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新闻传播硕士：从合肥到杭州，一个传媒人的东迁选择，放弃了地方报社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硕士：从合肥到杭州，一个传媒人的东迁选择，放弃了地方报社。

这话要是搁在十年前，我自己都不信。

我叫刘志强，今年五十三了，老家是皖北农村的，考上安大那会儿，全村人都说我祖坟冒了青烟。

那时候读新闻系，心里头想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觉得毕业了就能进报社，就能拿笔杆子替老百姓说话。

可谁能想到，这世道变得比翻书还快，我干了二十年的地方报社，说不行就不行了，最后倒是我自己，卷着铺盖去了杭州。

我是1996年从安大新闻系毕业的，那时候叫新闻系，后来才改的新闻传播学院。

我本科读的新闻，硕士是在职读的，也是安大，2010年拿的学位。

那时候我已经在合肥的《江淮晨报》干了十四年了，从实习记者干到部门主任，工资从最开始的三百多块涨到七八千，在合肥这个城市，算是不错的了。

我老婆在合肥一家中学当老师，稳定，旱涝保收。

我们在蜀山区买了套九十平的房子，贷款还了八年，2014年才还清。

闺女那时候刚上初中，成绩中不溜秋，但听话，不让人操心。

要说这报社的日子，前十几年是真风光。

我记得2003年那会儿，我们报社光广告部一年就能收一个多亿，逢年过节发的福利，米面油堆满整个楼道。

我那时候跑的是民生口，天天往小区里钻，哪家水管漏了，哪条路坑洼了，写个稿子，第二天就能见报，政府部门看了马上整改。

那种成就感，现在的小年轻是体会不到的。

我们那时候出去采访，人家听说你是《江淮晨报》的记者，态度都不一样，端茶倒水，客客气气。

可到了2015年往后，风向就变了。

先是广告量哗哗地往下掉，原来一个整版广告四万八，后来降到两万都没人投。

领导开会说，要转型，要做新媒体，让我们开微博、开微信公众号。

我那时候都四十五了，手机上的字都要眯着眼看，你让我天天琢磨怎么涨粉，怎么追热点，说实话，心里头是抵触的。

但没办法，形势比人强，报社开始搞绩效考核，稿子阅读量低的，扣钱。

我写了一辈子纸上的字，突然要我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短视频，我真是觉得老脸没处搁。

2017年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下了一场大雪。

我们报社开全员大会，社长在台上念了一串数字，说报社亏损了多少多少万，要启动内部退养政策，工龄满三十年或者年龄满五十的，可以申请提前退，每月发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八十，社保接着交。

我当时五十一，工龄二十一年，两个条件都不够，但心里已经凉了半截。

散会以后，我站在报社门口抽烟，看着那栋我进了二十年的老楼，墙皮都剥落了，门口的铜牌子锈迹斑斑，心里头堵了块石头，搬不开。

那段时间我回家，老婆看我脸色不好，也不敢多问。

有天晚上吃饭，她夹了块排骨放我碗里，说：“老刘，要不咱想想别的路子？ 我听说老李家的儿子在杭州做电商，一年挣好几十万呢。 ”我扒拉着饭，没吭声。

心里想，我一个写新闻的，去做电商？

那不是瞎胡闹吗。

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社长那句话：“报社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
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2018年春天的一件事。

我们报社有个老同事，姓王，比我大三岁，跑政法口的，写了一辈子稿子，得过省新闻奖。

结果呢，报社调整岗位，让他去管档案室，说白了就是坐冷板凳。

老王气不过，找领导理论，领导说：“王老师，您这岁数，跑不动了，档案室清闲，适合您。 ”老王当场就拍了桌子，第二天就递了病假条，再也没来上班。

我听说这事以后，心里头那个滋味，就像压箱底的老棉被，又沉又闷。

我想，要是哪天轮到我，我是不是也得这么灰溜溜地走？

2018年5月，我闺女高考。

她成绩出来，考了五百八十分，能上省内的好一本，但她自己填志愿，全填了杭州的学校，最后被浙江传媒学院录取了。

我老婆高兴得不行，说闺女有出息，去大城市了。

我嘴上说好，心里头却空落落的。

送闺女去杭州报到那天，我帮她拎着行李箱，走在那个校园里，到处都是年轻的脸，拿着手机拍来拍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从杭州回来，我坐在高铁上，看着窗外的田野飞驰而过，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不，我也去杭州？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在合肥待了二十多年，朋友、同事、亲戚，全在这边。

