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之外看见中国——《河山》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与写作方法 | 中国图书评论

《河山》

施展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6年3月

施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

栏目

著译者言

【导读】“中国”不仅仅是时间线上的王朝更迭，更是在山河之间不断生成、扩容与自我重述的文明共同体。本文系统阐述了《河山》一书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与写作方法。跳出“中国作为现成事实”的预设，提出“地理生成差异、互动推动演化、故事形成共同体”的分析路径，并将中国史重新置于全球史视野中，既是对一部历史著作的方法论说明，亦是对“何以中国”这一根本问题的当代回应。

【关键词】《河山》 中国史研究 共同体

01

我为什么要写《河山》

中国史研究当中，已经形成诸多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或强调中央集权与官僚制度，将中国理解为一种高度成熟的国家组织；或强调儒家传统，将中国理解为一种持续的文化共同体；或从地理环境出发，强调山川形势、河流交通对于历史演化的塑造作用；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边疆史、环境史以及跨区域研究，则不断把中国重新放回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历史之中，强调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联系与互动。

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理解中国历史的视野。然而，稍稍退后一步，重新审视这些不同的解释路径，又会发现，它们虽然研究对象各不相同，却大多共享一个基本预设：中国是一个作为现成事实的存在，然后再去解释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笔者在研读历史的过程中，却逐渐对此产生疑问：这个作为基本预设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我们究竟在解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秦汉的中国与唐宋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中国；唐宋的中国与明清的中国，同样存在深刻差异。疆域不断扩展，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经济重心不断转移，宗教资源不断丰富，国家制度不断调整，文明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也持续发生变化。从汉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共同体，而是一系列不断发生变化的秩序形态。然而，我们仍然把它们统称为“中国”。

笔者的问题意识便逐渐浮现出来：中国史还有个重要方面需要解释，中国不是一个作为现成事实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共同体。这也就让笔者对既有的历史研究感觉不满意。知识越来越丰富，我们对于“何以中国”的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清晰。《河山》的写作，正是要尝试回应这个问题。这本书当然仍然讲述中国历史，但它希望首先改变观察历史的角度。

02

河山：一种新的观察角度

山川地理是历史中最稳定的一层结构。王朝会兴亡，人与制度也都会变化，但山脉、河流、高原、平原、草原、绿洲和海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它们不会直接决定历史，却持续规定着历史必须面对的问题。《河山》中提出，地理是历史底层的最大公约数。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地理决定论。同样一片土地，不同的人可能创造完全不同的制度；同样一种地理条件，也可能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空间结构对于历史的长期约束。山脉影响气候，气候影响植被，植被影响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影响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农耕世界、草原世界、绿洲世界和海洋世界并不只是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类型。它们往往还对应着不同的人群组织方式、不同的权力结构以及不同的历史经验。

笔者在研究中更关心的不是自然环境本身，而是自然环境如何不断生成历史关系。地理规定着人们要面对的初始问题，地理不是历史的背景，而是历史关系的发生机制。山脉制造区隔，河流打开联系。区隔意味着不同的人群能够形成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联系又意味着这些差异不可能长期彼此隔绝，而必然不断发生各种互动。

推动中国历史演进最重要的动力，并不是一个同质社会内部不断重复自身，而是农耕、游牧、西域、高原，各种生境区域人群的频繁互动。这些互动的形态会有战争，也会有贸易、宗教传播、人口迁徙、技术交流乃至政治竞争等。战争会迫使双方相互学习彼此，贸易会重新组织资源的流动，宗教会改变思想世界，制度也会在不断比较中发生变化。山川塑造了不同的人群，历史真正开始的地方，就在这些不同的人群彼此相遇的时候。

因此，《河山》真正讨论的，并不是一部“山河史”，而是一部由空间组织起来的人群互动史。

03

故事：共同体如何可能

然而，空间首先制造的是差异，而不是统一。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记忆。如果历史始终只是这些差异不断碰撞，那么中国很可能只是若干个相互独立的区域文明，而不会最终演化聚合而成一个庞大的共同体。仅仅讨论地理，还不足以解释中国。于是，《河山》的第二根支柱，是“故事”。

这里所说的故事，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传奇，而是共同体理解自身的一套叙述、一套意义框架。任何大型共同体，都不仅仅依靠利益维系。当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彼此越来越陌生，仅靠现实利益已经不足以维持共同的认同。一个共同体必须能够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够共同生活？未来又将走向哪里？这些问题本质上都依赖于一种共同的历史叙述。

因此，故事并不是历史研究之外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地理塑造差异，故事组织差异。地理决定人们如何相遇，故事决定这些相遇最终形成什么样的共同体。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两种要素如同双螺旋一般，缠绕着共生演化的结果。

一方面，中国不断因为新的疆域、新的人群、新的文明进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它又不断重新解释自己，把这些新的经验纳入关于“中国”的整体叙述之中。因此，“中国”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固定不变的概念，不是个给定的现成事实，而是在一次次扩展、整合与重新解释中逐渐形成的历史共同体。

04

中国是在扩容中形成的

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把中国历史理解为一种由中原向四周不断扩展的过程。秦汉统一天下，隋唐经营边疆，元、清建立大一统国家，似乎都是同一个故事的连续展开。这种叙述有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只是越来越大，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事实上，历史远比这复杂。疆域每一次扩展，中国自身也都会发生深刻改变。

