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泥巴里种花的人——普通百姓眼中的苏东坡

一、他不叫苏轼，他叫“我家隔壁的老苏”

我们普通人说起苏轼，总觉得那是天上的人物——诗写得好、字写得好、官做得大、名留得长。可你若是把他从教科书里拽出来，抖一抖他身上的尘土，你会发现：他其实跟我们楼下那个爱养花、爱喝酒、爱跟小贩聊天的大叔，没什么两样。

他也会穷。

不是那种“有钱但谦虚地说穷”，是真穷。被贬到黄州那年，他四十五岁，带着一家老小，住在江边一座破旧的临皋亭里。亭子漏雨，冬天冷得像个冰窖。他没有俸禄，只有一块官府拨给的荒地，五十亩，长满了荆棘和瓦砾。

换作你我，大概要愁得整夜睡不着。可老苏呢？他借来一头牛，借来一把锄头，天不亮就下地。刨石头、拔野草、翻土、垒垄，手上磨出了血泡，肩膀晒脱了皮。干完一天的活，他蹲在地头，看着那片新翻的黑土，写了一首诗：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yi、）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您听听这“面如墨”，那是晒黑了。可他没有写“我好苦”“我好惨”，他写的是“我种了三百棵桑树”“我盖了一间雪堂”。他像个农民一样记录收成，而不是像个文人一样哭诉命运。

这，就是普通人能读懂他的第一个原因：他不装。他不会在饿肚子的时候还跟你谈“君子固穷”。他会告诉你：今天挖到了几根笋，明天打算腌一坛咸菜，后天要去集市上换点米。他的乐观，就在这些碎碎念里，像灶膛里的火星，看着微弱，却一直燃着。

二、他做的红烧肉，比他的诗更让人落泪

黄州的猪肉便宜。为什么？因为富贵人家嫌它油腻，穷人家又不会做，煮出来又柴又腥。可老苏偏偏盯着这块最贱的肉，像盯着一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笨孩子。

他买了二斤，回家反复试。少放水，慢火炖，加黄酒，加土制酱油，焖上整整一个时辰。出锅的时候，肉色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他高兴得像中了举，满院子喊邻居来尝。后来他把方子写进诗里，成了著名的《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您听听这个语气——像是厨房里那个围着围裙、一边擦汗一边跟您唠叨的老头儿：“别急别急，火候到了，自然就好吃了。”

这句诗，没有什么“大江东去”的豪迈，也没有什么“明月几时有”的空灵。它就是一个饿过肚子的人，在灶台前悟出来的道理：好东西，急不来。 生活也一样。你把它炖透了，它自然会出滋味。

普通百姓读到这一段，心里该有多暖啊。我们谁没在厨房里跟一锅肉较过劲？谁没在深夜里等过一壶水烧开？老苏告诉我们：那些最不起眼的日子里，那些锅碗瓢盆的声响里，就藏着活下去的底气。

三、他跟乞丐一起喝酒，跟农夫一起骂天

苏轼有一桩怪脾气——他从来不挑朋友。

在黄州，他的邻居是个杀牛的屠夫，姓潘；是个卖酒的，姓郭；是个看病的郎中，姓庞。三个人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可老苏每天干完农活，就提着酒去找他们。四个人坐在江边的石头上，一人一碗，天南地北地扯。屠夫骂今年的牛不好养，酒贩骂今年的粮食太贵，郎中骂天气忽冷忽热。老苏就听着，偶尔插一句：“你们说的都对，但今天的晚霞还不错，来，喝。”

喝到微醺，他晃晃悠悠走回家，在灯下写日记：“与潘、郭、庞三君饮于江上，醉而归，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您看，他没有写“我沦落到跟屠夫饮酒”，他写的是“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他跟谁喝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轮月亮，是那阵江风，是那份“今天还活着”的庆幸。后来写诗《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hu、）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读到此，更是感到苏轼那份自然流露出内心超然、飘逸和磊落豁达的胸襟。

读到此，你可以闻到苏轼身上的酒气，但你绝不会看到他酒后耍什么脾气。酒后三更回家敲门，家童不应，老苏只能“倚仗听江声”。换作是你我，会怎么样呢？我肯定是一脚踹门上了。

