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我在工地，和50岁大妈同住一间板房，中间就隔了一张薄板

36岁那年，我在工地上做电工，和一个50岁的大妈同住一间板房，中间只隔了一张薄薄的木板。

那块木板是后来临时钉上的。

我刚被安排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两张单人床，一张靠左墙，一张靠右墙，中间摆着一只掉漆的铁皮柜。工头老马把钥匙塞给我，说：“先凑合两个月，宿舍紧，等后面板房搭好了再调。”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屋里坐着个女人，短头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外套，脚边放着一捆安全网的绑绳。她正低着头，把一根根断绳挑出来，能用的放左边，烂掉的扔进塑料袋里。

老马在后面催我：“别挑了，工地上哪有那么多讲究。”

我说：“马哥，男女住一屋，不合适吧。”

他皱着眉：“你是电工，她是仓库看料的，白天都不在屋里。她男人走了好多年了，你有老婆孩子，谁还能想歪？再说中间给你们加块板。”

屋里的女人听见这话，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眼睛不大，眼角有细纹，脸晒得发黄，嘴唇有点干。她没生气，也没解释，只把手里的绑绳抻直了，说：“你要嫌不方便，我去找马工说换。”

她声音低，带着一点四川口音。

我反倒不好意思了。

我今年三十六，老家在皖北，在工地上跑了十几年，什么窝棚没住过。可跟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挤一间板房，我也是头一回。

我说：“不是嫌你，是怕你不方便。”

她把断绳扔进袋里，说：“我没啥不方便。出门挣钱，哪还有那么多讲究。”

老马马上接话：“就这么定了，晚上我让人给你们钉板。”

那天傍晚，两个小工抬来一张胶合板，刷过一层白漆，漆面没干透，闻着有股刺鼻味。板子从地上钉到差不多一人高，上面空着一大截，下面也有缝。它隔不了声音，也隔不了风，只能把两张床挡开。

钉板的时候，女人把自己的包往床里推了推，站在门口等。

我帮小工扶着板子，锤子敲下去，钉帽一点点陷进木头里，咚咚的响声在板房里回荡。

板子钉好后，房间被分成了两半。

我的床靠门，她的床靠窗。

我把铺盖卷打开，里面一股太阳晒过的棉絮味。她那边传来塑料袋摩擦的声音，像是在收拾东西。我们隔着板子，谁也看不见谁，只能听见对方动作。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姓杜，杜桂兰。你喊我杜姐就行。”

我愣了一下。

五十岁的大妈让我喊姐，我一时没接上话。

她又说：“喊姨也行，我不挑。”

我说：“那我喊你杜姐吧。”

她那边安静了一下，随后传来一声轻轻的笑。

“行。”

我叫李成，在这个工地负责临电和楼层照明。工地在江边，盖的是安置房，一共八栋楼，夜里也赶工。电工不像泥工那样一身泥，但也不轻松。哪层跳闸，哪层电箱烧了，哪根线被水泡了，半夜都得爬起来。

杜桂兰是仓库看料的，管小五金、劳保用品、扎丝、胶带、灯泡、手套，还有一堆工人随手就想拿的东西。仓库在板房后头，一个铁皮棚子，门口挂着一把大锁。她每天坐在门口的小桌边记账，谁领了什么，哪个班组签字，她都写在本子上。

她字写得慢，但很清楚。

第一次我去领绝缘胶布，她翻开登记本，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

“几卷？”

“十卷。”

“哪栋？”

“三号楼。”

“谁领？”

“李成。”

她听完，笔尖停了一下，抬头看我：“原来你叫李成。”

我说：“昨晚忘说了。”

她低头写字：“现在知道了。”

她把十卷胶布数好，放到我手边。胶布外面套着塑料膜，几卷粘在一起，她用拇指抠开，一卷一卷分出来。她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道旧伤口，像被铁丝划过。

我拿了胶布转身走，她在后面说：“下雨天楼层电箱别开着，昨晚我看见四号楼那边门没关。”

我回头：“你还懂这个？”

她说：“不懂，但我知道水进电里要出事。”

这话说得实在。

我点了点头：“我等会儿去看。”

那天晚上下了小雨。雨点打在蓝铁皮顶上，声音又密又碎。板房里潮气重，我躺在床上，听见板子那边传来翻本子的声音。

她在算账。

笔尖划过纸面，沙沙的。过一会儿，她停下来，好像在心算。再过一会儿，又继续写。

我闭着眼，原本有点烦，后来听着听着，反倒困了。

工地上的夜晚不安静。塔吊转动时有低低的轰鸣，楼上有人喊料，远处泵车嗡嗡响，脚手架被风吹得吱呀。可隔着那块薄板，听见另一个人慢慢写字，屋里就像多了一点人气。

头一个星期，我们基本只说必要的话。

她早上五点二十起床，比我早半个小时。她不在屋里洗漱，端着脸盆去公共水池。每次出门，她都把门轻轻带上，门锁舌头合进去，只响很小一声。

我晚上回来晚，有时候十一点多才进屋。她那边的灯已经关了，但我能看见木板上方露出来的一点光影，知道她没睡熟。

我脱鞋时尽量不拖地。

有一天夜里，我在三号楼查线，回来已经快十二点。外面风大，我推门进去时没留神，门板撞在铁柜上，哐一声。

杜桂兰那边立刻动了一下。

我赶紧说：“不好意思，吵着你了。”

她声音带着刚醒的哑：“没事。你吃晚饭没？”

我说：“吃过了。”

其实没吃。

那天楼上临时改线，饭点错过了。工地食堂剩饭早凉了，我懒得再去翻，就喝了半瓶矿泉水。

她那边没再说话。

我坐在床边脱袜子，肚子叫了一声，在安静的板房里挺明显。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觉得丢人。

过了几分钟，木板下面的缝里递过来一个塑料袋。

我愣住。

杜桂兰在那边说：“白馒头，下午仓库门口卖菜的给我的。我没吃完。”

我弯腰把袋子拿过来。

里面两个冷馒头，还有一小包榨菜。馒头有点硬，袋子里带着一点面粉味。

我说：“杜姐，我明天买了还你。”

她说：“两个馒头还什么。”

我咬了一口，冷得有点噎，但那一口下去，胃里一下子有了落处。

她又说：“床头柜上有热水，你自己倒。”

