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末与清末：比烂的时代，也有高下之分

一、纸糊的江山：从李自成进城说起

公元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大明彻底走入了历史。

明国在北京政权垮台，李自成派来钦差招安山东河南一带，李自成当时在北京的军队就不算太多，钦差也就是得到一个新朝皇帝招安各路豪强势力的名义而已，但是各地忠于明国的士绅阶级，基本上连控制一个完整的县份的军阀都没有，钦差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徐州。

之后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大顺政权屁股还没坐热就垮台了，他派来的钦差大臣也逃走了。山东徐州一带的地主和士绅完全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他们拥了立一位明国的亲王，但是这个亲王连山东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这么一块地方都控制不住。徐州那地方，有几个卫所，本来应该是军事单位，可早就烂透了，根本拉不出一支能打的队伍。几个府的人在一块儿开会，吵来吵去，谁也服不了谁。

最后只好向清兵求援，他们看出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要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残杀，唯一能够维持秩序的手段就是，寄希望于满洲兵在局势恶化以前迅速南下。他们写信给满洲人，表示虽然一度拥立过前明亲王，但是只不过是暂时的，言下之意就是尝试过自己人了，发现他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只有满洲人可以。

他们的逻辑很现实：我们看出来了，再这么下去，李自成、张献忠那种流寇，甚至比他们更狠的小股土匪，就要把这里杀成无人区了。与其让所有人死绝，不如请满洲兵南下，至少人家能维持秩序。

这就是明末地方势力的真实写照：想自治，没那个能力；想效忠，找不到对象。

二、比烂的时代：为啥“省一级”的军阀都绝种了？

同样，杨展和巴蜀的土豪，在跟张献忠作战的时候，也拥立了几个前明的亲王做领袖，但是也只能控制几个县的地盘。最强大的吴越士绅拥立的鲁监国能够控制浙东，相当于今天半个浙江省的范围。被海盗郑芝龙拥立的傀儡隆武帝，之所以能够控制福建的全局，主要是依靠郑家的势力。没有比这更大的势力，这就是明末的情况。

可以看出，除了闽越南粤吴越，沿海地区，士绅还能勉强维持以外，四川、湖广、整个黄淮流域，完全产生不出控制范围超出一个省的军阀势力。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说明大明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在它死的时候，已经彻底归零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说到明国的流寇政权性质了。

朱元璋作为流氓化的农民出身，属于“流寇”起家的皇帝。他太知道地方豪强、士绅门阀的厉害了。他建立的明朝，骨子里就对士绅阶级充满了猜忌和防范。他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对地方那是敲骨吸髄式的剥削和压制，不允许地方上有能威胁到皇权的势力存在。

一旦中央政权垮台，坏处立马暴露。地方上连个能“止血”的人都没有，瞬间变成了无数个孤立的、毫无防御能力的“点”，任由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以及无数连名字都留不下的小股匪帮来回蹂躏。

顾炎武哀叹，地方如此脆弱，纯属纸糊的江山。如果有唐代藩镇或者是周代诸侯那样强大的势力，流寇绝不至于如此糜烂。这是高度财政中央集权、极度打压地方自治的恶果。

三、对比元末：差距咋就这么大？

这种局面比之前元末时期要差得多，元末王保保和李察罕还有关中四将，基本上控制了山西、察哈尔、陕西的大部分及河南、山东的一部分，只有黄淮之间那一部分才被蹂躏成了无人区。在四川，地方士绅能够跟明玉珍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士绅性质极强的以保境安民为目的的政权；在江浙，张士诚跟当地的士绅阶级的合作也催生了一个亲近蒙古的地方政权。中间的流民区域盘踞着刘福通、朱元璋。

陈友谅虽然也是跟明玉珍一样出身流寇，但是他在两湖的政权主要依靠像易华这样宋元遗留下来的土司集团的支持，所以易华这样的土司在后来洪武屠湘的时候还要继续抵抗，而朱皇帝之所以视其为眼中钉，也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跟陈友谅的关系密切被视为余孽，另一方面他们代表了宋元遗留下来的土司豪强势力，足以妨碍明国的统治基础，不把地方势力清除干净不符合朱元璋把地方打成一盘散沙，实现真正统治的目的。

经过大致统计，明末的流寇区域比元末扩大了至少一倍，而明末的土豪区域不到元末的四分之一，就只有浙东、闽越、南粤还有滇贵黔的土司领地。四川除了秦良玉等控制的几个土司领地外，七成以上的土地沦为人间地狱般的流寇区域。

而在元末，陕西、山西、四川、吴越的全境，不是只有钱塘江以东的部分而是整个吴越、陈友定的闽越、何真的南粤、陈友谅政权，至少是湘西土司那一部分，都是保持完整的，整个形势就比明末要好太多了。

清末的形势是最好的，这当然跟帝国主义的加持有关系。清末基本上只有白朗、河南那一带有小股流寇活动，基本上所有各省都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和商人建立起土豪政权的局面。

这就足可以说是，明国自开国皇帝就出身流寇，所以是纯粹的流寇政权，跟士绅阶级关系是最紧张的，所以坚决不允许士绅做大，结果士绅哪怕是要拥立明国亲王都很难找得到统治基础，真正能够拥立明国亲王成功的，还是出身海盗的郑芝龙集团。

元末因为部落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有蒙古贵族出身的李察罕、王保保、还有元宽待唐宋土司留下来的西南湘西的土司势力； 有基本上是吴越和宋国正统留下来的平江士大夫集团，能够支持张士诚政权；有依靠水运和贸易维持下来的巴蜀地主集团，他们能够控制明玉珍帝国的整个文官体系。

可以说比起巴蜀本土政权在刘备和诸葛亮那里只能担任统战和低级角色的局面相比，本土派势力还更加强大一些，这都是元朝封建主义势力还保持得比较强，没有像朱皇帝那样对地方敲骨吸髓、地方豪强被消灭殆尽的结果。

四、征服者王朝的封建主义避免了流寇

至于财政方面，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介入提供给清朝各种贷款，元明清三朝在末年的情况都是一样糟糕的。原有的体制至少在编户齐民地区，依靠地主缴纳土地税的一点点收入维持，只能供县衙门从事一般的司法事务，所以要强调教化。

“教化”的意思是并没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也提供不出更大的开支，养兵的费用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元末和明末，朝廷命官镇守的地方像纸糊一样脆弱，基本上是一打就垮。因为朝廷命官、地方上的县官州官，手头上是没有像样的军队，也没有办法支付训练有效军队的成本。

至少清、元作为部落贵族建立的政权，他们是习惯于封建主义的，对封建秩序比较放心，不像明国皇帝那么猜忌。所以元、清的皇帝允许地方豪强自己建立武装，然后只要像张士诚名义上效忠于元廷就可以当平章，实质上是封建割据，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能够容许的。湘军淮军形成的封建割据，大清皇帝也是能够容许的，同样的事情，朱元璋肯定要举起屠刀了，崇祯皇帝也坚决不容许。

结果就是明国政权一旦垮台，恶果就显现出来了，无数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流寇，以及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流寇还算好的，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而且控制范围还出不了一个县的小股流寇，他们杀人如麻，行为比张献忠李自成还要残忍百倍，率兽相食，人间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