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琼崖道尹”姚春魁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1915年，时任广东巡按使李国筠向大总统袁世凯打了一份“报告”：《胪陈前代理琼崖道道尹姚春魁政绩援案呈请准予送觐量才录用》，详细介绍了前代理琼崖道（海南岛旧称）道尹姚春魁的生平和政绩，恳请将其“送觐”（送姚春魁进京觐见大总统），考核后量才录用。

　　李国筠（1878—1929），字斐君，安徽合肥人，祖父是李鹤章（李鸿章三弟），父亲是李经羲（李鹤章三子），清末举人。

　　姚春魁（1861-1946），名芳春，字春魁，又字筱村，安徽合肥人，早年长期驻守云南，民国三年（1914年）任广东省琼崖道代理道尹（相当于现在省辖地区、市负责人），虽然是“代理”，但实际为首任，后世因此多称之为“首任琼崖道尹”。姚春魁的父亲姚天霖（1831-1888）戎马一生，屡建战功，1874年随唐定奎赴台抗击日军，是清末甘肃提督（从一品），诰授建威将军。

不染纤尘，一如寒素

　　因为是保举公文，李国筠自然郑重其事，无论是陈述事实，还是评判功绩，都比较严谨、公允，因此，这篇一千余字的“报告”是目前仅见的有关姚春魁比较可信、靠谱的生平事迹资料。

　　“报告”前半部分，是姚春魁到广州之前的简历。

　　姚春魁以附生的身份，以及从父辈获得荫补授通判，无论是早年从基层做起，“历充江苏江靖军文案、稽查发审，安徽正阳、江苏清江分销盐局、水陆缉私等差”，任职期间曾多次擒获枭匪，政绩考核最优；还是后来升任长沙府通判，兼任帮办自新习艺所提调，严格管束、用心教化，成功改变很多人，其勤劳踏实的工作作风，都得到上级的赞赏。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染纤尘，一如寒素”这样的评价，品行高洁，为官清廉，能够如此，很不容易。

　　姚春魁在为父母守孝（姚春魁伯父母无子，他一身兼祧两房，据笔者推断，应该是为伯父或者伯母守孝）期满后，先后任云南维西通判、中甸同知。两地均位于川藏边界，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道路艰险、地域荒凉（鸟道崎岖，穷荒荆棘），加之川边剽悍匪徒时常出没，对官兵甚为抗拒，其局势混乱程度，可想而知。但姚春魁不畏艰险，最终联合驻军平定匪患。当时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经过考核，给予姚春魁很高的评价，称赞其为人朴实至诚，做事勤勉谨慎，能够忍受边疆恶劣环境，熟悉边疆地貌民情。（原文：“悃愊无华，办事勤慎，能耐烟瘴，习边地夷情”）姚春魁因此被升补镇远直隶厅同知，旋即升署丽江府知府，在丽江知府任上多年，深得百姓拥戴。

　　辛亥革命爆发后，云南当地士绅民众认为以姚春魁的威望，能够震慑住局面，因而联名电请云南都督让他留任，他遂兼任西防统领，后改任总办云南怒俅边务局，兼带殖边营。殖边营是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为巩固边疆、应对列强侵扰而组建的兼具军事驻防与行政开发功能的临时武装建制。当时局势动荡，面对叛乱，他“驰驱戎马”，率军平定，与此同时，区别对待，恩威并施，保障了边城平安。后因故辞官归乡。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除以上李国筠的“报告”之外，有关姚春魁在云南边关许多事情的细节甚少，乃至难以查证。比如姚氏家族里流传的姚春魁曾多次率部抗击侵入片马地区的英军这件事，至今尚未找到切实证据。不过，当地地方史料中的“12户彝族男子死守县衙”故事，倒是颇为传奇：

　　宣统二年，川军叛军由定乡（今四川乡城）袭入中甸。由于当时正规守军不足，中甸同知姚春魁紧急动员并下令迁居当地的12户彝族男子死守中甸县衙与莫洛铜厂。激战中，这12户彝族人表现极其悍勇，“以战死3人，重伤1人的代价立下大功”，成功帮助稳住了局势，为后来姚春魁反攻、彻底击败张占标叛军（捕杀其同党一百余人）赢得了关键时间。

