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吗?12名关押在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大白天就在狱警的眼皮底下,硬生生从脚底板挖出一条地道,集体人间蒸发。1994年12月28日早上七点,安徽宿松县看守所,送早饭的民警像往常一样推开十号监室的铁门。他嘴里的呵欠还没打完,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
监室里十二张床铺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可床上空空荡荡,十二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值班民警使劲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醒产生幻觉。这里关押的,全是涉嫌各类刑事犯罪的嫌疑人,看守所设置了三班倒值守,外围有多层岗哨、高大围墙、厚重铁门,按理说插翅难飞,怎么会活生生的人全部不见踪影。
民警慌忙冲进监室,挨个掀开床铺检查,当掀开角落那张床板,一个黑漆漆的大洞赫然出现在眼前。经过现场勘验,这个地道深1.7米,总长8米,直接穿透监室水泥地面、两道砖墙,一路通向看守所墙外一处早已废弃的工棚。消息火速上报,这起罕见的集体越狱大案惊动上级,公安部直接挂牌督办,一张横跨多省的追捕大网迅速铺开。很多人心里充满疑惑,在严密的羁押场所,这伙人究竟是怎么完成这场近乎不可能的逃亡?
这起越狱事件的核心策划者,名叫陈维仁,原本是当地一家商厦的负责人,因为涉嫌诈骗、赌博被收容审查,1994年7月22日正式被逮捕,关押在十号监室。进入看守所之后,他没有老老实实接受羁押,反而一直在暗中观察看守所的日常管理。一段时间下来,他发现这里的管理漏洞大得超乎想象,很多明文规定的监管制度,在这里形同虚设。
按照看守所的管理要求,在押人员会见家属有着严格流程,会见必须有管教民警全程在场监督,严禁私自传递物品。可在宿松看守所,这套规矩执行得相当松散。负责管教的民警范东培,多次违规安排陈维仁和妻子张萍私下会见,甚至一天之内安排两次会面,会见的时候监管人员常常擅自离开,完全没有做到全程监视。不仅可以见面,家属还能借机往监室夹带各类东西,这就给越狱计划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陈维仁心里十分清楚,越狱这种事,单靠一个人根本行不通。如果只有他自己逃跑,剩下十一个同监室的人,只要有人向管教举报,他不仅跑不掉,还会罪上加罪。想要成功出逃,必须把整个监室十二个人全部绑在同一条船上,让所有人都参与到逃跑计划当中,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才不会出现告密的情况。
从七月被捕之后,他就开始在监室内悄悄渗透。平日里放风、休息的时候,他不断跟同监的其他人聊越狱的可能性,不断画大饼,描绘逃出去之后的自由生活。监室里不少人心里也憋着对羁押的抵触,可也有人心存顾虑,害怕一旦逃跑失败,被抓回来之后会加重刑罚,得不偿失。陈维仁就安排自己身边的人轮番做思想工作,反复游说,打消其他人的顾虑。就这样,前后耗费五个月的时间,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探、劝说、博弈,监室内十二个人终于全部达成共识,统一了越狱的想法,一个完整的逃亡计划就此成型。
人已经全部统一思想,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挖掘地道需要的工具。没有铁锹、钢钎、照明设备,光靠双手根本不可能凿开水泥地面与砖墙。陈维仁把希望寄托在了外面的妻子张萍身上。12月18日会见的时候,陈维仁就向妻子提出,要她把挖掘工具带进看守所。一开始张萍十分害怕,不敢答应。之后再次探视,陈维仁甚至以自杀相要挟,逼迫妻子帮忙准备工具,张萍迫于压力,只能答应下来。
12月23日、24日两天,张萍两次来到看守所探视。她把铁锹头藏在大衣里面,手电筒、蜡烛、电池等物件,埋在熟牛肉的底下,趁着管教民警离开会见室、无人监视的空隙,偷偷把全套挖掘工具交到陈维仁手中。这些本不该流入监室的工具,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进入了关押重地。
12月24日上午,吃过早饭,所有人回到监室。趁着监室门口没有民警看守的空档,陈维仁压低声音,下达行动指令。众人迅速掀开床板,拿出藏好的铁锹,狠狠砸向坚硬的水泥地面。整个挖掘过程分工十分明确:两个人负责破拆水泥、挖掘泥土;一个人专门负责把挖出来的碎石泥土转运出去;还有一个人守在监室门口,时刻留意走廊动静,充当放哨人员。剩下的人就坐在床铺上,假装聊天打闹,制造正常生活的假象,一旦听见外面有脚步声,立刻给挖掘的人发出信号,停止作业,掩盖动静。
挖出来的泥土碎石,不能随便丢弃,一旦堆在地上立刻就会被管教发现。他们就把泥土一筐筐堆积在床板底下,利用床铺的空间把泥土全部藏匿起来。监室地面的洞口越挖越深,地道一点点向前延伸。十二个人轮班倒,不分白天黑夜,就连夜里也借着蜡烛、手电微弱的光线继续作业。整整三天三夜,他们硬是在坚硬的地下,凿出一条8米长的地道,穿过两道墙体,出口直通看守所墙外废弃工棚,一条逃亡的地下通道就此打通。
