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给希特勒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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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历史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往往不是人们看不见危险，而是他们看见了危险，却相信自己会成为例外。

1930年代的德国，有这样一群特殊的犹太人。他们出生于德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德意志帝国服役，并把德语、德国文化和“祖国”视为自己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也反对那些希望离开德国的犹太人；他们相信，只要证明自己是足够忠诚、足够“德国”的德国人，就能够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共存。马克斯·瑙曼（Max Naumann）及其领导的“民族主义德国犹太人联盟”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到1930年代初，他们甚至相信纳粹主义所承诺的国家复兴、秩序与民族团结可以与自己的德国身份并存。

但他们最终面对的现实却是：他们所试图证明的“德国人”身份，并不能改变纳粹意识形态对“犹太人”的定义。

1930年2月5日夜晚，艺术与戏剧评论家保罗·费希特（Paul Fechter）站在柏林的“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联盟”（League of Nationalist German Jews）讲台上，探讨所谓犹太人对该国出版界和艺术界控制的问题。“当麦克斯·瑙曼博士（Max Naumann）邀请我在你们的圈子里发表演讲时，我爽快地答应了，”费希特尔开场说道，“可当他随后告诉我希望我讲的主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老天爷啊！一个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让自己变得极不讨喜、把在座所有人统统得罪光的主题了。”

费希特表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公开谈论犹太人过于“害羞、恐惧、谨慎”。作为保守派报纸《德国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一名编辑，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犹太人。他说，颇受欢迎的犹太幽默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最近出版的书《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德意志》（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是对军队、警察、文官系统、国歌乃至受欢迎的起泡酒（Sekt）的辛辣讽刺，侮辱了德国人民。

“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费希特继续说道，“剧院、各大出版社、各大艺术交易商，至少部分处于犹太人的控制之下。”费希特称，犹太艺术商人的画廊里充斥着“马奈、莫奈、雷诺阿、高更、毕加索和塞尚”的作品——换句话说，全都是法国印象派和现代派的作品，而不是传统的德国画家。费希特宣称，犹太人当中的“反德国主义”（Antigermanismus），远比右翼德国民族主义者当中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us）要狂热得多。

该联盟的创始人瑙曼，将费希特的这番长篇大论发表在他的月刊《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The Nationalist German Jew）上。该刊物面向其联盟的7000名成员发行，这些人主要是分布在全国20多个分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瑙曼本人是一位生活在柏林的犹太律师，他立场鲜明地反对民主，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且毫不掩饰地批评其他犹太人。

他将那些因俄罗斯、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地的反犹暴行而逃亡的“东欧犹太人”（Ostjuden）视为大量涌入本国的不受欢迎的移民，并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他们。他对他们抱有同情，却没有产生认同，也没有与他们站在一起。“这就好比我们在谈论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或者美国私刑暴民针对黑人时的同情心一样，”瑙曼写道——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情感纽带的抽象同情。在他于1920年出版的联盟成立宣言《论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On Nationalist German Jews）中，瑙曼将那些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锡安主义者（Zionists），比作刚刚建立政治运动的纳粹分子。“这两个群体，锡安的狂热分子和卐字旗的骑士，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把血统问题变成了国籍问题，”瑙曼辩称。

瑙曼同样捍卫自己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身份，这种立场也体现在“nationaldeutscher Jude”这一称谓中——一个以血统和土地为纽带认同德国的犹太人。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德国政坛整体向右转，瑙曼的政治立场也逐渐右移。他起初对阿道夫·希特勒极端右翼、狂热反犹的主张采取默许态度，后来甚至转而支持这些立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政治判断会比瑙曼拥抱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更加悲惨而错误。尽管所谓的“希特勒犹太人”（Hitler Juden，后来人们以“纳粹犹太人”称呼瑙曼的追随者）只占德国约50万犹太人口的不到2%，但他们的经历却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教训：一个少数群体中的少数派，竟选择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位公开蔑视他们的政治领袖。

马克斯·瑙曼，约1935年。© Geschichte-Lernen

瑙曼1875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族中有银行家、地主、布商——那是德国犹太人享有前所未有机遇的时代。他们刚刚获得了投票权，可以竞选公职，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过去受限的职业（法律、医学、学术界）如今都向他们敞开。瑙曼在柏林腓特烈·威廉大学攻读法学，期间加入了学生会，并在下巴上留下了“决斗伤痕”（Schmiss）——这是真正普鲁士人引以为傲的决斗勋章。然而，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当瑙曼因其犹太血统而被拒绝授予普鲁士军队军官头衔时，他应征加入了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瑙曼在军中屡获晋升，从少尉、中尉一路升至上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色。他因“在面对敌人时做出了远超职责要求的杰出英勇行为”，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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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参加过一战的犹太老兵归来时，却发现犹太人集体成为了德国战败投降的替罪羊。“帝国犹太前线士兵联会”开展了一项宣传活动[1]，强调他们的奉献与牺牲——曾有10万名犹太士兵在前线服役；3.5万人因英勇表现受勋；1.2万人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德国犹太信仰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试图通过对犹太身份与遗产的法律保护，来对抗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与此同时，“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则敦促德国犹太人为了自身安全移民巴勒斯坦。