　　为了酬谢彝族人的救命与护城之功，姚春魁亲自向总督上呈奏状请求记功，并正式批准将中甸境内“下至红石哨，上至山神庙，东至雪门坎，西至余思各”的广阔土地，无偿划给彝族人垦殖定居。这也是今天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境内，会有“铜厂彝族乡”等彝族聚居区的直接历史由来。

壮士暮年，心静如水

　 李国筠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在已确定琼崖道尹人选的情况下，让姚春魁代理琼崖道尹。

　　因为父亲李经羲的原因，李国筠自然是非常了解姚春魁的治边才干，因此他去广州任职，立马想到姚春魁。当时的广东正在裁撤各路绥靖处，其中自然包括琼崖绥靖处，而琼崖道署尚未正式运转，确定的道尹人选王寿民未能确定赴任日期。政府机构和老百姓人心浮动，局面堪忧。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筹备宣布中立，因为琼崖特殊的地理位置，李国筠特别担心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危急时刻，他想到了治边良才姚春魁，当即委任其代理琼崖道尹，主持琼崖全岛军政事务，同时按程序上报备案。

　　在1914年第933期《政府公报》中，《广东巡按使李国筠呈报代理琼崖道道尹姚春魁任事日期文并批令（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六日）》明确记载了姚春魁的任职时间：月13日报备，9月18日到岗。这与姚春魁当时最小的女儿的回忆基本吻合。那一年按照公历她13岁，全家人一起随姚春魁去海南岛任职。一家人舟车劳顿，路上走了一个多月。

　　关于姚春魁上任之后的情况，李国筠着墨不多，但评价甚高：“苦心经始，百废具举。”

　　可以想见，姚春魁到任后，全力投入到琼崖各方面的政务中，促进各方面工作的重启和运转，千头万绪，劳心费神，殊为不易。当时的外部环境也很糟糕：广州发生爆炸案、惠州匪患四起，反动势力四处勾结煽动，蛊惑人心。琼崖守备力量空虚，又孤悬海外，极易为乱党所觊觎，岛内民众因此惶恐不安。

　　姚春魁一方面率部分头安抚黎族百姓，另一方面暗地联合驻军昼夜严防，化解危机。李国筠感叹：将叛乱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相较于平定已成规模的叛乱更为难得。姚春魁的谋略与治理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针对文昌、感恩、定安、澄迈等县的械斗，姚春魁第一时间派员到达现场，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化解矛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15年2月8日，姗姗来迟的王寿民到任，姚春魁“交御代理篆务”，改任营务处会办，其代理琼崖道道尹时间不足5个月，但就在这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5个月里，姚春魁从容不迫，指挥若定，很快控制住局面，使得各方面事务走上正轨。关键时期，尽显“边才”风采，赢得交口称赞。

　　李国筠总结其政绩为：“内清党乱，外固国交，边圉赖安，远人交许。”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8月1日，袁世凯在李国筠的“报告”上批示：“批令姚春魁交政事堂存记，毋庸送觐。”

　　大约一年后，姚春魁母亲去世，一家人离开琼崖，赶回合肥治丧。

　　1919年6月后，姚春魁赴浙江任职，先后任选举监督、慈溪县知事、乐清县知事、硖石统捐局长、曹娥统捐局长。不管在任何岗位，包括税收机构统捐局，姚春魁皆是“不染纤尘，一如寒素”。

　　据其后代回忆，姚春魁告老还乡之后，基本不问家事，也不管束儿孙，几乎没有脾气。他教授孙辈识字念书时，也是如此。

　　壮士暮年，心静如水。

　　抗日战争时期，年逾古稀的姚春魁和子孙们一起逃难到外地，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家人罹难，身心备受摧残。抗战胜利后不久，1946年6月，一代边才姚春魁在合肥家中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