我摸到铁皮柜上的保温壶，壶嘴有点歪，倒出来的水热得冒白气。我就着热水吃完两个馒头，塑料袋攥在手里，半天没扔。

从那以后，我跟杜桂兰说话多了些。

她知道我老家有个儿子，十岁，跟他妈在县城读书。我和孩子他妈没离，但这些年聚少离多，话也少。每次视频，儿子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都说快了。说了几年，他现在听完只“嗯”一声。

我也知道杜桂兰不是本地人。她四川南充的，丈夫十年前在矿上出事故没了，赔的钱给两个女儿读书、还债、翻房子，早花完了。大女儿嫁到重庆，小女儿在成都做美甲，平时给她转点钱，但她不肯多要。

她说：“女儿也有自己的日子。我手脚还能动，就自己挣。”

她在工地上不爱占人便宜，别人扔半截胶带，她捡起来卷好；拆下来的旧插座，她挑能用的放盒里；仓库门口那盏灯坏了，她也不喊人，等我下班回来才拿着灯泡问我：“这个我能自己换不？”

我说：“别碰，我来。”

她站在凳子旁边，把手电筒举着给我照。

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有一次正好照到我脸上，我眯了下眼。她忙把光挪开，说：“不好意思，我手抖。”

我换完灯泡，拧开开关，仓库门口亮起来。

那是一只十几瓦的白灯，光不算强，但能照见门口一片水泥地。杜桂兰仰头看着灯，嘴角动了一下。

她说：“亮了心里就踏实。”

我说：“以后坏了叫我。”

她说：“你也不是专门伺候我的。”

我把螺丝刀收进工具包：“我是电工，灯坏了本来就该找我。”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客气。

那时候天气刚入秋，江边风硬，夜里板房漏风。我们中间那块薄板有一条裂缝，从上往下斜着开，手指塞不进去，但能透光。我一开灯，她那边就有一道细光；她一开灯，我这边也有一道亮线。

有一晚，我回屋时看见那道亮线还在。

我以为她在算账。

可进门后听见她那边很轻地吸了一下鼻子。

我站在门口没动。

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声。

不是感冒，是人在压着哭。

我把工具包放下，动作放得很慢。她那边忽然开口：“李成，你有针没有？”

我说：“针？”

“缝被子的针。细针也行。”

我一个大男人哪里带针。

我翻了半天，只翻出一根扎线用的小铁丝。我说：“没有针，铁丝行吗？”

她没接话。

我绕过薄板，从中间留出的过道走到她那边。她坐在床沿上，膝盖上摊着一件旧棉袄。棉袄内里开了线，棉絮露出来，像一团发黄的云。

她眼眶红着，但脸上没泪。

她看见我过来，马上把棉袄合上，说：“算了，明天我去买。”

我说：“你刚才咋了？”

她低下头，手指捏着棉袄边：“没咋。”

我没追问。

人到外面打工，谁没有几件不想说的事。问急了，像把别人的疤扒开。

第二天中午，我出去买配件，顺手在小店买了一包针线，黑线白线都有，还有一个小顶针。晚上放在铁柜上，说：“杜姐，这个你拿去用。”

她正在擦鞋，听见声音抬头。

“多少钱？”

“没几个钱。”

她伸手要掏钱。

我说：“你给我两个馒头，我还你一包针线，扯平。”

她看着那包针线，过了好一会儿才拿起来。

她说：“我昨天不是为棉袄哭。”

我坐回自己床边，没说话。

她隔着薄板说：“我小女儿打电话，说她要结婚了。男方家问她，我这个当妈的能不能拿三万陪嫁。她说她不好意思开口，绕了半天，最后还是说了。”

我心里沉了一下。

她继续说：“我不是不想给。我就是一下子觉得，我这几年到处跑，省一口攒一口，好像永远都有地方等着花。老的花完，小的又要花。花也应该，可我有时候也想问一句，我自己这辈子到底算啥。”

那句话说完，屋里静了很久。

我听见外面有人推着斗车过去，轮子轧在碎石上，咯噔咯噔。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铁皮柜边上的塑料袋动了一下。

我说：“你可以少给点。”

她笑了一声，很轻：“当妈的，说少给，嘴上容易，心里难。”

我不知道怎么劝。

我自己也一样。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先给家里转，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有时候在工地门口看见一双合脚的鞋，拿起来看半天，又放回去。不是买不起，是觉得不该买。

那晚她没有再哭。

但从那以后，我发现她开始更省。

早饭只吃一个馒头，菜汤泡饭能吃两顿。仓库发下来的旧劳保鞋，她挑一双码数差不多的自己穿，鞋头硬，走路不合脚，后跟磨出了泡。

我看见她走路有点跛，问她怎么了。

她说：“新鞋硌脚，穿两天就好了。”

我说：“不合脚别穿。”

她低头看了看鞋：“新的，扔了可惜。”

我没再说，转头去劳保仓库翻出一双软底女式胶鞋。那是上个工地剩下的，鞋面有灰，但没穿过。我拿到她面前，说：“这双没人领，码数应该差不多。”

她看了一眼：“登记了吗？”

“废料里翻的，不用登记。”

她不接。

我说：“你要不穿，脚磨烂了，仓库谁看？”

她这才拿过去。

晚上回板房，她在木板那边换鞋。我听见旧鞋被放到地上的声音，又听见新鞋踩了两下。她走了几步，鞋底在地板上轻轻响。

她说：“舒服多了。”

我说：“那就行。”

她停了一下：“李成，谢谢。”

我说：“不用。”

她那边又响起针线包打开的声音。她把那件旧棉袄缝好了，针脚不是很好看，但很结实。后来天气冷了，她每天早上都穿着那件棉袄去仓库，袖口磨得发亮，背影看着瘦，但走得稳。

真正让我们那间板房变得难熬的，是九月中旬的一次停电。

那天晚上十点多，整个工地突然黑了。

楼上的灯一排排灭掉，塔吊也停了，只有远处城市的霓虹在江面上闪。工人们在楼上喊，我背着工具包就往配电房跑。

雨下得很大，地面积水没过鞋面。配电房门口的锁被雨水打得冰凉，我开门进去，空气里有一股焦味。

总闸跳了。

我拿手电照了一圈，发现是临时电缆被挖机压破，水灌进去，短路了。那条电缆埋在材料区旁边，必须马上断开，不然楼上明早干不了活。

我蹲在配电柜前处理，手套湿了，额头上的雨水顺着脖子往里流。老马站在门口急得直骂，说明天监理要来验进度，今晚必须恢复一部分照明。

我忙到快凌晨一点，才把备用线路接上。

回板房时，我浑身湿透，手指头冻得发僵。门一推开，里面有一点光。

杜桂兰点了一支蜡烛，放在铁皮柜上。

蜡烛下面垫着一个罐头瓶盖，火苗很小，照得薄板上的影子一晃一晃。她坐在自己床边，披着那件旧棉袄，手里拿着我的干毛巾。

她说：“快擦擦，别站着。”

