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558年，北直隶赵州柏乡县，知县杨希贤正在审理一桩命案。死者王氏，乃亡故生员全荃的遗妾；被告全忠，是全家世代相传的家奴。案情看似清楚，背后却牵出行贿、诬告和连续杀人，连县衙中的办案人也被卷了进去。
递状之人叫张鹏举，是当地生员。他声称，全荃死后，家中只剩年幼的子女、王氏和奴仆全忠。全忠趁王氏洗澡之际闯入屋内，先施暴，后将王氏掐死，因此请求官府严惩。
杨希贤看完状纸，心里先起了疑问。全荃既有儿女，哪怕年幼，也不该由邻人代为控告。正在此时，刑房书吏凑到堂前低声说了几句，知县的态度随即改变，带着仵作和衙役赶往现场。
屋里的热水尚未凉透，王氏赤身倒在床上，口中带血。仵作验看后认定，她死于窒息，且生前遭到侵害。全忠被押来审问，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但在明代基层司法中，刑讯常被视为获取口供的手段。全忠挨过鞭打、夹棍，终于承认罪行。杨希贤依《大明律》关于奴婢谋杀家长的条文，将他拟作凌迟，等待上级批复。
案子刚要结案，第二天又出了命案。
县中富户潘某被人割喉，尸体旁压着一张纸，上写四句诗：“草菅人命甚可危，淫妇忠仆岂同悲。舌尖留口含幽怨，孤儿弱女无倚偎。”这几句话，显然不是普通凶手留下的胡言乱语，写信者熟悉王氏一案，也在暗示县衙判错了人。
潘妻供称，丈夫曾以免房租为条件，逼迫王氏与其私通。王氏带着全荃留下的两个孩子租住潘家，日子过得艰难，全忠靠做工养活一家。王氏想过改嫁，却因孩子和生计迟迟未能离开。
邻里还说，全荃之子全春霖年仅16岁，曾因潘某欺辱王氏而大闹。杨希贤将他提来审讯，全春霖竟承认杀了王氏和潘某。不过，他所说的杀人地点与现场完全不符，案情反而更加混乱。
更蹊跷的事发生在深夜。杨希贤熟睡时，一柄匕首穿窗而入，刀下钉着一张纸：“此前贼杀淫妇者，已经为死友除羞；此后谋杀奸夫者，是为死友雪恨。”纸条还指出，知县收受五百两银子，若继续诬陷无辜，便要取其性命。
杨希贤不敢再赌，第二天便改口称真凶另有其人，释放了全忠、全春霖和潘妻。然而潘妻不肯罢休。丈夫死得不明不白，她在巡按万民英经过柏乡时拦轿喊冤，案件由此转入复审。
万民英重新查看卷宗，抓住了一个被忽视的细节：诗中说“舌尖留口”，而原验尸记录却没有检查王氏口腔。复验时，仵作果然从她口中发现一小段舌尖。施暴者曾被王氏咬伤，随后恼怒杀人。全忠和潘某舌头完整，便不可能是王氏案的凶手。
杨希贤仍想含糊应付。万民英追问之下，他只得交出匕首留下的纸条。巡按没有被“五百金”三个字牵着走，反而注意到“死友”二字。既然是替朋友报仇，凶手很可能与全荃有关。
全忠和全春霖供出，亡故的全荃有一位好友，名叫张大胆，以街头卖艺为生。全春霖曾因母亲受辱，找张大胆借刀，准备杀掉潘某。张大胆没有给刀，只劝他读书，不要走上绝路。
可张大胆并非完全袖手旁观。他担心全春霖年少失手，暗中决定替好友料理此事。王氏突然被杀后，他误以为潘某就是凶手，于是潜入潘家将其杀死。得知全忠和全春霖可能被当成替罪羊，他又用纸条威胁杨希贤，逼其放人。
真正杀害王氏的人，最终指向张鹏举之子张仁善。张仁善23岁，是县中私塾学生，早已觊觎王氏。潘某占有王氏后，他心中不平，却没有放弃歹念。一天潘某外出，他藏进王氏住处，趁王氏洗澡时突然扑出。王氏反抗，并咬断了他的舌尖。张仁善恼羞成怒，将王氏掐死后逃回家中。
张鹏举得知儿子闯下大祸，立即拿出银钱打点县衙：刑房书吏收二百两，仵作得二十两，又托书吏转交杨希贤三百两。那几句耳语，正是这场交易的开端。若非潘某随后被杀，王氏极可能被当作一桩普通命案草草结案。
复审后，张仁善因奸污并杀害王氏，被拟斩刑；张鹏举行贿、诬告，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刑房书吏因受贿被杖毙；杨希贤则遭弹劾革职。张大胆因杀潘某及揭发受贿一事，获认为出于为友雪恨，最终无罪释放。
全春霖虽曾动过报仇念头，却被张大胆劝止，后来还主动替全忠和张大胆承担罪名。万民英认为他未真正实施杀人，又有护人之举，赏银五十两，资助其继续读书。一个舌尖，揭开了凶手；一张纸条，逼出了贿案；而一场本想用银子压下去的命案，终究牵出了数条人命和一座县衙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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