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取证，还当什么刑辩律师？——读程晓璐《把个案做到极致，就是一场修行》有感

程晓璐律师在《把个案做到极致，就是一场修行》一文开篇，记录了她带领团队一行四人，前后两次奔赴锦州、凌海和阜新，高效奋战五天四夜，只为阜新"11·13"佟钢涉黑专案的二审争取开庭和改判再做一把努力。这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琐碎行程：跟着两位在矿区干了几十年的老人爬上山坡，现场辨认那些被认定"越界开采"的矿洞究竟是谁挖的；家属找到判决书上的所谓"被害人"、关键证人，请他们跟律师谈，腿脚不方便的，律师就主动上门，同步录音录像；针对测绘机构报告造假问题，向其主管部门递交投诉材料；整理出十几份证人、被害人侦查笔录涉嫌系统性造假的对比清单，最终装订成一份沉甸甸的开庭申请书及附件，递到二审法院。

读到这里，我首先感到的不是感动，而是羞愧。

为什么羞愧？因为程晓璐做的这些，本应是刑辩律师的基本功，而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事迹"。跟着老人爬山坡辨认矿洞、上门找证人做笔录、向主管部门投诉造假、整理笔录对比清单——这些工作，哪一件超出了《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哪一件需要什么高深莫测的"独门绝技"？可偏偏在当下中国的刑辩江湖里，敢这样去做的律师，已经稀缺得像大熊猫了。

程晓璐在文中说，真正打动她的不是这些工作本身，而是这个过程中遇见的那些人。一位七旬老人，判决书说她的房子被"强拆"，认定佟钢等人构成寻衅滋事，她却说："没人逼我，也没人威胁我，我已经住上楼了，我觉得挺幸福。"她不认可自己是被害人。另一位"被害人"说，动迁时"咱是积极配合"，因为"二小的房子也是年老失修，马上要倒了"，同样不认可自己是被害人。但专案组告诉他：不单是你，这片房子所有人家都变成被害人了，你认与不认，都是被害人。还有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指着卷宗里那份做于锦州某酒店的笔录说：我确定根本没去过那个地方，这份笔录压根没做过，签名不是我签。一位收粮户说：我签字时笔录记得只有三页，卷里怎么成了七页，中间数页核心指控内容系其从未见过的文字。一位曾主管运管所工作的人员讲，2023年佟钢刚被抓时，专案组曾找他了解情况，因他说的不是专案组"想听的话"，被斥"态度不好"，笔录干脆没给他做；今年又有人要他写一份关于佟钢"破坏营商环境"的材料，他拒绝了："人不能不讲良心办事，从良心上讲，我写不出来。"

程晓璐由此得出结论：这个案子最让人心惊的，不是某处证据的瑕疵，而是造假的系统性——笔录可以整份凭空捏造，"被害人"可以批量指定，连鉴定都能先出结论、后补委托。所谓"强拆"，拆的是房主自认倒塌、且早已满意安置的老屋；所谓"护线"，护的是合法承包的客运班线，面对的是长期违法营运的黑出租。这些反过来居然成为认定佟钢系黑社会的证据！

读到这里，我不禁拍案。程晓璐用她的双脚、她的汗水、她的笔录，撕开了一个涉黑案件"证据体系"的华丽外衣，露出了里面系统性造假的森森白骨。而这，恰恰是因为她敢取证、会取证、取了证。如果她也像大多数律师那样，拿到卷宗翻一翻，写几页辩护词，开庭时质证几句"对证据三性有异议"，然后坐等判决——那么，七旬老人的"幸福"、九旬老人的"没去过"、收粮户的"只有三页"、运管所人员的"态度不好"，这些能够动摇整个指控根基的关键事实，将永远被埋没在厚厚的卷宗里，不见天日。

程晓璐说，把个案做到极致就是一场修行，道场不在深山，就在看守所会见室，在律师调查取证追逐真相的过程中，在深夜仍在核对的笔录和申请的材料里，在那个头顶国徽的法庭之上。我深以为然。但我要加上一句：这场修行的第一道门槛，也是最高的门槛，就是"敢不敢取证"。 跨不过这道门槛，什么极致、什么修行、什么真相，都是空中楼阁。

不要说涉黑案件，就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律师敢取证的都很少。据我观察，这个比例可能连1%都不到。大多数律师拿到案子，阅卷、会见、写辩护词、开庭质证，流程走得一丝不苟，但一到"调查取证"这个环节，便集体失声、集体缺位。为什么？怕。怕《刑法》第三百零六条那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怕取证过程中稍有不慎被扣上"妨害作证"的帽子，怕得罪公检法、怕影响自己的执业前途，怕当事人翻供后把自己牵扯进去。于是，"不取证"成了刑辩界的"政治正确"，"申请证人出庭"成了替代取证的万能挡箭牌——尽管谁都知道，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低得可怜，申请证人出庭基本等于申请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这种恐惧已经内化为一种行业文化。年轻律师跟着老律师学，老律师跟着"大咖"学，"大咖"在论坛上谆谆教诲：刑辩律师千万不要自行取证，那是高阶技能，是雷区，是禁区。于是，一代又一代刑辩律师在"不取证"的温床上安然躺平，把《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赋予的法定调查取证权，硬生生变成了纸面上的权利、博物馆里的文物。