我说：“你还没睡？”

“这么大雨，电又坏了，谁睡得着。”

我接过毛巾擦头发。毛巾是我自己的，上面有肥皂味，大概她下午帮我收下来叠过。

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塑料盆：“湿衣服换下来，放盆里。明天我顺手给你搭出去。”

我站着没动。

她马上明白了，把脸转过去：“我不看。你自己换。”

屋子就那么大，中间隔着一张薄板，板子上面空着，蜡烛光把人的影子投得很清楚。我拿着干衣服，忽然觉得这块板太薄了，薄到连一点尴尬都挡不住。

我说：“杜姐，要不你先出去一下？”

她没吭声。

过了两秒，她披上棉袄，拿着伞出了门。门关上前，她说：“别磨蹭，风大。”

我换完衣服，打开门叫她。

她就站在门外屋檐下，伞没撑开，雨水从铁皮顶边上落下来，溅到她裤腿上。她肩膀缩着，头发上有一层细水。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你进来啊。”

她进屋，拍了拍袖子上的水，没抱怨一句。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很久没睡。隔着薄板，我听见她轻轻咳了两声，然后把被子往上拉。蜡烛灭了，屋里黑下来。那块板在黑暗里像一堵墙，又不像墙。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老马。

我说：“马哥，你给我们换间房吧。实在不行，我跟别人挤。”

老马正蹲在地上吃面，抬眼看我：“又咋了？”

我说：“男女住一起到底不方便。”

他吸了一口面：“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板房没空。再说杜桂兰自己都没意见，你一个大男人意见倒不少。”

我说：“昨晚那情况你也知道。”

老马把筷子往碗上一搁：“李成，你别给我找麻烦。最多再住一个月，后面六号楼封顶，人走一批，就有空了。”

我还想说，他已经端着碗走了。

我回仓库拿灯泡，杜桂兰坐在门口登记。她没抬头，说：“你去找马工了？”

我说：“嗯。”

“他不换吧？”

“说没空房。”

她写完一行字，把笔帽盖上：“我给他添麻烦了。”

我说：“不是你的问题。”

她看着登记本边角，手指在纸上按了一下：“其实我也知道不合适。可女工棚那边满了，有两个晚上打牌到后半夜，我睡不着。仓库离这边近，马工才让我住这里。”

我说：“我不是赶你。”

“我知道。”

她抬头看我，眼神很平。

“李成，人到这岁数，最怕别人说闲话，也最怕别人装作不怕。你去找他，是对的。”

这话让我半天没说出来。

我原本以为她会难堪，或者觉得我嫌弃她。可她比我想得明白。我们住在一间板房里，中间隔着薄板，别人一句玩笑就能把这事说脏。她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在工地上讨生活，比我更知道闲话有多伤人。

从那天开始，我更注意分寸。

她在屋里，我进门先敲一下。晚上我要换衣服，就咳一声，她听见了会把灯关掉。她晾在绳子上的衣服，我从不碰；我床底下的东西，她也不动。薄板旁边那条过道，我们像约好一样，一个人在走，另一个就先停下。

可人越是小心，外面的话越是难听。

工地上有个瓦工叫赵六，嘴碎，爱占小便宜。仓库领东西，他总想多拿两副手套。杜桂兰不给，他就阴阳怪气。

有天中午，我在材料区修漏保，听见赵六在仓库门口嚷：“杜姐，你咋对李电工那么好？他领胶布不用签，我们领双手套你盯得比老板还紧。”

杜桂兰说：“他也签了。账本在这儿，你看。”

赵六笑：“账本还能给人看啊？你俩一个屋，谁知道咋写的。”

旁边几个人跟着笑。

我拿着螺丝刀站起来。

杜桂兰脸色变了，但没有骂人。她把账本翻到那一页，推到桌边：“赵师傅，话不能乱说。你要领东西就签字，不领就走。”

赵六还想笑，看到我走过去，声音小了点。

我说：“赵六，你说谁不用签？”

他耸肩：“开玩笑嘛。”

我说：“拿人清白开玩笑，不好笑。”

他脸挂不住：“你急啥？我又没说啥。”

杜桂兰把笔放下，站了起来。

她个子不高，站起来也只到我肩膀。可她那天声音比平时硬。

“你说我可以，说仓库也可以。你别把人往脏处说。李成有老婆孩子，我有女儿。我们来这儿是挣钱，不是给你们嚼舌头的。”

仓库门口一下子安静了。

赵六嘟囔了一句：“凶什么凶。”

他签了字，拿了手套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火还没下去。杜桂兰却低头把账本合上，说：“别跟这种人吵，吵不清。”

我说：“不吵他还以为你好欺负。”

她说：“我不是怕他。我是怕越吵，话越多。”

这句话压在我心里，一直压到晚上。

晚上回板房，她那边很早就关灯了。我坐在床边抽烟，烟点着了又掐灭。板房不能抽，怕火。我只是想借个动作。

隔着薄板，她说：“今天谢谢你。”

我说：“我没帮上什么。”

“你站过来了，就够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白天接线时蹭破了一块皮，伤口不大，有点刺疼。

她那边又说：“你明天别去找赵六。”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他？”

她轻轻笑了一下：“你们男人心里藏不住事。”

我没说话。

她说：“我在外面干活七八年，知道哪种话要挡，哪种话要躲。今天挡一次够了，后面再听见，我们就按规矩来。”

“什么规矩？”

“仓库门口贴领料流程，谁领都签字，班组长确认。再有人说不用签，就让他去找马工。”

我想了想：“行，我明天帮你打一张。”