12月28日凌晨三点,夜色深沉,整个看守所还处在沉睡之中。陈维仁率先钻进狭窄的地道,其余十一个人依次弓着身子,一个接一个顺着地道向外爬。所有人逃出监室之后,便四散分开,各自朝着不同方向亡命逃窜。等到早上七点,民警前来送早饭,才发现监室空无一人。从凌晨三点出逃到早上七点被发现,这群逃犯足足拥有四个小时的黄金逃亡窗口期,早已四散逃离了本地。
事件发生之后,上级迅速作出指示,一方面调集警力全力追捕全部逃犯,另一方面彻查看守所内部的管理问题,对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员严肃追责。公安部发布协查通报,全国多地公安机关联动,开展跨省追逃。与此同时,安徽省派出联合调查组进驻宿松,对看守所管理乱象展开全面调查,这起事件也在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被点名通报批评。
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当时宿松县公安系统内部存在人事矛盾,公安局长职位长期悬置,整个公安队伍人心浮动,看守所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值班管教本该每隔十五分钟就要对监室进行巡视,可越狱发生的当晚,值班民警疏于履职,没有按时巡查,监室内持续多日的异常活动,完全没有被察觉。会见制度形同虚设,家属可以随意夹带物品,监管人员擅离职守,多重漏洞叠加在一起,才酿成这场惊天越狱大案。
案件的处置分为两条线,一边追捕逃犯,一边处理失职公职人员。负责违规安排会见的民警范东培、当晚值班玩忽职守的看守民警朱树寿,先后被依法逮捕。看守所所长被就地免职,多名相关管教民警被停止反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一大批相关责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范东培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逃亡的十二名嫌疑人,在全国公安机关的全力追缉之下,陆续落网。主犯陈维仁,最早在深圳被抓捕归案,他的妻子张萍因为协助传递作案工具,同样被追究刑事责任。剩下的十一名逃犯,有的藏匿在外地打工,有的辗转多个省份四处流窜,全部被跨省抓获,没有一人能够长期逍遥法外,1995年4月,十二名越狱人员全部缉拿归案。
法庭审理阶段,这十二个人除了原本涉嫌的诈骗、抢劫等原有罪名之外,全部额外追加脱逃罪,数罪并罚。主犯陈维仁作为整个越狱事件的策划组织者,承担最主要的刑事责任,被判处重刑。其余参与挖地道越狱的在押人员,也都根据各自在案件当中的作用,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协助越狱的张萍,同样受到法律制裁。
很多人复盘这起案件会感慨,这起越狱并不是依靠什么高超的手段,没有高科技,仅仅就是一把铁锹、几根蜡烛,一群人利用监管的漏洞,完成了这场集体逃亡。地道挖掘的过程,并非悄无声息,敲击水泥、挖掘泥土,一定会产生声响,可长达三天三夜的作业,却没有被巡查民警发现,足以看出当时看守所管理的松懈程度。
这起案件也暴露出九十年代基层监管场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看守所本是羁押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场所,制度条文写得十分完备,但落到实际执行层面,一旦监管人员责任心缺失,制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会见监管流于形式,值班巡逻走过场,人员管理松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叠加在一起,就会酿成重大恶性事故。
案件发生之后,安徽省全省范围内开展看守所安全大检查,全面整改监管场所的各项制度,完善会见管理、夜间巡逻、监室巡查的硬性规定,强化管教民警的岗位职责,堵住各类管理漏洞。这起震动全国的集体越狱案,也成为监管系统内部的反面典型案例,时刻警示监管工作人员,监管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
回过头来看,十二名嫌疑人自以为挖开地道就能获得自由,可逃亡的日子,每一天都活在惶恐之中。他们不敢使用真实身份,不敢和家人联系,四处漂泊躲避抓捕,终日提心吊胆。法律的天网不会因为逃犯的一时逃脱就消失,无论逃到天涯海角,最终都要面对法律的严惩。这场轰轰烈烈的越狱,最后换来的,只是更加沉重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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