瑙曼认为这些回应要么完全无用，要么走错了方向。他公开斥责中央协会的成员是无能的“蠢货”（Dummköpfe），并将锡安主义者痛骂为叛徒，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闻名的学者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将自己的犹太身份置于其德国血统之上。瑙曼在1927年宣称：“如果当年能及时采取措施，阻止锡安主义者——尤其是东欧锡安主义犹太人——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面前将自己塑造成犹太主义的唯一合法代言人，那么德国犹太人在精神甚至物质上的悲惨境地，就绝不会演变成如今这样可怕的局面。”

瑙曼相信，反犹主义需要的是“拆解”，而不是中央协会所偏好的法律诉讼路径。在一战期间，诺曼亲眼目睹了反犹情绪在战斗的酷热中烟消云散——他后来回忆道，在战场上重要的是“行动”而非“语言”，为了战友和祖国而“冒着生命危险去拼搏的顽强、韧性与决心，超越了所有阶级和种族差异”。正是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对待德国政治的方式。

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阿尔弗雷德·派瑟（Alfred Peyser），他是“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联盟”的主席，是一位卓越的医师，并担任柏林一个高档社区的市政议员。在1922年一篇阐释“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概念的奠基性文章中，派瑟警告犹太同胞不要重返“犹太人区奴役”（Ghettoknechtschaft）状态，也不要试图逃往“锡安”，而是敦促他们拥抱“德国祖国”。“是的，我们热爱这片土地，它的语言，它的人民，”派瑟写道，“我们感到与它同呼吸、共命运！”

瑙曼和派瑟在热门保守派报纸《柏林地方广告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的主编萨缪尔·布雷斯劳尔（Samuel Breslauer）身上找到了强有力的盟友。1927年春天，布雷斯劳尔随一个德国报纸编辑代表团前往纽约，与包括《纽约时报》出版人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在内的美国同行会面。布雷斯劳尔倡导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与同样炽热的犹太教。他在一篇题为《我，一个反犹分子》的文章中为这种双重性辩护。“如果在过去30年里我发生了改变，”布雷斯劳尔写道，那也只是政治立场向右倾斜——但“绝对不是”背离犹太教。相反，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犹太信仰加深且巩固了——“是在宗教意义上，而非种族民族意义上”。

瑙曼最初将其联盟与由诺贝尔奖得主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领导的中右翼“德国人民党”绑定。但到了1930年9月，政治格局发生了剧变，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在全国大选中暴涨了近十倍。法西斯主义突然间变得流行起来。写过三卷本哲学著作《2x2真的等于4吗？》的犹太作家西格弗里德·“弗雷德”·邦（Siegfried "Fred" Bon），试图调和犹太教与国家社会主义。在1931年1月为《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邦梳理了犹太人对该国保守主义运动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据邦所说，拉特瑙是第一个试图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融合的人——“而这恰恰构成了今天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础”。邦的文章发表时的标题是《犹太人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吗？》。

1933年，犹太商人奥斯卡·丹克（Oskar Danker）和他的女友——一位基督徒——被迫举着标语牌，劝阻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到1935年，“真正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被宣布为非法。© akg-images / Pictures From History

就瑙曼而言，他暗示是可以的，并指向意大利作为例证。犹太人在1922年曾跟随贝尼托·墨索里尼参与了“向罗马进军”。圭多·容格（Guido Jung）是一名犹太人，曾任意大利的法西斯财政部长。伦佐·拉文纳（Renzo Ravenna）也是一名犹太人，曾任费拉拉市的法西斯市长。当威尼斯的犹太律师吉罗拉莫·巴西（Girolamo Bassi）面临财政困难时，一位法官建议他加入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于是两个月后，我父亲成为了一名持牌法西斯分子，”巴西的儿子罗伯托后来回忆道，“他买了一套精美的黑色制服，与其他所有人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表达对领袖的支持。”

