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日本东京，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面对记者追问“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南京政府，而是直接承认：“命令是我下的，只是我判断错了。”
这句话听起来矛盾。既然承认判断错误，为何又说“我没有错”？要弄清其中含义，不能只盯着一句话，还要看他当时面对的局势，以及多年以后他究竟在反驳什么。
1931年9月18日晚，沈阳北大营附近的南满铁路发生爆炸。制造爆炸的是日本关东军，随后日军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为借口，向东北军发动进攻。
当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东北军在沈阳的军事指挥由荣臻等人负责。电话打来时，前线局势已经十分紧张。东北军兵力并非完全不足，北大营也不是毫无抵抗能力，真正致命的是上级要求避免冲突，部队没有及时组织有效反击。
命令传达后，东北军大部撤离北大营。日军很快占领沈阳，随后又向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推进。到1932年2月，东北三省主要地区相继落入日军控制，伪满洲国也在同年3月建立。
多年以后，社会上一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张学良曾向南京请示，蒋介石回电要求“不抵抗”，因此张学良只是替蒋介石承担骂名。这个说法并非毫无背景，当时南京政府确实要求避免扩大冲突，并把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但把所有责任简单归结为一封电报，也无法解释东北军具体部署和张学良本人的判断。
张学良晚年的表述，恰恰否定了“完全是中央命令”这一说法。他说：“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命令是我下的。”紧接着，他又表示，如果早知道日本会发动大规模进攻，自己一定会“跟日本拼命”。
这并不是替自己翻案，而是在区分两件事：一件是命令由谁下达，另一件是“不抵抗”是否等于畏战。张学良不承认自己在九一八事变中犯了道德上的怯懦，却承认自己对日本战略意图作出了严重误判。不得不说，这种说法虽不能改变东北沦陷的结果，却比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更接近他的真实心理。
他为何会判断错？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日本国内政治缺乏准确估计。1931年，日本民政党政府仍在对外宣称维护和平，努力修补中日关系，也多次表示无意扩大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张学良看到的是日本政府的公开政策，却没有看清军部在日本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当时日本经济受到世界性危机冲击，军部和右翼势力不断鼓吹对外扩张。关东军并不是完全听命于东京内阁的普通部队，在东北经营多年后，已经形成了相当强的地方行动能力。九一八事变正是关东军擅自策划并迅速扩大的结果，日本政府随后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张学良过去处理东北对日关系的习惯。日本在东北拥有铁路、矿产、商业和军事利益，双方长期存在摩擦。过去一些冲突往往通过谈判收场，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逐渐成为惯性。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惯性遮蔽了危险。日本此前的要求，更多表现为争夺铁路权益、扩大驻兵范围和控制经济命脉；到了1931年，关东军的目标已经从谋取局部利益，转向彻底改变东北的政治归属。张学良仍按旧经验判断新局势，自然难以及时作出反应。
他还高估了国际社会的约束力量。1928年签订的《非战公约》确立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也迅速向国联申诉。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调查报告否定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但报告并没有带来足以迫使日本撤军的制裁。
美国和苏联也曾表达过不同程度的关切或支持，可在实际行动上，都没有形成军事和经济压力。日本代表可以在国际场合受到谴责，却仍然继续推进占领。张学良寄希望于外交解决，根源并不只是软弱，也与当时对国际秩序的错误信任有关。
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张学良曾说过：“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这句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九一八事变后的退让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使日本获得了继续进攻的条件。
此后，他在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逐渐改变看法。1936年，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来到西安。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转向共同抗日。那次行动与九一八时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照。
因此，张学良晚年所说的“我没有错”，并不是说九一八事变中的决定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而是拒绝接受“他因为贪生怕死，故意把东北拱手让人”的单一解释。他承认判断错误，却不承认自己没有抗日之心；他承担命令责任，也坚持认为当时的局势判断，不能被后来发生的一切简单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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