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绿帽
我今年五十二，结婚二十六年。
但我真正和他过日子，只有前十三年。
后十三年，我给自己活出了另一条路。而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他叫方德明，国营厂的技术员转岗，一辈子老实。老实到当年我们相亲，媒人说他“不会说漂亮话，但人踏实”。我妈拍板：“踏实好，踏实靠得住。”
可是方德明踏实得过了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晚归，但他也不跟我说话。我们一张饭桌吃饭，他能从头到尾不抬头；一张床上睡觉，他永远朝外侧躺，背对着我，像一堵不会说话的墙。结婚头三年，我试过跟他聊单位的事、邻居的事、将来要不要孩子的事，他嗯嗯啊啊，最后说一句“你看着办”。
第四年，我查出来输卵管粘连，很难怀。医生说完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先想的不是孩子，是方德明。他会说什么？他会抱我吗？会跟我说“没事，没孩子我们俩过”吗？
他没有。他站在诊室门口听完，点了点头，说了句“哦，那回去吧”，就去窗口排队缴费了。那天晚上他照例背对着我睡着，我盯着他的后脑勺看了很久，心想，这日子，一眼望到头了。
三十九岁那年，我遇见了老周。
我们厂跟外协单位对接，他是那边的小老板，来谈零件加工。第一次见面散了，他追出来递给我一把伞：“下雨了，你拿着。”我回头看他，四十出头的男人，笑起来眼角有褶子，但眼睛是亮的。
后来伞还了又借，借了又还。再后来，就不只是伞了。
我没瞒过自己，这是出轨。第一回在宾馆开房，我对着洗手间镜子站了十分钟，看里面那个女人，脸红了，眼睛湿的，嘴角压不住往上翘。我跟自己说，就一次。可一次之后，还有一次。一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停不下来。
老周离过婚，单身，他问过我要不要走。我摇头。方德明没做错任何事，他只是不爱我，或者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爱人。我不想离婚分财产、惹闲话、让我爸妈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我要的就是每周三下午，在老周租的那间小公寓里，有人愿意听我说话，有人会在我讲笑话的时候笑，有人会在沙发上搂着我的肩，掌心是热的。
十三年。
十三年里我给方德明做早饭、洗衣、收拾屋子，过年陪他回老家应付亲戚。他在客厅看电视，我就在卧室跟老周打电话。他出差的日子，我就去老周那儿过夜。他从来没怀疑过。因为在他眼里，我一直是那个“踏实过日子”的女人。
我不知道他是真迟钝，还是装不知道。直到去年冬天，他胃出血住院。
我去陪床，给他倒水、擦脸、叫护士。隔壁床的老头羡慕他：“你老婆真细心。”他躺在病床上，难得笑了一下，跟我说：“你回去歇歇吧，这儿我自己行。”
我拎着暖水瓶走出病房，在走廊长椅上坐下来，忽然开始掉眼泪。护士路过问我哪儿不舒服，我说没事，就是累。
我是累。累得不知道自己这十三年，到底赢了什么。
老周前年再婚了，没请我。他说“你该有自己的日子了”，我说“我知道”。最后一个周三下午，我把公寓钥匙还给他，他接过的时候握了握我的手，说：“好好过。”我点点头，转身走了，没回头。
方德明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他瘦了一圈，走路慢了些。坐在出租车后座，他忽然伸手盖在我手背上，说：“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手一僵。他的掌心是热的。二十六年来，他头一回主动碰我。
我转头看窗外，车流像一条沉默的河。我心想，方德明，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可我也没把手抽回来。
到家楼下，他先下车，去后备箱拿东西。我坐在车里，看见他弯腰的背影，头发花白了，背也驼了，像个普通的、过了半辈子的老头。
司机催我下车。我擦了把脸，推门出去，朝他走过去。
晚上我照例给他端药。他坐在沙发上接过水杯，抬头看我一眼，忽然说：“你白头发也多了。”
“五十多了，”我把药片递给他，“能不老吗。”
他点点头，把药吞了，又说了句：“明天我炖排骨吧，你爱吃的。”
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电视屏幕里他模糊的倒影，忽然想，也许他知道。也许这十三年，他什么都知道，只是选了另一条路——不闻不问，不掀不破，把日子一天一天磨下去。
我不知道哪种活法更对。我只知道我把水杯收进厨房的时候，水池上方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笑了。笑的什么，我也说不清。
也许笑那十三年。也许笑这二十六年。
也许笑最后，我们都活成了对方最讨厌、也最离不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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