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60年夏天，北戴河海滨，毛泽东游泳归来，迎面遇到一名主动问好的年轻人。年轻人举止端正，毛泽东却一时想不起对方是谁，只客气地回应：“你好啊！”
站在一旁的王稼祥认出了他，提醒道：“主席，他是古柏和曾碧漪同志的儿子，叫古亿民，是从瑞金找回来的。”
这句话让毛泽东立刻停下脚步。他关心的并不只是年轻人的身份，而是那个多年未见的家庭。“你母亲来了吗？她在哪里？”听到毛泽东询问，古亿民赶忙去休息处找母亲曾碧漪。
母子失散二十年，夫妻阴阳相隔多年。曾碧漪走到毛泽东面前时，两人紧紧握住了手。毛泽东感慨地说：“孩子找到了，我很高兴。”多年以后，老人仍记得这段革命岁月，也记得那些没有走出战争的人。
古柏并非普通秘书。1930年5月，毛泽东率部到寻乌开展调查，古柏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地方关系复杂，商业、土地和乡村社会情况各不相同，正适合用来观察苏区实际。
那次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古柏熟悉当地情形，负责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协助翻译方言，还承担记录和整理工作。毛泽东后来在《寻乌调查》中明确写道，帮助组织这次调查的，正是古柏。
调查不是坐在屋里听汇报。杂货店主、贫农、教员、县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被请来讲述亲身经历。谈到商铺、土地、税收和农民生活时，毛泽东不断追问细节。许多后来被概括的判断，都是从这些具体问答中逐步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曾碧漪也参与了部分工作。那时她已怀有身孕，仍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文书和秘书。毛泽东曾用“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作比，说明调查必须深入实际，解决问题也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古柏与曾碧漪的结合，同样带有那个年代的特殊印记。两人早年相识，曾一起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曾碧漪兄妹辗转到寻乌寻找古柏，途中一度被地方武装扣留。接人的同志亮出古柏的名头，才使他们平安脱身。
不久后，两人结为夫妻。毛泽东还写信祝贺，主张把婚事公开办，让群众知道共产党人的婚姻并非外界传言的那样，而是实行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这个细节看似家常，实际也是对当时社会谣言的一种回应。
后来，古柏因反对教条主义和冒险做法受到牵连，职务被调整。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为了保护孩子，古柏夫妇将年幼的儿子寄养在当地群众家中，并留下照片底片和一枚印章，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
1935年，古柏在广东龙川县鸳鸯坑一带联系游击队时，被敌人包围。为了掩护战友撤离，他中弹牺牲。曾碧漪后来被捕，遭受审讯和关押，却没有供出组织情况。她与丈夫从此诀别，也与几个孩子长期失去联系。
1949年后，曾碧漪回到北京工作，心里一直牵挂两件事：查清古柏牺牲的经过，找回失散的子女。1956年，毛泽东得知凶手尚未查明，曾当面询问情况。有关方面随后重新调查，逐步厘清了古柏被出卖、遭围捕和牺牲的经过，涉案人员也受到处理。
寻找孩子的过程更加曲折。战争年代，古柏和曾碧漪共有的几个孩子，有的夭折，有的寄养，有的下落不明。曾碧漪曾找回一个儿子，却在转运途中遭遇车祸，孩子不幸遇难。接连的打击，让她一度不敢再抱希望。
1954年，线索终于出现。曾碧漪得知吉安一所工农速成学校收留烈士子女，经过多方查访，确认四子古亿民就在其中。孩子出生不久便与父母分离，在瑞金被群众抚养长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母子再次见面时，古亿民已经二十岁，而曾碧漪也已从一个年轻的革命干部，变成饱经磨难的母亲。北戴河海边那声问候，正是这段漫长离散之后，迟到了二十多年的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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