第二天，我去项目部借电脑，打了“仓库领料登记要求”几个字，下面列了三条：领料人签字、班组长确认、非仓库人员不得翻动库存。打印出来后，我拿透明胶贴在仓库门口。

杜桂兰站在旁边看。

她说：“你这字打得真黑。”

我说：“黑点好，看得清。”

她看着那张纸，忽然说：“薄板挡不住闲话，规矩能挡一点。”

我转头看她。

她没看我，拿手掌把透明胶按平。

后来赵六再来领东西，嘴还欠，但不敢扯我们住一屋的事。别的工人也收敛了些。可那块薄板依旧在那里。每天晚上，我们隔着它睡觉，隔着它说话，隔着它把各自的难处放出来一点，又收回去一点。

十月初，天气彻底凉下来。

工地赶进度，夜里加班多。我有时候凌晨才回来，杜桂兰总会在铁柜上留一杯温水。不是专门烧给我的，她自己也喝，只是每次都多倒一点。

她有个毛病，晚上睡觉脚冷。板房地板薄，江风从底下钻上来，冷得人骨头发紧。她那边常常半夜翻身，脚蹭着床单，声音很轻。

有一次，我去买电工胶鞋，路过摊子，看见有人卖热水袋，红色绒布套，十块钱一个。我买了一个，回来放在铁柜上。

她看见后问：“你买这个干啥？”

我说：“我脚冷。”

她看我一眼：“你一个男人也用这个？”

我说：“男人就不能脚冷？”

她笑了笑，没拆穿我。

晚上我把热水袋灌好，隔着木板递过去。

她没接：“你不是脚冷吗？”

我说：“我今天不冷。”

她在那边停了一会儿，伸手接过去。木板下面的缝不够大，她的手从侧边绕过来，手指碰到我的手背，很快缩回去。

那一碰很轻。

轻得像一片纸擦过皮肤。

我却愣了很久。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习惯这间板房里有她了。习惯回屋前先看仓库门口那盏灯亮不亮，习惯进门前放轻脚步，习惯铁柜上多出来的一杯水，习惯薄板那边有人翻登记本的声音。

这个念头像一根小刺，扎得我不舒服。

我有老婆。

虽然我们一年见不了几次，虽然电话里除了孩子和钱没什么可说，虽然她每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只会说“等工地忙完”。可她还是我老婆。

杜桂兰也不是我什么人。

她五十岁，比我大十四岁，有两个女儿，有自己的一堆难处。我们只是被工地临时塞进一间板房里的两个人。中间那张薄板，看着薄，其实该隔开的东西，都得隔开。

那晚我没怎么睡。

第二天，我给老婆打电话。

她接得很晚，背景里有电视声。儿子在旁边写作业，笔盒掉到地上，她先骂了儿子一句，才问我：“啥事？”

我说：“没事，问问你们。”

她说：“生活费不是前几天打了吗？”

“打了。”

“那还有啥？”

我听着电话那头的电视声，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曾经也不是这样。刚结婚那两年，我从工地回家，她会骑电动车来镇上接我。冬天她把手套塞给我，说我手冻得像铁。后来孩子出生，房贷、学费、老人看病，一件件事压下来，话就越来越少。

她在那头催：“没事我挂了，孩子作业还没写完。”

我说：“我过年早点回。”

她沉默了一下：“看你吧。”

电话挂断后，我坐在板房外的台阶上，抽完了一支烟。

烟灰落在地上，被风吹散。

杜桂兰从仓库回来，手里抱着一摞空纸箱。她看见我，脚步停了停。

“跟家里打电话了？”

我把烟头踩灭：“嗯。”

她没问别的，把纸箱放进屋里。

晚上，她隔着薄板说：“李成，你这两天话少。”

我说：“累。”

她说：“不是累。”

我没接。

她也没逼我。

过了很久，她说：“我知道你在想啥。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喉咙紧了一下：“杜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她的声音很平静。

“人跟人住近了，照应多了，心里容易乱。这不丢人。但乱归乱，日子还得有边界。”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块薄板上的裂缝。

她说：“这块板虽然薄，可它提醒我们，哪边是哪边。”

我低着头，半天才说：“对不起。”

她笑了一声：“你又没做错啥。”

我说：“我怕别人说你。”

“别人嘴在别人身上。我们把自己站正就行。”

她顿了顿，又说：“你三十六，正是扛家的时候。你老婆孩子等着你。别因为工地上这两个月，把自己心里弄乱了。”

我没想到这些话会由她说出来。

那一刻，我既觉得轻松，又觉得心酸。

她比我清醒。

也比我狠心。

不是对别人狠，是对自己狠。

之后几天，我们之间像隔得更远了些。她不再在铁柜上特意留水，我也不再帮她带东西。仓库灯坏了，她还是会叫我，但只说公事。晚上回屋，各自洗漱，各自睡觉。薄板那边的声音还在，可我不再细听。

我以为这样就对了。

直到十月二十号那天，仓库出了事。

那天下午，项目部要清点一批铜芯电缆。那批电缆是后面楼层照明用的，刚到货不久，放在仓库最里头。杜桂兰按账本数，少了两盘，每盘一百米。

老马脸当场黑了。

铜线值钱，工地上丢电缆不是小事。材料员、班组长、仓库保管都被叫到仓库门口。杜桂兰站在人群中间，手里拿着登记本，脸色发白。

老马问：“最后一次谁动过这批线？”

杜桂兰翻本子：“上周三，李成领了半盘零散线，签了字。整盘的没出过库。”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心里一沉。

我确实领过半盘旧线，是从拆下来的散线里拿的，不是新电缆。可仓库里外都由杜桂兰管，现在少了两盘，第一责任肯定在她。

赵六站在人群后头，阴阳怪气地说：“一个屋住着，领没领整盘谁知道。”

这句话一出来，仓库门口又静了。

杜桂兰握着登记本的手抖了一下。

老马瞪了赵六一眼：“你少放屁。”

可话已经落地了。

我看着杜桂兰，她嘴唇抿得很紧，抿到发白。

材料员说：“杜姐，仓库钥匙不是一直在你身上吗？”

杜桂兰说：“白天在我身上，晚上锁在我枕头底下。”

有人小声笑了一下。

那笑声不大，却像针一样扎人。

老马烦躁地抓了抓头：“这事必须查清楚。少两盘电缆，差不多两千多块。桂兰，你先回忆回忆，有没有谁借过钥匙。”

