，大批日本军人被解除武装。

许多人起初以为，缴械后只需等待遣返回国。

列车却没有驶向港口，而是越过边境，继续向北、向西。车厢由木板钉成，门被铁丝拧住，地板上的小孔就是厕所。直到有人从门缝中看到贝加尔湖，才意识到自己已深入苏联腹地。

这并不是临时起意。1945年8月23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第9898号决议，决定接收、安置并使用50万日本战俘从事劳动。日本厚生劳动省后来统计，被强制拘留在苏联及蒙古等地的日本军人和相关人员约有57.5万人。

战争给苏联造成了极其沉重的人口和经济损失。矿山需要恢复，森林需要采伐，铁路、厂房和城市需要重建。成批战俘由此被分配给内务、建筑、林业、煤炭、冶金等部门。

到了收容所，军衔暂时失去了战场上的意义，身体却成了新的“档案”。

女军医捏住皮肉作出的判断，直接关联劳动强度。一等体力者被认为可以承担重劳动，二等和三等则依身体状况安排较轻工作或观察治疗。但在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所谓“轻活”也可能只是相对而言。

山本善丸记住了那只手，因为它把人从军队名册上的姓名，变成了劳动计划中的一个等级。

肉厚，原本是活下去的资本；在这里，却可能成为更早被推入矿井和森林的理由。

## 定额不会挨饿，完不成定额的人会

分级结束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在伐木场，一根根原木要从雪地拖出；在矿区，身材较矮的日本战俘常被派进狭窄坑道；在铁路工地，他们搬运枕木、碎石和模板。管理者关注的是劳动定额，战俘关注的却是下一顿饭和自己能否熬到晚上。

按照苏联方面制定的标准，战俘本应得到一定数量的面包、谷物、肉类或鱼类。但文件中的数字，经过运输困难、管理损耗和层层克扣，落到饭盒里往往已经所剩无几。

有战俘回忆，一块约三公斤重的黑面包要分给十六个人。为了分得均匀，众人会盯着切面反复比较。有人把一点面包屑留到夜里，有人在野外寻找野菜、鼠类甚至蛇，只为给身体补进一点热量。

劳动越重，消耗越大；消耗越大，皮下脂肪就越薄。

这使那场体检显出更残酷的第二层含义：第一次分级决定劳动，劳动又重新改写身体等级。今天还是一等的健壮者，经过一段时间的饥饿和重体力劳动，可能很快变成浮肿、乏力的病号。

可收容所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迅速消瘦，就立即停止使用他。

1946年3月，苏联内务系统进一步要求更充分地利用德国和日本战俘。部分劳动队还把口粮、奖励与完成定额的程度联系起来。能完成任务的人，才更有机会维持体力；已经衰弱的人完不成任务，所得更少，身体便继续恶化。

这是一道难以挣脱的循环。

严寒又把它推向极端。不少战俘被俘时仍穿着适合东北夏秋季节的军装，缺少棉鞋、手套和厚帽。手脚冻伤后，皮肤先失去知觉，继而变黑、溃烂。营地医疗条件有限，痢疾、斑疹伤寒、肺结核和营养不良接连夺走生命。

然而，不能因为他们后来成为战俘，就抹去此前的侵略者身份。关东军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中国人民承受的屠杀、掠夺与奴役，远早于这些日本军人走进西伯利亚。

同样，也不能因为战争责任明确，就把战后不受约束的强制劳动说成理所当然。追究侵略责任，应由法律和审判完成；把成批俘虏仅仅视作可以消耗的劳动力，是另一种需要被正视的历史事实。

## 回国名单出现时，有些人只剩下一处埋葬地

随着战俘大量病倒，苏联方面也不得不调整管理方式。一些病弱者被送进医院或集中安置，部分营地开始改善供给。但对许多人而言，这些变化来得太迟。

更值得注意的是，死亡在战俘之间并不平均。

旧日军队的等级关系被带进了收容所。有些原军官和队长掌握食物分配与劳动安排，普通士兵得到的食物更少，承担的劳动更重。也就是说，女军医最初依据皮肉划下的等级，后来又与军衔、职务和营地权力纠缠在一起。

有人不是死于一次事故，而是在饥饿、寒冷、疾病和超负荷劳动中一点点衰竭。

1946年年底以后，遣返逐渐展开。归国者先被集中到港口，再乘船返回日本舞鹤等地。码头上，家属举着照片寻找亲人；有人等到的是一个从船上走下来的瘦弱身影，有人始终没能等到。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约57.5万名被拘留者中，后来确认死亡者约5.5万人。俄罗斯方面陆续移交的死亡名册、病历、埋葬证明和个人登记卡，直到几十年后仍在不断核对。部分死者的身份和埋葬地点，至今仍需继续查找。

这正是山本善丸那段记忆多年不散的原因。

苏联女医护人员捏拉的看似只是几厘米厚的皮肉，背后却连着一整套战俘劳动体系：先判断谁还能干活，再决定他去矿井、森林还是工地；而等级表上一个简单的记号，可能改变一个人此后数月乃至数年的命运。

侵略战争最终不仅给中国等受害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把无数普通日本人卷入军国主义机器。战败以后，他们又以战俘身份进入另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那次体检真正衡量的，不是谁更健康，而是谁还有更多体力可以被消耗。

假如你身处当时的收容所，是宁愿被分为一等，靠较强体力争取活下去，却承担最重劳动；还是希望被列入三等，暂时避开矿井和伐木场，却可能因体弱失去口粮与医疗保障？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赵玉明《1945—1950年苏联对日本战俘的劳动利用》，《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4期

② 日本厚生劳动省《西伯利亚拘留期间死亡者资料调查》

③ 日本厚生劳动省《旧苏联拘留者个人登记文书说明》

④ 《国家人文历史》“胜利日国历特辑：日俘在苏联的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