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深圳闯荡，睡过桥洞摆过摊，第三年我开了自己的小饭馆

91年我去深圳闯荡，睡过桥洞摆过摊，第三年我开了自己的小饭馆

楔子

1991年春，我二十一岁，兜里揣着娘攒的半年血汗钱，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站了二十多个小时，腿肿得像萝卜，可我心里全是劲。到深圳站那天，天阴沉沉的，刚出闸口，一只手从我身后挤过来。我猛回头，蛇皮袋没了。钱、证件、衣裳，全没了。我蹲在广场上，望着陌生的高楼，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晚我睡在桥洞底下，对着黑暗发了狠：李建军，你得站起来。

第一章 南下深圳，行李被偷

我蹲在广场上，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身边人来人往，有人拖着行李箱从我脚边擦过，有人高声打着电话，有人举着牌子接站。没有一个人多看我一眼。我摸了摸裤兜，身份证还在，可那两百块钱和娘连夜赶工给我缝的蛇皮袋，连带着里头三件换洗衣裳，全没了。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又蹲下去，脑子里嗡嗡响。

广场对面有一排小卖部，玻璃柜里摆着花花绿绿的饮料和饼干。我盯着看了一会儿，觉得喉咙发干，才发现自己从昨晚到现在水米没打牙。我翻遍所有口袋，最后在裤兜深处摸出几个硬币来，数了数，一块八毛钱。那是上车前我买烧饼找的零钱，当时随手塞兜里，没想到成了我最后的家当。

我攥着那几枚硬币，在广场上转了一圈。深圳的楼真高，太阳照在玻璃幕墙上，晃得人眼睛疼。街上的车也比我们县城多了不知多少，喇叭声此起彼伏。我在家时听人说深圳遍地是黄金，来了才知道，这地方连口水都要花钱买。

我用三毛钱在路边买了一杯凉茶。卖茶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姐，见我这副模样，多看了我一眼，问我：“小伙子，刚来吧？”

我点点头，说：“大姐，这附近哪里有干活的地方？”

大姐上下打量我一遍，说：“你往东边走，过了红绿灯那边有几个工地，你去问问，说不定要人。”

我谢过她，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走了没多远，果然看见一处正在盖楼的工地，围挡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我站在门口朝里张望，一个戴安全帽的中年男人走出来，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找活干。他问我干过什么，我说在老家学过厨，也在田里干过活，什么苦都能吃。他摆摆手，说工地暂时不缺人，让我过几天再来。

我没办法，又往回走。太阳渐渐偏西，广场上的人少了些，风刮起来，带着一股潮乎乎的凉意。我蹲在广场边上的花坛沿上，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用两毛钱买了个馒头，就着凉茶咽下去，觉得从嗓子眼到胃里都寡淡得难受。

天黑透了，广场上的灯亮起来，亮堂堂的，照得我无处藏身。我想找个地方过夜，在附近转了好几圈，最后看到一条河边的桥洞，下面有块干爽的水泥地，已经有两个人在那里躺着。一个是五十来岁的老头，头发乱糟糟的，裹着一件破棉袄；另一个看着三十出头，瘦得跟竹竿似的，靠墙坐着抽烟。

我站在桥洞口犹豫了一下。老头抬起头看我一眼，说：“小兄弟，要睡就进来，外头风大。”

我走进去，找了个靠里的角落，把外套脱下来垫着，靠墙坐下来。瘦子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手说不会。老头问我是哪来的，我说湖南衡阳。他说衡阳好，出过不少能人。我问他们在这多久了，老头说他在深圳待了快两年，桥洞睡了小半年，后来在一个菜市场帮人杀鱼，好歹混口饭吃。瘦子是广西的，刚来没多久，在一家搬运公司干零活，嫌租房子贵，就先在桥洞将就。

我听着他们说话，心里又酸又涩。我娘要是知道她儿子头一回来深圳就睡桥洞，该多难过。她在老家种了半辈子地，养鸡卖蛋攒了两百块钱给我，走那天早上她一直送到村口，攥着我的手说：“建军，你到了那边要好好的，混不出名堂也别硬撑，回来种地也行。”

我说：“娘，你放心，我肯定能混出个样来。”

我娘没说话，只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回去了。我看着她弯腰驼背的背影，当时就在心里发了誓，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去。

桥洞外头的车声一夜没断。我半睡半醒，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总觉得有东西在身上爬，伸手去挠，也没挠出什么来。半夜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四十来岁，黑瘦黑瘦的，进来也不说话，找个角落蹲着，掏出半瓶白酒灌了一口，又闷声咳了几声。老头问他怎么了，他说今天干了整整一天活，腰都快断了，老板还扣了他二十块工钱，说摔坏了两块砖。他说完又灌了一口酒，然后骂了一句：“这年头，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我躺在水泥地上，听着他说话，心里忽然觉得没那么孤单了。原来这世上有的人，日子过得比我还难。可他们也没躺下，好歹还在挣命活着。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爬起来，把外套抖了抖穿上。老头还睡着，瘦子已经醒了，靠着墙发呆。我走到桥洞口，看见河面上浮着薄薄一层雾气，对岸的楼房在晨光里显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远处有汽笛声传来，长长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在苏醒。

我深吸一口气，把昨天买凉茶剩下的几毛钱掏出来数了数，还剩一块一。我心里盘算着，今天必须找到活干，哪怕搬一天砖扛一天水泥，也要先把肚子填饱。

我回头看了一眼桥洞，老头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瘦子朝我点点头，说：“兄弟，找着活就赶紧去，别等日头大了。”