杜桂兰摇头：“没有。”

赵六又说：“那就怪了，钥匙没借，门没坏，电缆自己长腿跑了？”

我往前走了一步。

杜桂兰忽然开口：“李成，你别说话。”

我看着她。

她没看我，只对老马说：“马工，我看仓库。我该担责任。但你给我一天时间，我把账和门口进出想一遍。要真是我弄丢的，我赔。”

老马说：“不是让你马上赔，是先查。”

杜桂兰点头：“我查。”

人散了以后，她一个人坐在仓库门口，登记本摊在膝盖上。夕阳照在她头顶，白头发一根根亮出来。她一页一页翻，手指从日期上滑过去。

我走过去。

她说：“你别站这儿。”

我说：“我帮你查。”

她抬头看我，眼睛红了，但声音很硬：“你帮我查，别人更有话说。”

我说：“那就让他们说。”

她合上本子：“李成，这次不一样。丢的是东西，不是闲话。你要掺进来，就成了我和你一起说不清。”

我被她堵得说不出话。

她把登记本抱在怀里，转身进了仓库。

那一晚，她没有回板房吃饭。

我出去找了一圈，最后在仓库里看见她。仓库顶上挂着一只白灯，灯光冷，照得一排排材料架子像骨头。她蹲在最里面，把地上的纸皮一张张掀开，看下面有没有滚进去的线头。

我站在门口：“杜姐。”

她背对着我：“你回去睡吧。”

“你准备查到什么时候？”

“查完。”

“这么大仓库，你一个人怎么查？”

她停了一下，慢慢站起来。她扶着货架，膝盖像是蹲麻了。

她说：“我必须一个人查。”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她不是不需要帮忙，她是不敢需要。

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和我这个三十六岁的男人同住一间板房，已经够别人嚼。现在电缆丢了，只要我一帮她，赵六那种人就会把话往更脏处带。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弯腰继续翻纸皮。

心里堵得难受。

那天后半夜，她才回屋。她脚步很轻，进门时没有开灯。隔着薄板，我听见她坐在床边，很久没有脱鞋。

我问：“找到没？”

她说：“没有。”

我说：“明天我去跟马工说，调监控。”

她说：“仓库门口那个摄像头坏了半个月，还没修。”

我一愣。

这事我知道。摄像头线被车挂断，我报过维修，但项目部一直拖。

她说：“所以查不出来。”

我说：“不一定。”

她那边沉默。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李成，我可能要赔钱。”

我说：“还没查清，赔什么？”

“东西在我手上丢的。”

“不是你拿的。”

“可我是看仓库的。”

她声音有些哑。

“我不怕赔钱。我就是怕小女儿结婚，我拿不出那三万。她嘴上说不用了，可我知道，她心里盼着我能给她撑点面子。”

我坐起来，黑暗里看不清木板的颜色，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说：“杜姐，面子不是这么撑的。”

她没说话。

我又说：“你不能替偷东西的人赔。”

她忽然笑了一下，笑里没有一点高兴：“那你告诉我，我咋办？我五十岁，没文化，没关系。人家一句仓库钥匙在我身上，我就得认。你年轻，还有手艺，换个工地照样干。我不一样，我要是背个偷材料的名声，以后哪个工地还敢用我？”

那句话落下来，我胸口像被什么压住。

我第一次真切地明白，她怕的不是两千块，是名声，是饭碗，是她这把年纪还能站在工地上挣钱的底气。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先去楼上，而是去了配电房。

仓库门口的摄像头坏了，但材料区不止一个摄像头。配电房后墙上有个旧摄像头，原本对着临电柜，角度偏一点，能扫到仓库外面的过道。我之前修线路时看过，它还亮着红点。

我找项目部安全员老贺，让他调那天前后的画面。

老贺一开始不愿意，说：“这得领导同意。”

我说：“仓库丢电缆，领导迟早要查。你现在帮忙看一眼，能省事。”

他磨磨蹭蹭打开电脑，监控画面卡得厉害。时间一格一格跳，画面灰蒙蒙的。我们从电缆到货那天往后翻，翻到第三天夜里，屏幕上出现一道影子。

凌晨两点十七分，有人推着小推车从仓库侧面过去。

画面太远，看不清脸。

但那人穿的反光背心后面，用黑笔写了一个“六”字。

工地上只有赵六喜欢在自己背心上写号，说方便找。

我盯着屏幕，手心出了汗。

老贺也看见了，低声说：“这不是赵六吗？”

画面里，他把车推到仓库侧门边，蹲下去弄了半天。侧门平时不用，门闩从里面插着，但那门下方的铁皮烂了一块，够人伸手进去拨门闩。

十几分钟后，他从里面拖出两盘电缆，放上小推车，用废雨布盖住，推向材料区后面的临时出口。

我说：“保存。”

老贺说：“你别急，这事得叫马工。”

我说：“马上叫。”

马工看完监控，脸青一阵白一阵。

他带着我们去找赵六。赵六正在五号楼下面和人抽烟，看见我们过去，还笑：“咋了，这么大阵仗？”

老马把手机里的监控往他面前一放。

赵六的笑僵在脸上。

他说：“这看不清吧。”

老马骂：“你背心后面那个六看不清？”

赵六还嘴硬：“我就是推车路过。”

我说：“凌晨两点十七分，路过仓库侧门十几分钟？”

周围工人慢慢围过来。

赵六脸开始发红：“我就拿了点废线。”

老马吼：“那是新电缆！”

赵六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又抬起眼：“我也是没办法，我妈住院，手头紧。想着先卖了，发工资补上。”

这理由听着像人话，可他前一天把脏水往杜桂兰身上泼的时候，一点也没手软。

老马让他把电缆找回来。

赵六说已经卖了，卖给城北废品站，钱花了一半。

后来项目部扣了他工资，把人清退了。没报警，是老板不想把事闹大，怕影响工地评比。赵六走之前，站在仓库门口，低着头对杜桂兰说：“杜姐，对不住。”

杜桂兰站在门里，登记本抱在怀里。

她看着他，没有骂，也没有哭。

她只说：“你缺钱，可以借，可以说难处。你偷东西，还把话往别人身上扣，这不是难，这是坏了心。”

