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仇鳌婉拒中南军委任职，毛泽东劝他：你去开会，不喜欢听就走！

1950年2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仇鳌谈起国家建设。桌上摆着湖南茶叶，话题却从一杯茶，转到了交通、人才和物资。面对中南军委参事室主任的邀请，仇鳌没有立即答应。不是没有抱负，而是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又只剩一叶肺，恐怕难以胜任工作。

这位湖南老人一生与政治风云相伴，却始终保持着文人的分寸感。他不热衷权位，也不愿用虚名装点门面。毛泽东了解他的性情，便没有用命令式的口吻催促，而是笑着说：“你去开会嘛，不喜欢听就走。”

一句轻松话，恰好打消了仇鳌的顾虑。

仇鳌早年家境普通，直到15岁才有机会读书。1904年，他赴日本留学，结识孙中山、杨昌济等人，并加入中国同盟会。那时的他，关心的是国家出路；后来与共产党人接触日多，思想也逐渐转向支持进步力量。

毛泽东与仇鳌的交往，源自杨昌济的介绍。仇鳌比毛泽东年长14岁，却并未把对方只当作后辈看待。两人谈革命、谈教育，也谈湖南社会的困局。仇鳌看重年轻人的行动力，毛泽东则十分珍惜这位前辈的支持。

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筹办之初，场地和经费都是难题。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找到仇鳌，请他帮忙。仇鳌从船山学社划出房屋，并提供每月400银元的经费，还以个人名义筹得数千银元。学校得以成立，他被推为校长，毛泽东担任教务主任。

名义上的校长，实际事务却多由年轻人承担。自修大学后来成为湖南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长沙文星桥五号的仇宅，也常有青年聚会。仇鳌的夫人刘庄先出身农家，待人热情，常给大家准备茶点。

毛泽东对姜盐芝麻豆子茶印象很深。茶里有豆香、姜味和盐味，冷热相间，颇有湖南乡土特色。据回忆，他一次能喝下五六碗。刘庄先偶尔还会端出自酿谷酒，毛泽东不善饮酒，通常只是浅尝一杯。

有意思的是，后来毛泽东谈起仇鳌夫妇，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宴席上的山珍海味，而是那碗豆子茶和湖南谷酒。旧日交往，往往就藏在这些小事里。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当局查封。仇鳌出国考察，毛泽东也辗转上海。此后多年，两人少有见面，但并未断绝联系。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仇鳌在北京公开谴责军阀政府，并参与撰写悼念和声讨文章。回到湖南后，他主持《湖南民国日报》，支持农民运动，因此遭到反动势力追捕。

抗日战争时期，仇鳌担任国民参议员，参与湖南难民救济，也帮助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学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邀请他担任“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又任命他为两湖监察使。仇鳌两次拒绝，并退还聘金和公费。

1949年夏，解放军向湖南推进。中共方面请仇鳌出面做工作，他先后劝说白崇禧和程潜，希望避免两湖兵祸。白崇禧没有接受建议，程潜则最终选择起义。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仇鳌在其中承担了联络和政治方面的工作。

湖南和平解放后，毛泽东邀请仇鳌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仇鳌以年老多病为由回电推辞，表示愿居林泉，安度余年。毛泽东没有责备，只在亲笔信中写道：“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

这一次，邀请里没有职位压力，只有老朋友叙旧的意思。仇鳌于是来到北京。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接待他，章士钊、符定一、林伯渠等人作陪。仇鳌带来夫人托付的长沙九如斋麻菌，毛泽东接过礼物，谈起当年湖南自修大学的往事。

毛泽东说：“当年在长沙，亦山先生赞助最多。”仇鳌字亦山。那几千银元，在军阀统治下并非小数目，解决了学校最现实的困难。宴席结束时，毛泽东又劝他搬到北京居住。仇鳌见旧友多在京城，便答应下来。

1950年2月，毛泽东再次与仇鳌谈话，邀请他担任中南军委参事室主任。仇鳌仍然犹豫，担心身体拖累工作。毛泽东便说：“你只开开会就行，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走。”仇鳌听后接受了任职。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关于是否出兵，中央进行了多次讨论。一次谈话中，仇鳌起初主张严守边防。毛泽东说明美军逼近鸭绿江的形势后，仇鳌提出，可借鉴白求恩以个人身份来华的方式，组织“自愿”人员援助朝鲜。关于“志愿军”名称的形成，后来流传着这一段回忆，但具体表述仍应以正式史料为准。

1957年，仇鳌病重住院。医生建议手术，他说：“不开刀也是挨日子，开刀还有一线希望。”手术由黄家驷教授主刀，最终顺利完成。毛泽东前往探望，并安排生活补助。此后，仇鳌在北京养花、作诗，客厅里一直挂着两位老人合影。

196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到仇宅探望仇鳌。院中枣树已经结果，老人坐在树旁与他交谈。临别时，仇鳌在家人的搀扶下送到门口。两位相识数十年的故交，就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