后来他被贬到更远的惠州，那里更偏僻，当地人说话他都听不懂。可他照样跟黎族百姓混在一起，学他们的语言，吃他们的槟榔，甚至帮他们设计水车引水灌田。当地人从没见过一个“大官”肯蹲在田埂上跟他们一起挖渠，都说这个老头儿怪。可老苏笑着擦汗，说：“我本来就是你们这儿的人，只是迷了路，走了几十年才走回来。”

普通百姓听了这话，鼻子一酸——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走了一辈子才找到自己的家”。 那个家，不一定是你出生的地方，而是你终于放下身段、卸下盔甲、愿意跟身边每一个平凡人同坐一条板凳的地方。

四、他在最黑的夜里，看见了最亮的月亮

要说苏轼最苦的日子，还得数海南儋州。

那时他六十多岁了，被一叶孤舟送到海南岛——在当时，那等于流放到了天边。没有房子，没有药，没有书，连墨都没有。他住在当地人用椰子叶搭的棚子里，白天热得喘不过气，晚上被蚊虫叮得满身包。牙齿掉了，眼睛花了，手也开始抖了。

他写信给儿子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一连六个“无”，换作谁，都该绝望了。

可你知道他在海南干了什么吗？他教当地的黎族孩子读书写字。没有书，他就凭记忆默写《论语》《尚书》，抄在椰子壳上。没有纸，就把树皮剥下来压平当纸。孩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先生，这个字怎么念？”他颤颤巍巍地写下，然后笑着说：“你们比我有福气，你们还年轻，还能记住。我老了，记一句忘一句，但没关系——忘掉的，都是该忘的；记住的，都是该记住的。”

有一天夜里，他实在睡不着，就拄着拐杖走到海边。海风很大，浪拍在礁石上，碎成白沫。他忽然想起自己这一辈子：少年得意，中年风波，老年漂泊。那些害过他的人，那些背叛他的朋友，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故乡。他站在那儿，没有哭，也没有叹气。他曾写诗鼓励当地一名姜姓士子说：“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这也正是苏轼自己内心的写照：大海再宽，也没能切断这片土地跟我的联系；我这身白袍的老头儿，就是要在这天涯海角，开出个新天地来。

普通百姓读到这一句，眼泪就下来了。 因为我们也曾在深夜里站过阳台，望过远处万家灯火，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可苏轼用他那把老骨头告诉我们：天没有塌，地没有裂，你脚底下站的那块土，就是你的“地脉”。你认了它，它就养你。

五、他的最后一句话，把一辈子活成了“不着急”

苏轼六十六岁那年，终于获准北归。他从海南一路乘船北上，经过常州时病倒了。病榻上，他身边只有几个儿子和一位老友。

老友凑近他耳边，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着力即差。”

——太用力了，就错了。

这四个字，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微笑。一辈子写诗、做官、种地、酿酒、教孩子、跟屠夫喝酒、在椰壳上抄书——他从没有一天不是“在用力”，可他最后却说：别太使劲。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你只需像炖那锅肉一样，慢慢地、稳稳地，等着火候到。

普通百姓听懂了。我们一辈子都在使劲：使劲挣钱，使劲养孩子，使劲买房，使劲不让人看低。可老苏在临终前拍了拍我们的肩，说：“行了，别把绳子绷断了。今天的面条还热着，先吃了吧。”

六、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写完这些，我忽然想：苏轼到底给普通百姓留下了什么？

不是诗，不是词，不是书法。那些我们背不全，也写不来。他留下的是一个动作：蹲下来。

蹲在田里拔草，蹲在灶前吹火，蹲在江边洗脚，蹲在海南的椰棚下，教一个黑黑瘦瘦的孩子写自己的名字。他这一辈子，就是一次次地“蹲下来”——蹲到和泥土一样低，和百姓一样矮，和生活一样琐碎。

而正是这个“蹲下来”的姿态，让他看见了我们普通人看见的东西：今天的米贵不贵，明天下不下雨，孩子有没有吃饱，邻居有没有生病。他从来不嫌这些事小，因为这些事，就是我们全部的天地。

所以，当你觉得日子难熬的时候，不妨想想那个在黄州地头啃干饼的老头儿。他没有告诉你“要坚强”“要豁达”——那些词太大了，压得人喘不过气。他只是把干饼掰了一半递给你，说：“尝尝，虽然硬，但嚼久了，有点甜。”

这，就是普通百姓能从苏轼身上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他不是天上的星，他是地里的泥。而你我，都是从那泥里长出来的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