赵六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她又说：“我五十岁了，还在工地看仓库，不是因为我脸皮厚，是因为我还想干干净净挣钱。你差点把我这点干净也拿走。”

周围没人笑。

赵六把头低下去，灰溜溜走了。

那天傍晚，仓库门口的灯亮得很早。杜桂兰坐在小桌前，把那本登记本重新包了一层牛皮纸。她包得很仔细，边角压平，胶带贴直。

我走过去，说：“事情清了。”

她嗯了一声。

我说：“以后没人敢乱说了。”

她低头剪胶带：“嘴长在别人身上，哪有以后。”

我说：“至少这次不敢。”

她把剪刀放下，抬头看我：“李成，你今天帮了我。”

我说：“是监控拍到的。”

“你要是不去找，就没人看见。”

她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塑料袋，递给我。

里面是一副新的绝缘手套，质量比工地发的好，掌心厚，手腕处还有松紧。

我说：“这不能拿，仓库账上有数。”

她说：“我自己买的。上回看见你手破了，想着买一副，一直没给。”

我没接。

她把袋子放到桌上：“不是还人情。你用得上。”

我看着那副手套，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这块板提醒我们哪边是哪边”。

我说：“杜姐，你别对我太好。”

她手停住。

我马上后悔了。

这句话说出口，像把什么东西挑明了，又像把她的体面推到人前。

杜桂兰看了我一会儿，慢慢把手套收回去。

她说：“是我没分寸了。”

我说：“我不是说你没分寸。”

她站起来，把登记本放进抽屉里，钥匙转了一圈。

“李成，我懂。”

她拿着那副手套进了仓库，背影很直。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一间板房里吵了起来。

准确地说，不算吵。我们都压着声音，因为板房不隔音。但那些话，句句都硬。

她隔着薄板说：“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给你东西。”

我说：“我不是怕东西。”

“那你怕啥？”

我说不出来。

她说：“怕我赖上你？怕我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没轻没重？还是怕你自己心里过不去？”

我坐在床边，手指抠着床沿的铁皮漆。

我说：“都有。”

这两个字一出来，屋里一下子静了。

我听见她呼吸停了一下。

过了很久，她说：“你倒是实诚。”

我喉咙发干：“杜姐，我不想骗你。”

她笑了一声：“我用不着你骗。我活到五十岁，不是小姑娘。谁是真心照应，谁是心里晃一下，我分得清。”

她那边传来杯子放到桌上的声音。

“我对你好，不是要你怎么样。我就是看你一个人在外面，也难。你帮我修灯，帮我挡话，帮我查监控，我记着。人心换人心，就这么简单。”

我说：“可有些事简单不了。”

“那就不简单。”

她声音忽然低下去。

“我也不是木头。我知道晚上你回来，我会听门声；仓库灯坏了，我第一个想到你；别人说难听话，我嘴上不怕，心里也委屈。李成，我五十岁了，不是死了。人到这岁数，也会盼着有个人说句话，搭把手。”

我抬起头，看着那块薄板。

那一瞬间，我像被她的话钉住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求。她只是把一个五十岁女人不肯承认又不能不承认的孤单，放在了我面前。

我说：“杜姐……”

她打断我：“你听我说完。”

我闭上嘴。

她说：“可我也知道，你有家。我不能拿自己的孤单去碰你的家。你也不能拿一时心软来暖我。我们谁都不是孩子，别把好心弄成亏心。”

我眼眶有点热。

她继续说：“那副手套我明天放仓库，按劳保补领给你。账上清清楚楚。以后你领东西签字，我发东西登记。回到屋里，咱们就是两个临时住一间板房的人。中间这张薄板，该在。”

我低声说：“好。”

她说：“再住多久？”

我说：“马工说月底能腾房。”

“那就住到月底。谁也别躲，谁也别越。”

这句话像给我们两个人都画了一条线。

那晚之后，屋里的气氛反而松了。

不是亲近的松，是心里不再偷偷猜的松。她照样在仓库登记，我照样修电。晚上回屋，我们会说几句话，但不再说太深。她脚冷，就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我的手套破了，就按登记表补领。

那副她买的绝缘手套，后来真的进了仓库账。

她在领料单上写：“绝缘手套，一副，李成，三号楼临电检修。”

我签字时，她把笔递给我。

我看见她嘴角有一点笑，但很淡。

我说：“字写错了，成字少一笔。”

她低头一看，果然把“成”里面少写了一点。

她拿修正带盖掉，重新写。

“你名字还挺麻烦。”

我说：“我妈说名字简单，命就轻，非得加点笔画。”

她说：“那你命够重的。”

我们都笑了。

十月底，六号楼封顶，工地撤走了一批人。老马终于说，可以给我换房了。

那天下午，他把新钥匙丢给我：“去三排第二间，跟水电班小周住。你东西今晚搬过去。”

我拿着钥匙，第一反应不是轻松，而是心里空了一下。

晚上我回板房收拾铺盖。杜桂兰已经知道了，正在自己那边整理账本。薄板还竖在那里，上面那条裂缝更长了，白漆掉了一块，露出里面发黄的木芯。

我把衣服塞进蛇皮袋，卷被子时用力过猛，床架晃了一下。

她在那边说：“慢点，不赶这一会儿。”

我说：“嗯。”

我们隔着板子收拾了半天。谁也没先提搬走的事。

最后我把袋子扎好，站在屋里，看着那张我睡了一个多月的床。床板上有一块凹下去的地方，是我每天翻身压出来的。铁柜上还放着我的牙杯、扳手和一包没吃完的饼干。

杜桂兰从薄板那边走出来，手里拿着那包饼干。

“这个你拿走。”

我说：“留给你吃吧。”

她说：“太甜，我不爱吃。”

我接过来。

她又递给我一张纸。

不是纸条，是一张折好的领料单。上面写着我之前领那副绝缘手套的记录，下面有她的签字、老马的签字，还有项目部盖的小章。

我不明白：“给我这个干啥？”

她说：“留着。以后有人再拿这事说，你就把这个给他看。账清楚，人也清楚。”

我看着那张纸，心口一紧。

我说：“没人说了。”

她说：“那就当我多事。”

我把纸折好，放进工具包夹层里。

她站在灯下，头发比刚来时白得明显。工地的灰落在人身上，洗掉一层，还有一层在皱纹里。她的眼睛却很亮，像仓库门口那盏修好的灯。

我说：“杜姐，我搬过去了。”