去了杭州，人生地不熟，我能干什么？

可另一个声音又冒出来：你留在合肥，守着这个半死不活的报社，又能干什么？

那段时间我天天失眠，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我老婆看出来我有心事，有天晚上她坐到我床边，说：“老刘，你要是真想去杭州，我不拦你。 闺女在那边，我也放心。 就是你这岁数，去了能找着工作吗？ ”我叹了口气，说：“不知道，但总得试试。 ”
2018年10月，我请了年假，一个人去了杭州。

我没告诉闺女，怕她担心。

我住在拱墅区一家小旅馆里，一天一百二，房间小得转不开身。

我跑了三天，投了十几份简历，都是新媒体公司、文化传媒公司，人家一看我的简历，先是眼睛一亮，说“安大硕士，老记者”，可再一看年龄，就犹豫了。

有个公司的HR，小姑娘，看着跟我闺女差不多大，很客气地说：“刘老师，您经验丰富，但我们这边需要的是能拍能剪能出镜的，您看……”后面的话没说完，但意思我懂。

第四天，我坐在西湖边的长椅上，看着湖面上的游船，心里头又酸又涩。

我想，我是不是太冲动了？

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学人家年轻人闯荡江湖。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我老婆打来的，她说：“老刘，你闺女给你发微信了，你也不回。 她说她同学认识一个传媒公司的老板，在滨江区，专门做企业宣传片的，可能招人，你要不去问问？ ”
我挂了电话，在微信上找到闺女，她给我推了一个名片，叫“杭州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我加了那个老板的微信，约了第二天见面。

老板姓陈，比我小两岁，以前在电视台干过，后来自己出来单干。

他看了我的简历，又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问我对新媒体的看法，我说实话，我说我不太懂那些花哨的东西，但我懂内容，懂怎么写一个故事让人看下去。

老陈听了，笑了笑，说：“刘老师，我这边缺的就是您这样的人。 现在的小年轻，技术是好，但写出来的东西飘，不落地。 您要是愿意来，我给您开一万二的月薪，先干着，以后看表现。 ”
我当时差点没绷住，一万二，在杭州不算高，但对我来说，是个台阶。

我当场就答应了。

回合肥那天，我坐在高铁上，心里头又激动又忐忑。

激动的是，我这把年纪，居然还能找到工作；忐忑的是，我该怎么跟报社开口。

2018年11月，我正式向报社递交了辞职报告。

我们社长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老刘，你这一走，咱们报社又少了一个能写稿子的。 ”我说：“社长，我写不动了，现在的稿子，要的是流量，不是内容。 ”社长没说话，挥挥手让我走了。

辞职那天，我收拾办公桌，抽屉里翻出来一沓旧稿纸，上面是我1998年写的一篇报道，写的是合肥一个下岗工人自己创业的故事。

那时候我字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标点都认真。

我拿着那沓稿纸，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把它塞进了包里。

我想，有些东西，纸上的字会褪色，但心里头的记忆不会。

到了杭州以后，我租了个一居室，在滨江区，离公司骑电动车二十分钟，一个月房租三千五。

我老婆还在合肥上班，说等退休了再过来。

闺女周末会来看我，给我带点水果，帮我收拾屋子。

我白天在公司写脚本、改文案，晚上回到出租屋，有时候会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钱塘江，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老陈的公司不大，加上我总共八个人，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小年轻。