瑙曼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接纳，不仅归因于该国缺乏锡安主义者和东欧犹太人，还归因于犹太人没有充斥在“知识界”职业中。瑙曼敦促年轻的德国犹太人去从事木工、砖石工等行业，而不是法律和医学等职业。《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在1933年一篇题为《为什么意大利没有对犹太人的仇恨》的文章中写道：“在意大利的大约20万犹太人中，至多有10%是医生、律师和记者。”（尽管意大利的反犹主义确实少于德国，但该文章的前提后来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自1938年起，意大利通过了一系列歧视性的种族法律，并将犹太人驱逐至纳粹灭绝营。）

1932年7月，瑙曼在即将举行的国会大选中似乎公开敦促德国犹太人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票，这引发了轰动。在费希特创办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瑙曼宣称国家社会主义是该国唯一可行的未来——“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正在铺就一条能够实现德意志新生和恢复德国威望的道路。”

中央协会对此感到愤怒。该组织官方报纸《中央协会报》（Central-Verein-Zeitung）上的一篇社论严厉批评瑙曼的言论不实且不负责任，并指出，无视纳粹反犹主义的威胁是荒谬且轻信的。无论瑙曼与希特勒拥有多少共同价值——反共、反共和制、反民主——对犹太人的仇恨始终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基石。《中央协会报》提醒瑙曼注意纳粹对犹太人的“猖獗攻击”和“公开煽动”，并指出“希特勒先生在任何场合下，都从未反驳过本党发言人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

但瑙曼依然坚信，针对犹太人的激进言论不过是政治姿态，一旦希特勒执政，并且犹太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的煽动性政治影响被中和后，这种言论就会冷却下来。哈佛大学等机构的一组国际学者在今年4月发表的一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论文中[2]，分析了一批约1100万份数字化纳粹档案，其中包括580份纳粹分子在1934年撰写的个人陈述，解释他们加入该党的原因。整整26%的纳粹分子将对犹太人的厌恶列为入党的“明确因果原因”，这表明反犹主义绝不仅仅是该党意识形态中可有可无的附带元素。但瑙曼却固执地关注入党的其他动机，这些动机也反映在学者对这些陈述的分析中：63%的人提到了对民族复兴和恢复公共秩序的渴望，53%的人表达了对社会归属感的需求，49%的人认为需要打击共产主义，29%的人相信该党能带他们走出经济困境。瑙曼极其天真且致命的观点是：如果这些其他关切能得到解决，反犹主义就会自然减弱。

纳粹冲锋队（SA）对犹太人尤利乌斯·沃尔夫（Julius Wolff）及其非犹太未婚妻克里斯汀·尼曼（Christine Neemann）的公开凌辱。德国诺登，1935年7月22日。© Günther

在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反犹暴行极其恐怖地激增。犹太人在街头、营业场所和家中遭到袭击。一名年轻人被鞭打得血肉模糊，随后伤口被涂抹胡椒粉以加剧剧痛，最终死于败血症。柏林时尚的腓特烈大街上的一套公寓被改造成刑讯室，墙上溅满了鲜血。

外国媒体大肆报道了这些暴行。3月25日，极具权势的纳粹内阁部长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将瑙曼和其他犹太领袖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戈林怒气冲冲地念着一叠外国报纸剪报。“除非你们立即停止这些恶意中伤的指控，”戈林说，“否则我将无法再为德国犹太人的安全作保！”[3]瑙曼原本打算利用这次会议抗议日益猖獗的反犹暴力；为此，他曾当面向戈林出示了一份犹太人受袭的清单。然而，他离开会议时，却沦为了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虽然我们坦然承认存在针对德国犹太人的过激行为，”瑙曼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但我们对外国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不感兴趣。”

对于与他拥有相同德国血统的犹太同胞，瑙曼建议保持耐心。“今天我们毫无疑问正在忍受愤怒的日子，”他在5月写道，“这种十四年来积聚和加剧的怒火，最初以爆发式的喷发形式宣泄出来是不可避免的。”但瑙曼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该国的反犹狂热终将平息，“雅利安人与犹太人”将再次为了祖国的共同事业“携手并进”。“当这个自我反思的日子终于到来时，”瑙曼写道，“那将是对德国犹太人问题真正解答的开始。”

1935年9月16日，在纽伦堡路易特波德体育场（Luitpold Arena）举行的纳粹自由集会上，党卫军方阵进行阅兵式。© Interfoto/Alamy

然而，就在前一个月，希特勒政府颁布了《恢复公务员职业法》，禁止“非雅利安人”担任政府公职，同时颁布的《律政准入法》剥夺了包括诺曼在内的犹太人的执业律师资格。同期通过的《德国中小学和大学禁止过度拥挤法》则限制了犹太学生的入学。