她点头：“去吧。那边都是男的，方便。”

我拎起蛇皮袋，走到门口，又停下。

我回头看那块薄板。

它竖在屋子中间，歪歪斜斜，钉子露着头，像一件临时搭起来的东西。可这一个多月，我们靠它挡过尴尬，挡过闲话，也挡过心里不该往前走的那一步。

我说：“这板子，后面还用吗？”

杜桂兰也看了一眼。

她说：“不用了吧。你搬走了，挡给谁看。”

我放下袋子，找来锤子，把钉子一颗颗撬出来。

她没有拦。

木板松动的时候，发出吱呀一声。最后一颗钉子拔出来，我扶着板子慢慢放倒。板子落在地上，带起一点灰。

房间一下子宽了。

两张床重新看得见彼此，中间那只铁皮柜露出来，柜面上有水杯压出的圆印，有蜡烛滴下的白蜡，还有透明胶撕过的痕。

杜桂兰站在床边，看着空出来的地方。

她忽然说：“原来这屋也没那么小。”

我说：“是板子挡着，看着小。”

她摇头：“不是。是人心里有事，哪儿都小。”

我没接话。

她弯腰把那块薄板扶到墙边，拍了拍手上的灰。

“李成，搬吧。”

我拎起蛇皮袋，这次真出了门。

走到院子里，江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泥土味。三排第二间亮着灯，小周在里面打游戏，喊我快点，说床给我留好了。

我应了一声。

把东西放到新屋后，我又回去拿工具包。

杜桂兰正在扫地。薄板拆掉后，地上留下两道灰印，像原来有一道线，现在被扫帚一点点扫散。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她抬头：“落东西了？”

“工具包。”

她指了指铁柜：“上面。”

我进去拿包。

出门前，她说：“李成。”

我回头。

她握着扫帚，站在屋子中间。

“以后在工地上碰见，还是喊杜姐。别躲。”

我说：“不躲。”

“你也别觉得亏欠我。我没亏，你也没欠。”

我点头。

她又说：“回家了，好好跟你老婆说话。别光转钱。钱是钱，人是人。”

这句话扎得我鼻子一酸。

我说：“知道。”

她摆摆手：“走吧。”

我走出那间板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

铁皮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和我第一次住进去那天不一样。那天我心里全是别扭，听什么都刺耳。现在那声音落下来，像一件事终于有了收尾。

搬走后，我们见面少了。

我白天在楼上跑，她守仓库。偶尔去领东西，她照样问几卷、哪栋、谁领。我照样签字。旁边有人在，她叫我“李师傅”；没人时，她还是叫我“李成”。

十一月中旬，我请了三天假回老家。

走之前去仓库领一卷胶布。杜桂兰正在核对库存，见我背着包，问：“回去了？”

我说：“回去看看孩子。”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塑料飞机，蓝色的，几块钱那种。

“门口小摊买的，给你儿子吧。”

我皱眉：“杜姐……”

她把飞机放到桌上：“仓库账外的，我自己买的。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

我看着那个塑料飞机，没再拒绝。

我说：“他都十岁了，可能不玩这个。”

她说：“那你就自己留着。”

我笑了：“我也三十六了。”

她说：“三十六咋了？三十六也能想飞。”

这句话说得轻，我却记了很久。

回家那天，我坐了六个小时大巴。进门时，儿子正在写作业，看见我愣了一下，才喊：“爸。”

我把塑料飞机递给他。

他果然说：“我不玩这个了。”

我有点尴尬。

可晚上吃完饭，他还是把飞机拿到阳台上，试着往外飞。飞机太轻，一扔就栽下来。他捡起来，又扔了一次。第三次，他笑了，说：“这个歪得还挺有意思。”

老婆在厨房洗碗。

我走进去，站在她旁边。

她问：“干啥？”

我说：“我来洗。”

她看我一眼，像不认识我。

“你会吗？”

“碗还能不会洗？”

我卷起袖子，接过海绵。水龙头里的水很凉，我把碗一个个冲干净，摆到沥水架上。她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这次回来，话多了点。”

我说：“以前太少了。”

她没接话。

过了会儿，她问：“工地上是不是出事了？”

我手停了一下。

“没有。就是觉得，家里不能只靠转钱。”

她靠在灶台边，低头擦手。

“你知道就好。”

那三天，我陪儿子写作业，陪老婆去菜市场，给家里换了两个坏插座。晚上睡觉时，老婆背对着我，说：“你这次能待几天？”

我说：“三天，后天走。”

她轻轻叹了口气：“每次都是后天走。”

我不知道怎么答。

过了很久，我说：“等这个工地完了，我想找个离家近点的活，钱可能少点。”

她翻过身看我。

“真的？”

“真的。”

她没立刻高兴，只是看着我，好像在判断我是不是又随口一说。

我说：“我不敢保证马上成，但我会找。”

她眼圈慢慢红了。

“李成，钱重要，孩子也重要。可你这个人也得在家里出现。不能一年到头像个名字，只在转账记录上。”

我想起杜桂兰说的“钱是钱，人是人”。

我点头：“我知道。”

回工地后，我去仓库还假条复印件。杜桂兰问我：“孩子喜欢飞机不？”

我说：“嘴上说不玩，晚上飞了十几次。”

她笑了。

那笑很短，但眼角的纹路都展开了。

我说：“杜姐，我跟我老婆说了，想以后找近点的活。”

她手里的笔顿了一下。

“好事。”

“可能钱少。”

“钱少点，人近点，有时候也值。”

我说：“你呢？小女儿那三万，准备咋办？”

她低头写完一行字，才说：“我给一万二。剩下的，我跟她说了，我拿不出来。”

我有点意外：“她咋说？”

杜桂兰笑了笑：“哭了一场，说她不是非要钱，是怕婆家看不起。我说，妈给不了你面子，但妈不能为了面子把自己压垮。你要嫁的人，要是因为少两万就看不起你，那三万也撑不了一辈子。”

我看着她。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没有逞强。像是那天仓库门口被冤枉后，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落了地。

“后来呢？”

“后来她说，不要我的钱了，让我自己留着。我还是给一万二。不是撑面子，是当妈的一点心意。”

我说：“挺好。”

她把账本合上：“是挺好。人不能总拿自己去填别人的洞，填不满的。”

