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李鹏任副总理，邓颖超特意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项目。职务刚刚变化，年近八十的邓颖超便专门来到他的办公室。

她留下的不是一番热烈祝贺，而是两句很重的话：

“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此时的李鹏已经在电力系统工作多年，当过发电厂厂长、电业管理局负责人和电力工业部部长，是从工程技术岗位走上国务院领导岗位的干部。按常理说，长辈前来，应当多讲鼓励；邓颖超却先提醒他警惕骄傲，警惕同群众拉开距离。

因为在她看来，职位升高并不意味着考验结束。恰恰相反，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作出的决定影响越大，就越需要知道：数字背后是工厂能否开工，是铁路能否运转，也是普通百姓家里能不能亮起电灯。

## 从“邓妈妈”那里得到的，从来不只是照顾

邓颖超对李鹏的这番嘱咐，并非一次普通的工作谈话。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1931年在海南英勇就义。当时李鹏尚不满三岁，母亲赵君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孩子辗转生活。抗日战争时期，李鹏在成都受伤，邓颖超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商量后，将他接到重庆养伤。

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一批为民族解放奔走的人。周恩来、邓颖超关心李鹏，却没有把这种关心变成特殊待遇。

后来，外界常把李鹏称为周恩来的“养子”。李鹏在回忆录中专门说明，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对双方关系的表述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周恩来、邓颖超关心的不只他一个人，还有许多革命烈士和战友的子女；孩子们称周恩来为“周伯伯”，称邓颖超为“邓妈妈”。

这种关心里始终带着严格要求。

李鹏曾回忆，他在延安到周恩来住处时，随手拿起《唐吉诃德》，看完后没有放回原处，害得周恩来一时找不到。为这样一件看似很小的事，他受到了批评。

周恩来要求的并不仅是把一本书摆整齐，而是做事应当严谨、有秩序，不能因为熟悉、亲近便随意处置。一个人的作风，往往不是在大事上突然形成的，而是从如何对待一本书、一件公物和身边的人开始。

因此，到了1983年，当李鹏进入国务院领导岗位，邓颖超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要求”，而不是“身份”。她不能替他处理能源短缺和交通紧张，却能把老一辈革命者最警惕的危险点出来：干部一旦把职位当成荣耀，把群众当成抽象数字，作出的决定就可能偏离人民需要。

## 从电厂走进国务院，面对的已不是一台机组

李鹏长期在电力行业工作。留学苏联回国后，他先后在丰满发电厂、东北电业系统和北京电力部门任职。这样的经历使他熟悉机组、电网、装机容量和建设周期，也形成了重视数据与规划的工作特点。

1980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六五”时期能源政策。当时国家财力有限，有意见主张把节约能源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降低新增发电装机目标。

李鹏在发言中赞成开发与节约并重，同时主张新增装机容量不能压得太低，应通过利润留成、利用外资等办法增加电力建设资金。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听后评价，这个发言“有数据，有道理”。

但是，从电力部门负责人到国务院副总理，工作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他可以集中考虑电站怎么建、电网怎么铺；现在，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放进全国的财力、物力和运输能力中衡量。

当时的中国刚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各地发展热情很高，能源和交通却是明显短板。电力不足会影响工业生产，铁路和港口紧张又会阻碍煤炭运输。如果只追求项目数量，不考虑资金、原材料和配套条件，建设摊子铺得越大，浪费可能越严重。

上任不久，李鹏参与抓的工作之一，就是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清理在建项目。1983年8月，他提出，对计划外、经济效果差、能源交通不配套、超出实际承受能力的项目，要认真清理，该停的坚决停下来。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讨好的任务。对地方来说，一个项目可能意味着投资、就业和政绩；但站在全国角度，重复建设会挤占有限的钢材、资金和运输能力。此时，“不要骄傲”也有了另一层含义：不能因为手中掌握审批和调配权，就认为主观愿望可以代替客观条件。

## 给过热项目踩刹车，也要让偏远农村亮灯

如果说清理建设项目体现的是克制，那么同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则让“不要脱离群众”有了更具体的落点。

当时，许多城市和大型工矿企业缺电，广大农村的用电条件更为薄弱。完全依靠国家建设大电厂、大电网，需要资金，也需要时间；而南方和西南不少地区拥有可以利用的中小河流资源。

1983年10月上旬，六省十县农村电气化试点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李鹏到会讲话。会议讨论的不是某一座举世瞩目的大型电站，而是如何建设一百个中国式农村电气化试点县。

同年12月，国务院批转相关报告，提出利用小水电资源推进试点。文件关注的不只是发电量，还明确把发展小水电同繁荣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物质文化生活联系起来，并要求处理好地方小电网与大电网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规模分散，许多电站并不宏伟，却直接对应着县城、乡村和农户的需要。对一个分管全国能源工作的副总理来说，大工程关系国家长远，小水电同样关系群众眼前生活；两者不能偏废。

此后，李鹏继续参与推动电力适度超前发展、跨地区联网、核电建设以及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到1980年代末，我国电力总装机容量跨过一亿千瓦，一批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项目陆续形成生产能力。那些宏观数字的背后，是工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是城乡用电范围的扩大。

多年以后再看邓颖超的那次登门，两句嘱咐的分量并不在于措辞有多复杂。她提醒的是一个朴素而严格的尺度：职务不是对个人经历的奖赏，而是对人民承担更多责任的开始。

李鹏从电厂走进国务院，面对的已不再是一台机组或一张电网图，而是全国发展中彼此牵连的无数需求。既要为不切实际的项目踩下刹车，又要设法让条件有限的农村早一点用上电，这正是“不脱离群众”在具体工作中的含义。

如果你处在当时能源短缺、资金有限的条件下，会优先集中力量建设影响全国的大型工程，还是先把更多资金投向见效较快、直接改善乡村生活的小型项目？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李鹏《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

② 中央电视台《革命伴侣 模范夫妻——周恩来与邓颖超》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李鹏同志生平》

④ 国家能源局《关于积极发展小水电建设中国式农村电气化试点县的报告》

⑤ 人民网党史频道《延安精神的践行者——〈李鹏回忆录（1928—1983）〉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