他们管我叫“刘老师”，一开始我听着别扭，后来也就习惯了。

我负责写企业宣传片的解说词，还有公众号的深度稿。

说实话，这活儿跟我以前在报社干的，有相通的地方，都是讲故事，但方式不一样。

以前是白纸黑字，现在是配着画面和音乐。

我学得慢，但老陈不催我，他说：“刘老师，您慢慢来，咱们这行，急不得。 ”
2019年夏天，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子，给一家做智能家居的企业拍宣传片。

老陈让我写脚本，我熬了两个通宵，写了三千多字的解说词。

老陈看了，说：“刘老师，您这稿子，有温度，不像那些硬邦邦的广告词。 ”片子剪出来以后，客户很满意，说比他们之前找的北京公司做得都好。

老陈高兴，给我发了两千块钱奖金，还请大家吃了顿饭。

那天晚上，我喝了两杯啤酒，有点上头，坐在饭馆门口抽烟，看着杭州的夜景，心里头忽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糟。

可要说不想合肥，那是假的。

我有时候做梦，还会梦见报社那栋老楼，梦见我骑着自行车在合肥的大街小巷跑新闻。

醒来以后，看着出租屋的天花板，心里头空落落的。

我老婆每个周末坐高铁来杭州看我，单程两个半小时，她来了就给我包饺子，猪肉大葱馅的，跟以前在家吃的一个味儿。

她一边包一边说：“老刘，你在这边瘦了，得多吃点。 ”我说：“瘦了好，以前肚子太大。 ”她白我一眼，说：“贫嘴。 ”
2020年疫情那阵子，公司业务受了影响，老陈说可能要降薪。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想着是不是又要失业了。

那段时间我天天刷招聘软件，看到合适的就投，但大多数石沉大海。

有天晚上，我闺女给我打电话，说：“爸，你别急，我马上毕业了，我能挣钱了。 ”我听了，鼻子一酸，说：“爸不急，你好好读书。 ”
后来疫情缓和了，公司业务慢慢恢复，老陈也没降薪，还给我加了五百块钱。

他说：“刘老师，您踏实，咱们公司需要您这样的人。 ”我嘴上说谢谢，心里头却想，踏实，这两个字，我听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靠它吃饭。

现在我在杭州待了快五年了，2023年，我老婆退休了，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我们把合肥的房子租出去了，一个月能收两千八的租金。

加上我的工资，两个人的日子，虽说不富裕，但也过得去。

我每天骑电动车上班，路过钱塘江的时候，有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江水浩浩荡荡的，跟咱们皖北的淮河不一样，淮河是黄的，钱塘江是青的。

我看着看着，就会想起以前在报社的日子，想起那些年跑过的新闻，见过的人。

闺女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做运营，工资比我高。

她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爸，你当初要是早来几年，说不定现在也是大V了。 ”我说：“爸不图那个，爸就图个安稳。 ”她听了，也不再多说，只是给我夹菜。

上个月，我以前报社的老同事老李来杭州出差，约我吃饭。

他还在报社待着，说现在报社更不行了，工资都发不全了，他准备明年办内退。

他喝了两杯酒，红着脸说：“老刘，还是你有眼光，早走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

我想说，我哪是有眼光，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但这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吃完饭送老李回酒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刘，你变了，比以前精神了。 ”我说：“是吗？ 可能是杭州的水土养人吧。 ”他哈哈大笑，转身进了酒店。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忽然有点酸。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报社最风光的年代，也赶上了它最落寞的尾声。

说不遗憾是假的，但日子总得往前过。

现在我有时候还会写点东西，不是工作上的，是自己写着玩的。

我写合肥的老街，写以前采访过的那些普通人，写我闺女小时候的事。

写完了，就存在手机里，也不发。

我老婆看见了，说：“老刘，你写这些干啥？ 又没人看。 ”我说：“没人看我也写，就当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
前几天，我路过一家文具店，看到柜台里摆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跟我当年在报社用的一模一样。

我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没买。

我想，有些东西，放在心里头就行了，不一定要攥在手里。

说了这许多，也都是家常闲话，大伙就当听个故事解闷。

日子总归是往好里过的，一家人齐心，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我现在在杭州，挺好的，就是偶尔想起合肥那碗辣糊汤，心里头会热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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