这句话是她说给女儿的，也是说给她自己的。

十二月初，工地进入收尾。临电拆了一部分，楼上的灯一层层熄掉。仓库开始清退材料，杜桂兰每天忙着点数、打包、退库。她那间板房也要空出来，后面还有别的工地接着住人。

我以为我们会像所有工地上的熟人一样，散了就散了。

可走的前一天晚上，她来三排找我。

小周不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在整理工具，门口响了两下。

我抬头，看见杜桂兰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块小木牌。

那木牌是从我们原来那张薄板上锯下来的，巴掌大，边角磨平了，上面还留着一小片白漆。白漆中间有一道斜裂纹，我一眼认出来。

她说：“我把那块板拆了，马工让扔。我锯了一小块。”

我接过木牌。

木头很轻，背面还有钉眼。

她有点不好意思：“你别笑。我就是觉得，它也算陪咱们过了一段难时候。”

我说：“我不笑。”

她说：“我也给自己留了一块。”

我摸着那道裂纹，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李成，明天我先走，去成都参加小女儿婚礼。以后还干不干工地，不一定。”

我问：“那你准备去哪？”

“先在女儿那边住几天。她说让我试试在小区里找个保洁，比工地轻点。工资少点，但不用住板房。”

我说：“挺好。”

她点点头：“你也别老在外头飘。能回去就回去。”

我说：“嗯。”

她看着我手里的木牌，慢慢说：“那间板房，中间就隔了一张薄板。别人看着觉得不像话，我以前也觉得难堪。后来想想，那板子薄是薄，可它让我们都记住了，什么能过，什么不能过。”

我嗓子发堵。

她继续说：“人和人之间，有时候需要一块板。不是为了冷，是为了不把彼此拖进难处里。”

我低声说：“杜姐，谢谢你。”

她摇头：“谢啥。你帮我查清了电缆，也帮我把话说回来。要不是那次，我可能真就赔钱走人了，背着个不干净的名声。”

我说：“是你自己站住了。”

她笑了：“我站住，也得有人肯信。”

门外风吹过来，她把外套领口拉紧。

“行了，我走了。小周回来看到，又该问东问西。”

我说：“我送你。”

“不用，就几步路。”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

回头时，她眼睛有点红，但没哭。

“李成，以后想起我，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想仓库门口那盏灯，亮着，账清楚，人也清楚。”

我点头：“好。”

她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穿过板房之间的窄道。路灯把她影子拉得很长，地上有水洼，她绕了一下。走到仓库门口时，她抬头看了一眼那盏灯。

灯还亮着。

第二天早上，我去原来的板房。

屋里已经空了。两张床只剩铁架，铁柜也搬走了。地上那两道薄板留下的灰印还在，但浅了很多。窗边的墙上有一个钉眼，是当初固定木板留下的。

杜桂兰的床边放着一张小纸。

我以为是留给我的，拿起来才发现是仓库退料清单的草稿，背面写了一行字，可能是她练着算账时随手写的。

“人要清白，也要心宽。”

字不漂亮，横竖却稳。

我把纸放回原处，没有带走。

有些东西留在那儿，比带走更合适。

后来我在那个工地又干了二十多天。

项目收尾后，我没跟老马去下一个外省项目，而是在老家附近找了个水电维修队。工资少了，一天两百六，有活才干，可晚上能回家。刚开始我不习惯，手里钱少，心里慌。可儿子晚上会拿数学题问我，老婆有时候会留一碗汤在锅里，我慢慢觉得，少下来的那点钱，不全是损失。

杜桂兰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是腊月二十七。

她说她在成都一个小区做保洁，早上六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小女儿婚礼办完了，男方家没因为陪嫁少说什么。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红色羽绒服，打折的，二百九十九。

她在电话里笑：“我这辈子头回给自己买这么亮的衣服。”

我说：“好看吗？”

她说：“我觉得好看。别人说像过年灯笼，我也不管。”

我也笑了。

她问我：“你回家那边干得咋样？”

我说：“钱少点，但每天能回去。”

“那就好。”

电话安静了一会儿。

她说：“李成，那块小木牌还在不？”

我低头看了一眼书桌抽屉。

那块从薄板上锯下来的木牌，就放在里面。儿子问过我是什么，我说是工地上的旧木头。他没兴趣，转身就走了。

我说：“在。”

她说：“我那块也在。压在床头柜玻璃下面。”

我说：“留着干啥？”

她说：“提醒自己。人心软的时候，看一眼。”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老家冬天的风也冷，但跟江边工地上的风不一样。厨房里传来锅铲碰锅的声音，儿子在客厅背课文，背得磕磕巴巴。

我说：“杜姐，新年好。”

她那边停了一下，声音轻了些：“新年好，李成。”

电话挂断后，我打开抽屉，把那块木牌拿出来。

白漆已经掉了一点，那道裂纹还在。钉眼很小，像一个黑点。它本来只是一张破薄板的一角，被钉在工地板房里，隔开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和一个五十岁的女人。

它隔不住雨声，隔不住脚步声，也隔不住人的难处。

可它隔住了该隔住的那一步。

我把木牌放回抽屉，推上。

客厅里，儿子喊我：“爸，这句我不会背。”

我走过去，坐到他旁边。

他把课本推给我，我低头看字。老婆从厨房探出头，说：“汤好了，等会儿喝。”

我应了一声。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那间江边工地的板房，想起仓库门口那盏白灯，想起杜桂兰站在灯下说，人要清白，也要心宽。

我三十六岁那年，在工地上和一个五十岁的大妈同住过一间板房，中间只隔了一张薄板。

别人要是听见，可能会往歪处想。

可对我来说，那张薄板不是暧昧，也不是遗憾。

它是一条线。

线这边，是一个男人终于明白，照应别人不能丢了分寸，回到家里也不能只剩沉默。

线那边，是一个女人到了五十岁，还肯承认自己孤单，也肯守住自己的清白和体面。

后来我再路过工地，看见一排排蓝顶板房，还是会下意识看一眼。

我知道里面住着很多人。有人打呼噜，有人算账，有人想家，有人把难处咽下去，有人把一盏灯留到很晚。

也许某一间屋里，也临时钉着一张薄薄的板。

板子不结实，风一吹就响。

可有时候，人这一辈子能走正，就是靠心里还愿意给自己留这么一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