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老班长张建国张罗了一场同学聚会。
我们这帮人是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掐指一算,都奔六十三四了。说是同学聚会,其实就是找个由头见一面,看看谁还活着,谁还能动弹。
地点定在县城西边一个农家乐,不大,但干净,一桌饭五百块,含酒水,老班长说别铺张,这帮老骨头吃不了几口,主要是说话。
我本来不想去。我这人内向,一辈子在工厂看机床,跟机器打交道的日子比跟人多,嘴笨,去了也是闷头吃。可老班长连着打了三个电话,说你不来就没意思了,我心里一热,就去了。
好家伙,去了才知道,这场聚会哪是叙旧啊,简直就是一场退休金普查。
我们班一共四十二个人,走了六个,剩下三十六个人里头,来了二十三个。二十三个老家伙往那儿一坐,乍一看都差不多,灰白的头发,发福的肚子,端起杯子手都有点抖。但一顿饭的功夫,我算看明白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机床和缝纫机的差别还大。
坐我左边的是老刘,当年我们班学习委员,考上了中专,分到县财政局,干到副科退休。他现在每个月退休金四千八。他穿一件深蓝色夹克,看不出牌子,但料子挺括,袖子上的纽扣亮晶晶的。他说话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席间说起他上个月跟老伴儿去了一趟厦门,住了四天,看了海,吃了海鲜。
他跟我碰杯的时候,随口问了句:"你现在拿多少?"
我说:"三千二。"
他"哦"了一声,没再往下接,转头跟另一边的人聊起来了。那个"哦",很轻很短,但我听得出分量。
坐我右边的是老王,当年坐最后一排,成绩不行,初中毕业就顶他爸的班进了化肥厂,后来厂子倒了,他到处打零工。他现在退休金两千一,老伴儿没有工作,俩人靠这两千一过活。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子有点毛了,但洗得干干净净。
那天吃饭,他话很少,光夹面前的凉拌黄瓜和花生米。那盘红烧肉转到他跟前,他没动筷子。我给他夹了一块,他连忙摆手说血压高,不吃肥的。可后来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炒青菜,我看他夹了好几筷子。
散场的时候,他拉着我走在最后面,低声跟我说:"老陈,咱俩差不多,都是苦命人。你看人家老刘,四千八,旅游说走就走。我跟你嫂子,一个月抠抠搜搜的,买菜都得等下午超市打折。上个月我牙疼,想去镶颗牙,一问八百块,没舍得,到现在还空着个洞。"
他说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看着前面老刘的背影,语气里没有恨,也没有酸,就是平平淡淡地说了一个事实。
那顿饭吃得我心里翻江倒海。
月退休金四千以上,到底是个什么档次?我以前真没认真想过这事。我就知道我厂里那点退休金,加上工龄补贴,刚好够吃饭、够交水电费,偶尔给孙子买个玩具还得算计半天。我一直以为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工人阶级,都是一辈子辛辛苦苦干过来的,能差到哪儿去?
可这顿饭把我吃醒了。
退休金四千以上的,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整个活法都不一样了。
你看老刘,他吃饭的时候能点自己想吃的,不用先看价格。他能每年出去旅游一两趟,哪怕只是周边转转,那也是一种底气。他牙疼了就去补,眼花了就去配好眼镜,膝盖不舒服了舍得买那种带磁疗的护膝。他不用等超市打折再买菜,不用把药片掰成两半吃,不用在孙子面前抠抠搜搜让儿媳妇瞧不起。
更重要的是,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神气不一样。他不是趾高气扬,他就是底气足,不慌,不焦虑,不担心下个月的钱够不够。他敢接儿媳妇打来的电话,敢说"周末我请你们下馆子"。他敢在同学面前说自己去了哪儿、吃了啥,因为那都是真的。
而我们这些三千以下的,甚至两千出头的呢?
我们得算账。买斤排骨得想想这礼拜还剩多少伙食费。换个灯泡能自己爬梯子绝不让物业来。头疼脑热先扛三天,实在扛不住了才去药店买最便宜的药。儿女开口借钱,我们掏不出来,还得红着脸说"爸手头也紧"。老伴儿想买件新衣裳,在商场试了半天,最后还是说"算了,跟柜子里那件差不多"。
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天一天地过,一年一年地熬,人就磨得没脾气了。你脸上的褶子,不光是因为老了,还是因为眉头老是锁着。你腰杆子挺不直,不光是因为骨质疏松,是因为心里没底。
那天吃完饭,老刘张罗着去隔壁唱K,说有包间,他请客。大多数人去了,我跟老王没去,我俩坐在农家乐院子里的石凳上抽烟。
老王抽的是五块钱一包的烟,我抽七块的。他递给我一根,我一看他那烟,我说你咋还抽这个?他笑笑,说惯了,这烟有劲。
我俩都没说话,就那么坐着,看院子里的石榴树,果子结了一树,红艳艳的。老王突然说了句:"老陈,你说咱俩这辈子,差在哪儿了?"
我想了想,说:"差在一步上。老刘当年考上了中专,咱俩没考上。就那一步,差了一辈子。"
老王点点头,把烟屁股摁灭在石凳边上:"是啊,就一步。他进了机关,咱进了工厂。他四十八的时候我在下岗,他退休金算工龄加职务,咱算工龄加苦力。一步之差,老了老了,差出两千多块。"
两千多块,听着不多。可一个月两千多,一年就是两万五。十年呢?二十万。这笔账不能细算,算了我心疼。
那天回家,我老伴儿问我聚会咋样。我说挺好,见着老刘了,人家退休金四千八,去厦门玩了。老伴儿"哦"了一声,没再接话。
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当年在学校,老刘坐我前排,他背书的时候我也在背书,他考试的时候我也在考试。就那年中考,他多了三十分,进了中专;我少了三十分,进了工厂。三十分,一辈子。
这能怨谁?谁也不怨。那是那个年代的命。可我忍不住想,要是当年我家里条件好一点,能让我复读一年?要是当年我眼睛不近视,能考个技校也算有个技术?要是当年厂子里没倒闭,我能安安稳稳干到退休,说不定工龄还能长几年?
没有那么多要是。事实就是,我退休金三千二,老刘四千八,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坎儿。这道坎儿,不是我们这辈人能填平的。
不过我后来又想开了。我虽然只有三千二,但我比老王强,他两千一,还得养个没工作的老伴儿。我好歹老伴儿也有个一千八的农村养老金,俩人加一块儿五千,勉强够用。人不能总往上比,也得往下看看。
这么一想,心里就舒坦点儿了。
但那顿饭,确实让我把有些事情看透了。四千以上的退休金,在县城这个地方,那就是个分水岭。岭这边的人活得紧巴巴,岭那边的人活得松快些。岭这边的人为五块钱的差价货比三家,岭那边的人图省事就近买。岭这边的人怕生病,岭那边的人敢体检。
同样是一个教室里出来的,同样的老师,同样的课本,就因为那几分之差、那一步之遥,老了老了,活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前天我去菜市场,碰见老王了。他在卖鱼摊前面转悠,看了半天,最后买了两条小鲫鱼,五块钱。他看见我,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笑着说:"今晚烧个汤,给我孙女补补钙。"
我也笑,说挺好,鲫鱼汤鲜。
他没提那天聚会的事儿,我也没提。我们就站在菜市场嘈杂的人群里,各自拎着各自的那点东西,心里都清楚着。
四千是个坎儿,有人在这头,有人在那头。可日子总得过,不管在哪头,都得想办法汤烧出点鲜味儿来。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活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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