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滋病的漫长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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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当艾滋病开始在纽约的同性恋社区中肆虐时，布伦特·尼克森·厄尔是一名演员兼剧场经理，终于能在他深爱的城市里坦然做自己。一天早上，厄尔在圣徒夜总会蹦了一整夜迪，刚走出来，唱片公司高管兼夜店老板梅尔·切伦就叫住了他，抛出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挑战。

“你要是光知道索取，”切伦说，“那就不算咱们自己人。你得付出点什么。你的圈子现在有难了，想想你能帮上什么忙。”

厄尔无助地看着朋友们相继病倒。然后他冒出一个疯狂到近乎荒唐的念头：沿着美国本土跑一圈——全程9000英里，每天大约跑20英里——就为了给艾滋病宣传发声。他把这次行动叫做A.R.E.A.——“美国为终结艾滋病而跑”——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但他愣是跑完了。

那时候，艾滋病被恐惧、谣言和政客的沉默所笼罩。很多美国人觉得艾滋病是别人的事，只发生在纽约、旧金山那些城市的同性恋社区里。厄尔逼着整个美国正视这场危机，正视那些被危机抛弃的人。

近四十年后的今天，HIV防治项目面临经费削减，多年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厄尔的故事依然在提醒我们，勇敢行动能带来多大的改变。

厄尔生于1951年，在纽约州洛克波特长大，十几岁时就前往曼哈顿，泡在剧院里，也尽情享受着纽约同性恋圈子的自由。石墙酒吧还没成为反抗的象征时，他就去过那儿。1969年那个晚上，警察突袭引爆了起义，他正好在附近一家家酒吧喝过来。

“我看到人群越聚越多，”他回忆道，“垃圾桶满天飞。我特想冲上去干一架，但朋友们硬把我拽走了。”

到20世纪70年代末，厄尔在纽约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与作曲家彼得·林克联手创作戏剧，并师从著名表演教师乌塔·哈根。他宁愿谈长久的恋爱，也不搞一夜风流，并结交了一群关系紧密的朋友。

然后1981年到来了。《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一种影响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性恋男性的“罕见癌症”的小文章。几个月内，情况就变得明朗：某种可怕的东西正在蔓延。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是如何传播的，也不知道谁有风险。大家不敢再拥抱，不敢再亲吻，连城里最热闹的地方都弥漫着疑神疑鬼的气氛。

到1984年，这场疫情已不再抽象。“我快被悲伤淹没了，”厄尔说。“我的朋友们病了。我的朋友们正在死去。而且似乎没人在乎。我想以积极的方式做出回应。”

一场5公里的慈善跑步似乎微不足道，但这是一个开始。他为同性恋男性健康危机组织筹集了500美元。然后，沿着美国边境跑步的想法逐渐成形。厄尔不是医生、政策制定者，也不是经验丰富的活动家。他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个运动健将。他是一个35岁、没有赞助商的戏剧爱好者。但他相信，如果美国人亲眼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跑过他们的镇子，就为了聊艾滋病的事，这场疫情可能会从遥远或抽象的事情，转变为某种人性化的、紧迫的、无法忽视的事情。

厄尔70岁的母亲玛丽昂，一位退休教师，立即自愿提供帮助。她负责开车在前面带路控制速度，再开到后面帮他挡着车流。后面跟着一辆房车，车上有个小团队，专门安排媒体采访、公众见面会和筹款活动。

1986年3月，玛丽昂、厄尔和两名队友出发了，其他人在不同阶段加入或离开以协助旅程。他们首先前往新英格兰，然后继续向西行进。

他们立马就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油钱和饭钱超出了预算，鞋子也很快就磨破了。捐款有一搭没一搭的，经常靠卖A.R.E.A.的T恤和徽章来凑。尽管如此，厄尔还是觉得这些琐事能自己搞定。

跑起来常常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边跑边听随身听，放的是丹·福格尔伯格和Mr. Mister乐队《Kyrie》的混音带。自21岁起，他就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科学派，每跑一步都在心里祷告。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小腿疼、应力性骨折、脚上磨出水泡，还有蚊子没完没了。雪啊、雨啊、大热天，还有蛇，一路都跟着他。