新的土地进入中国，也带来了新的人群、新的制度、新的宗教、新的技术和新的世界经验。中国如何进行空间拓展，这个问题当然重要；同等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又是怎样在不断重新解释这些空间，使它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不仅仅是疆域扩大的历史，更是“中国”这个概念不断扩容的历史。

秦汉以前，“中国”主要意味着中原诸夏世界；隋唐时期，“中国”已经容纳了大量胡汉互动所形成的新经验；辽、金、元、清建立起横跨农耕、草原、高原、森林等不同生态区域的复合国家以后，“中国”的空间、人口和文明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要求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中国历史不断面对的问题。

因此，《河山》始终试图避免一种静态的中国观。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早已完成、等待历史去填充内容的固定容器，莫如说中国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文明共同体。也因此，笔者在书中没有把边疆写成“中心之外”。传统历史叙述容易形成一种空间想象：中原是主体，边疆只是外围；中原创造文明，边疆接受文明。但如果真正进入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的重要制度、观念和政治经验，都首先产生于这些所谓的边疆。

佛教不是在中原形成以后才传播到边疆，而是在西域、河西等地不断转译之后进入中原；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经验，也并非完全来自传统中原王朝，而是在辽、金、元、清等复合政治结构中不断成熟；甚至“中国”作为一个覆盖如此广大疆域的政治概念，也是在长期边疆实践中逐渐获得今天的含义。边疆并不是中国历史的边缘，而是中国不断重新定义自身的重要场域。

这也是《河山》希望改变的一种历史视角：我们不能只是站在后来形成的中国内部回望历史，而应当站在历史发生的现场，去观察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人群如何相遇，又如何共同塑造了后来意义上的中国。

05

《河山》的理论框架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河山》的理论框架，那就是：地理生成差异，互动推动演化，故事形成共同体。

首先，空间结构决定了不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由此产生历史发展的异质性。其次，这些异质性的世界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战争、贸易、迁徙、宗教传播和政治竞争中不断发生互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往往不是封闭体系内部的循环，而是不同体系之间持续不断的碰撞、吸收和重组。最后，这些互动如果要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共同体，还必须经过叙事的重新组织。不同来源的人群，需要重新理解彼此，也重新理解自身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故事因此不仅是文化表达，也是政治整合和文明延续的重要机制。

因此，《河山》并没有采用单一的理论资源，而是尝试吸收历史地理学关于空间结构的观察、长时段历史研究对于缓慢结构变化的关注，以及近年来边疆研究、文明互动研究对于中国形成机制的新认识，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气候学、基因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把它们整合进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中。

笔者希望讨论的，不仅是某一个朝代如何治理国家，而是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共同体，究竟依靠什么样的机制不断生成、不断扩大，又不断重新整合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山》虽然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更希望为读者提供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真正重要的不是记住更多历史知识，而是获得一种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视角。

06

为什么要把中国放回世界史

这种观察方法也决定了《河山》必须把中国放回世界史之中。

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从来不是封闭环境中的产物。无论是草原、绿洲还是海洋，中国始终处于欧亚大陆不同文明网络的交汇之中。佛教的东传、丝绸之路的贸易、蒙古帝国带来的大陆连接、近代以来全球海洋体系的形成，都在不断改变中国，也在不断改变世界。

因此，中国史与世界史并不是两条彼此独立的发展线索，而是同一历史过程在不同尺度上的呈现。今天重新理解中国，也必须回到这种开放的历史视野。只有把中国放回欧亚大陆、放回全球互动网络，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为什么如此发展，也才能理解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与历史上的中国有哪些延续，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07

理解今天中国

现代技术已经极大改变了空间组织方式，铁路、航空、互联网和全球产业链都突破了传统时代距离的限制，但地理并不因此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在过去，它通过对道路的规定性，成为影响历史的硬约束；在今天，它则会通过对心理的影响，成为一种影响历史的软约束。

根本上来说，技术只是工具，现代技术不过是个现代工具；工具是要服务于目标的，目标则来自一个人或一个人群的自我意识。你认为你是谁，你就会怎样设定目标。而“我是谁”这个问题，恰恰是通过某种历史叙述构建起来的。只要回归到历史叙述，则地理就会以这种心理软约束的方式重新回来，参与目标的设定当中，以便让作为工具的技术有所用武之地。

因此，《河山》真正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古代中国如何统一，更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那些理解复杂世界的方法，今天是否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历史上的中国，每一次疆域扩展，都意味着关于“中国”的故事必须重新扩容，才能容纳新的空间、新的人群和新的经验。今天，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进入全球体系，同样需要一种能够理解复杂性、容纳差异性的叙述能力。笔者把这种能力称为“精神容量”。所谓“精神容量”，不是简单的文化自信，也不是对自身历史的不断赞美，而是面对复杂世界仍然能够保持开放理解的能力。它意味着承认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中形成的，承认差异并非共同体的威胁，而可能正是共同体不断成长的动力。

这也是《河山》最终希望讨论的现实问题。

写作这本书，并不是希望用地理取代历史，也不是试图提出一套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而是希望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角度：在时间之外加入空间，在事件背后寻找结构，在差异之中理解共同体。历史最终不是为了回答过去，而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今天。如果《河山》能够让读者重新思考“何以中国”，重新思考中国历史如何在不断开放、互动与扩容中塑造自身，那么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也就基本实现了。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6年08期“著译者言”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