可程晓璐在佟钢案中是怎么做的？她不仅取了，而且是主动上门、同步录音录像、装订成册、递到法院。她怕了吗？从文章里看，她没有丝毫畏缩。因为她知道，依法取证是权利，同步录音录像就是护身符。只要程序合法、行为规范，谁能把她怎么样？

我从当律师的第一天起，就坚持该取证必取证，从未因恐惧而退缩。河南安阳刘艳利受贿案，刘艳利前前后后取了20多份证据，其中最关键的两份证人证言，是我亲自调查取证的。所有新证据全部由我提交。合议庭收得很自然，我丝毫不知风险在哪里。

但结果呢？二审裁定书对这些新证据一个字都不提，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然而，二审卷还是收了差不多整整一卷新证据——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但该入卷入卷。

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它说明什么？说明依法取证本身并没有风险，公检法机关不会因为律师依法取证就轻易兴师问罪。现在司法机关想给哪个律师定罪，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一般不敢搞。真正让他们难受的，是证据内容可能动摇他们的指控、可能揭穿他们的错误、可能让案件反转。所以他们选择"冷处理"——收了你的证据，但不评价、不回应、不采纳，让它在卷宗里沉睡，在裁定书里消失。这是一种更隐蔽的打压，但恰恰证明：取证是对的，取证是有力量的，取证让他们感到了压力。 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你取证违法，早就以此为把柄收拾你了。正因为他们找不到把柄，才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所以，我实在是不明白，依法取证有什么风险？同步录音录像啊！两名律师在场，制作规范笔录，让证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全程留痕、全程透明，何罪之有？所谓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风险，是被行业恐惧文化放大出来的风险，是某些"大咖"为了显示自己高深而刻意渲染的风险。真正依法取证、规范取证的律师，有几个因此获罪？反倒是那些不敢取证、只会写苍白辩护词的律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他们除了"深表遗憾"还能做什么？

程晓璐在文中有一段话让我反复咀嚼："刑罚是国家最重的'重器'，重器不可轻掷，轻掷必伤无辜。判决是要落纸的，纸是要留到几十年后的。为了一时的任务便毫无底线、伪造证据、构陷他人的人，此刻或许志得意满，但天道自有平衡——这不是诅咒，是规律。最近热播剧《重器》也在追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辩护律师制度的建立。回望80年代的严打，许多当年被认定为'罪大恶极'的判决，现在显得荒谬无比。也许再过二十年，后人再次回望今天的某些案件，是否也会同样错愕？为什么历史总要重演？也许正因为每一代都有人选择沉默，所以每一代都必须有人站出来。"

说得太好了。每一代都有人选择沉默，所以每一代都必须有人站出来。而刑辩律师站出来的方式，不是在网上喊几句口号，不是在法庭上念几段法条，而是俯下身去，核对每一个签名、每一页纸、每一句话——就像程晓璐在佟钢案中做的那样，就像我在刘艳利案中做的那样。

程晓璐还说："渡人的过程，其实也在渡己。那些普通人的良心一次次感化着我，让我确信：人心深处那点不肯撒谎的东西，就是法治最后的靠山。"那位拒绝写"破坏营商环境"材料的运管所人员，那位说"我觉得挺幸福"的七旬老人，那位指出笔录造假的九旬老人，他们身上那点"不肯撒谎的东西"，正是刑辩律师在取证路上最珍贵的收获。你不去取证，不去见这些人，不去听他们的真话，你怎么会知道人心深处还藏着这样的光亮？你怎么会确信法治还有最后的靠山？

程晓璐把个案做到极致，称之为修行。我认为，这场修行的核心就是取证。它考验你的专业——你知道该取什么证、向谁取证、如何取证才合法有效；它考验你的勇气——你敢于走出舒适区，敢于面对证人的拒绝、公权力的冷眼、同行的不解；它考验你的耐心——你可能要往返数十次，可能要吃闭门羹，可能要在街头小摊果腹、在火车上写笔录；它考验你的良知——你是否愿意为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呕心沥血、精耕细作，带着较真的执着去追寻真相。

不敢取证，还当什么刑辩律师？

作为刑辩律师，你不敢取证，就等于自废武功，就等于在控方编织的证据网络面前束手就擒，就等于告诉当事人："我只会挑控方的毛病，但我不会为你去找有利的证据。"这样的律师，充其量是"半个律师"，是"残缺的辩护人"。刑辩律师面对的是当事人的自由和生命，面对的是强势的控方，面对的是带有偏见和思维定式的法官。如果没有勇气，没有担当，没有"舍得一身剐"的魄力，如何在法庭上为当事人据理力争？

今后，我坚持能取尽取的原则。真被哪个公检法机关搞了，我认。这不是鲁莽，而是对法律的信仰、对职业的敬畏、对当事人的负责。程晓璐在文末写道："把个案做到极致，为无辜者据理力争，为真相留一份底稿——这就是修行。"我要再加上一句：为真相留一份底稿的前提，是你敢去取那份底稿。不敢取证，一切休提。

道场不在深山，就在你按下录音笔开关的那一刻，就在你敲响证人家门的那一刻，就在你把沉甸甸的证据清单递到法院的那一刻。把案子做到极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修行。而在这场修行中，敢于取证、善于取证、依法取证，就是刑辩律师最好的"道场"，也是唯一的"道场"。

愿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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