在这些严酷的措施中，阿尔弗雷德·派瑟的儿子汉斯·海因里希·派瑟（Hans Heinrich Peyser）有一天在柏林地铁上偶遇了瑙曼。瑙曼当时刚与纳粹冲锋队（SA）的领导人开完会出来。他向派瑟谈起纳粹的“高尚理想”以及尝试从他们的角度理解事情的必要性。“鉴于德国已经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种极度的自恋和向内沉溺的态度简直荒谬至极，”派瑟写道。

总部位于纽约、报道全球犹太社区的新闻通讯社“犹太电讯社”（JTA），以同样的惊恐注视着瑙曼及其拥护者。该电讯社在8月13日报道称：“尽管他们的职业被剥夺，尽管他们生活在高度的焦虑中，恐惧着被侮辱、殴打或关押的时刻，但大量的德国犹太人依然继续保持着对祖国的忠诚。”报道特别提到了瑙曼将锡安主义者斥为“国家叛徒”。

坊间开始流传“瑙曼犹太人”在会议结束时行纳粹礼并高唱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Lied）的故事。虽然瑙曼否认了此事，并将其斥为“犹太恐怖故事”，但他却为纳粹礼和纳粹旗帜的存在辩护，称犹太人需要“克服对卐字旗的恐惧”：“毕竟，基督教十字架，”他在1934年4月写道，“也是一个‘反对犹太教’的符号，但‘长期以来，没有任何理智的犹太人会拒绝接受铁十字勋章或其他十字形状的勋章’。”

那年8月，当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逝世时，瑙曼敦促犹太人在全民公投中投赞成票，将兴登堡的权力移交给兼任总理的希特勒，这实际上是亲自把无可制衡的独裁统治权奉上了双手。（尽管他向犹太同胞承认纳粹政权“给我们带来了严酷的考验”，但他依然这么做了。）“我们敦促所有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的犹太人在8月19日投‘赞成’票，”瑙曼宣称。

接下来的那一周，瑙曼再次重申了他对希特勒政府的声援——他给这位纳粹领袖发去一封电报，告知对方“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联盟”将不会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旨在建立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会议。得知此事后，反纳粹流亡者创办的报纸《巴黎日报》（Pariser Tageblatt）回应道：“感谢上帝！”

一份盖世太保关于1935年5月27日400名德国民族主义犹太人在柏林开会报告，证实了瑙曼对希特勒的支持始终如一[4]。报告指出，瑙曼“特别强调，成员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并且“欢迎元首给德国带来的变革”。会议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德意志》（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高亢合唱声中结束。

尽管瑙曼竭力想为其组织争取纳粹领导人的认可或接纳，或是让他们接受他对犹太人在第三帝国应有地位的看法，但他从未得到任何承认和回应。

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政府颁布了《帝国公民权法》和《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统称为《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瑙曼以及其他50万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彼时，瑙曼已经离婚，而他的女儿也因他亲纳粹的立场与他彻底断绝了关系。

1935年9月16日，在纽伦堡举行的阅兵式上，阿道夫·希特勒向行进中的纳粹士兵敬礼。© Keystone/Getty Images

11月18日，瑙曼的联盟被强制解散。同一天，瑙曼本人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带到了党卫军的拘留与刑讯中心——哥伦比亚之家（Columbia-Haus）。几个星期后，在尝试用眼镜片割腕自杀未遂后，瑙曼被释放。1939年5月，他在孤立无援与众叛亲离中因癌症去世。

那时，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已经逃往国外。阿尔弗雷德·派瑟被剥夺了行医执照并被短暂监禁，随后于1939年移民瑞典，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其他“瑙曼犹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西格弗里德·“弗雷德”·邦于1940年9月被送往特雷津集中营（Theresienstadt）；1944年4月他在那里被处决。失去了编辑职位并被纳粹剥夺了财产的萨缪尔·布雷斯劳尔，与其妻子贝塔（Bertha）同样惨死于特雷津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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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曼的遗体被安葬在柏林西南方斯塔恩斯多夫镇（Stahnsdorf）的一座新教墓园里，他的墓碑至今依然屹立在那里。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军衔以及生卒年月，但没有任何关于其宗教信仰或家族信息的标记。作为一个犹太人被迫害并被遗忘的他，最终以他一直渴望的方式入土为安——作为一个德国人。

参考文献：

[1]www.lbi.org/griffinger/record/5523254

[2]www.nber.org/papers/w35120

[3]archive.org/details/transferagreemen0000blac_k2w3

[4]www.bundesarchiv.de/assets/bundesarchiv/de/Downloads/Meldungen/kulka-jaeckel_ns-stimmungsberichte-gesamt.pdf

文/Timothy W. Ryback

译/tamiya2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10/nationalist-german-jews-max-naumann-hitler/688343/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amiya2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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