当时的社会氛围也好不到哪儿去。1986年，艾滋病仍被广泛误解。有权势的宗教领袖说这场病是老天爷的惩罚。白宫到前一年才吭声，也就是在记者追问时简单提了一嘴。污名和恐惧让人充满敌意。马里恩那辆闪着灯、挂着A.R.E.A.横幅的领跑车，让他们成了活靶子，正好戳中厄尔想面对的那种恐惧。司机们扯着嗓子骂脏话。瓶子从车窗里飞出来。有一次，有人用猎枪对准他们。有车故意急转弯贴过来吓他，好几次把他逼到路边碎石上。

换别人早放弃了，可厄尔没有。

一路上，在教堂、酒吧、学校、人家客厅里的聚餐和招待会上，布伦特又讲又听。他碰见了病人、害怕的人、藏着掖着的人、半信半疑的人，还有好奇的人。这一路停停走走，他妈妈在，真跟开了挂似的。马里恩会去抱那些被家里赶出来的同性恋儿子，也耐心地磨那些死脑筋的父母，在原本只有怕的地方，一点点种下接纳的种子。

“这次跑，真正的活儿不是跑，”厄尔说。“而是去跟人打交道，告诉他们，‘你们可能觉得艾滋病跟你们社区没关系，但它就要来了。’而且跑本身也有象征意义：让老家那些快死的人知道，有人替他们撑腰，有人在乎他们。”

到1987年10月厄尔完成这条约9000英里的环行路线时，距离他出发已近两年，他已成为全国抗艾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数百名支持者陪他跑完最后一段路，一起进入曼哈顿，时代广场和联合广场聚集了人群，庆祝他的归来。

第二天，厄尔参加了纽约市马拉松赛，以传达这样的信息：尽管A.R.E.A.长跑已经结束，但与艾滋病的赛跑并未停止。

随着疫情持续加速，厄尔全身心投入新成立的ACT UP（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敦促政府赶紧采取行动研发治疗方法。1989年，他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一场臭名昭著的示威中被捕。

“那天冷得要命。我从来没这么乐意被抓进去过，”他开玩笑说。从1988年到2000年代初，他因行动主义被捕12次。

接着，他自己的诊断结果出来了。1987年和1988年检测都是阴性后，厄尔在1989年检测呈阳性。

“我当时吓懵了，”他说。“但我并不惊讶。”

病毒是他深爱的一位长期伴侣传染给他的，那人后来也死于这种病。

治疗手段很有限，情况不容乐观。他开始吃AZT鸡尾酒疗法，扛着恶心、累和药物毒性。与此同时，跑医院和参加朋友葬礼，这些事都混在一起了。光1991年那一年，厄尔就有42个朋友死于艾滋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失去了母亲，那个在他跑遍千里路时一路护着他的女人。

“她为我感到非常骄傲，”他说，“我们俩是真正的搭档。”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为艾滋病发声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继续将耐力运动与艾滋病意识宣传活动相结合，哪怕很多美国人早就不关心这事了，他还在让更多人看到HIV感染者的存在。

如今，对于能够获得治疗的人来说，HIV不再是以前那种得了就几乎必死的病了。全球有超过4000万人感染HIV，而HIV预防手段的进步，特别是PrEP，彻底改变了局面。但这场疫情还远没完。仅2024年，全球大概有63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的病，另有130万人新感染。

美国资助的项目，比如PEPFAR，这可是全球HIV治疗的顶梁柱，现在一砍，治疗已经乱了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警告称，钱一断，到2029年可能多出600万人感染，400万人本来能救却死了。这些数字说明，疫情不光没走，还在恶化。以前看着稳了的进展，现在又崩了。

2025年12月1日，自1988年世界艾滋病日设立以来，美国国务院首次拒绝正式承认这个日子。厄尔曾经历过政府漠视导致病毒摧毁整整一代人的时代。那段历史让今天的退缩显得似曾相识，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为走到今天付出了太多努力，”他说。“你不想看到这些成果付诸东流。”

现年75岁的厄尔仍怀揣着几十年前促使他走遍全国的那份信念。改变并不需要权威或把握，只需要肯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