我嗯了一声，转身往外走。晨光从楼缝里漏下来，落在我面前的水泥路面上，明晃晃的。我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李建军，你二十一岁，手没断脚没瘸，饿不死，也丢不起这个人。

第二章 桥洞下的黎明

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桥洞里阴冷得很，水泥地的寒气顺着骨头缝往里钻，我蜷着身子，把外套裹紧了，还是觉得冷。那件外套是出门前我娘翻箱倒柜找出来的，说是二叔以前在部队穿过的军大衣，虽然洗得发白，但厚实。我摸着粗糙的布面，心里头酸了一下，又赶紧把那股劲儿压下去。

我坐起来，活动活动僵硬的肩膀。老头还在睡，呼噜打得震天响。瘦子已经醒了，蹲在桥洞口抽烟，见我起来，递过来半根烟，我摇头说不会。他就笑了笑，自己又抽了一口，说：“今天去哪儿？”

我说去工地碰碰运气。瘦子说：“东边有个新开的工地，正挖地基，缺扛沙袋的人，你去看看。”

我记在心里，出了桥洞往东走。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街上已经有人了，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过去，还有人推着早点摊子往路口走。热气腾腾的馒头香味飘过来，我咽了口口水，摸摸兜里那一块一毛钱，没舍得花。

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果然看见一片工地，围挡里挖了好大一个坑，几台机器轰隆隆地响。我站在门口往里张望，一个戴安全帽的人朝我喊：“找谁？”

我说找活干。他上下打量我两眼，问我干过什么。我说什么都能干，搬砖扛水泥都行。他摆摆手让我进来，指了指一摞水泥袋：“先搬那个，一袋五毛，搬到那边搅拌机旁边。干得好就留下，干不好赶紧走。”

我二话没说，走过去弯腰扛起一袋水泥。那袋子压上来，我腿肚子一软，差点跪下去。一袋水泥五十公斤，我从来没有扛过这么重的东西。可我咬咬牙，硬挺着站稳了，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搅拌机那儿，放下袋子，又转身回去扛第二袋。

一上午下来，我数了数，一共扛了四十多袋，肩膀磨得火辣辣的疼，手被麻袋的毛刺扎出好几道口子。中午歇工的时候，工地上有人发盒饭，三块钱一份，我看了看，没舍得买。跑到旁边的水龙头底下洗了把脸，灌了几口凉水，找个阴凉的地方靠着坐下。

旁边一个工友看我坐那儿空着肚子，问：“兄弟，不吃饭？”

我说不饿。他看了我一眼，也没多问，自己埋头扒拉起来。那盒饭里头飘出来一股辣椒炒肉的味儿，香得我胃里头直抽抽。我闭上眼睛不看，心里头一遍一遍想，忍一忍，晚上再吃。

下午活更多了，不光扛水泥，还要帮着搬砖。太阳毒得很，晒得后脖颈子发烫，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腌得睁不开。我抬手用袖子擦了一把，袖子上全是灰，糊了一脸。工头路过，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还行，挺能吃苦。”

我心里头一亮，嘴上说：“大哥放心，我不会偷懒。”

一直干到天黑，工地收工，工头喊我过去，数了十块钱给我：“明天还来不来？来的话早上七点到。”

我说来。把那十块钱攥在手心里，觉得比什么都沉。我找了家路边的小店，花五毛钱买了两个馒头，又要了一碗免费的例汤。那汤说是骨头汤，其实就是水里放了几片菜叶子，飘着油花。我端着碗蹲在路边，一口馒头一口汤，吃得干干净净，连碗底那点油花都喝了。

馒头下肚，身上终于有了点热气。我沿着马路往回走，路灯亮起来了，照着路边一溜儿大排档。有人坐在塑料凳上喝酒划拳，有人端着一盘炒粉埋头吃，油锅滋啦滋啦响，香味一阵一阵飘过来。我看了一眼，又移开目光，脚步没停。

回到桥洞，老头还没睡，正拿根烟杆子抽旱烟。见我回来，问：“找着活了？”

我说找着了，干了一天，挣了十块。

老头点点头：“头一天就能挣着钱，不容易。这地方只要你肯下力气，总能混口饭吃。”

瘦子也在，手里攥着个干瘪的烟盒，把最后一根烟抽出来，递给我：“兄弟，抽一根，解解乏。”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点上，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瘦子笑了：“头回抽吧？多抽几回就习惯了。”

我没说话，靠着墙坐下来，望着桥洞外头那一片灯火。夜里的深圳到处都是亮堂堂的，楼房里的窗户一格一格亮着，像天上撒下来的碎金子。我想起老家，这会儿天早就黑透了，我娘应该已经关了院门，坐在堂屋里纳鞋底。她眼睛不太好，纳鞋底的时候总要把灯拉得很近，我说过她好几回，她嘴上应着，可从来不改。

我走的那天早上，我娘也是这么坐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双新做的布鞋，非要塞进我包里。我说城里头不兴穿布鞋，她说你穿着舒服就行。我拗不过她，只好带上了。这会儿那双布鞋就垫在我包袱最底下，跟身份证放在一起。

我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张皱巴巴的身份证，又摸了摸兜里剩的九块五毛钱。心里头说不上来什么滋味，就是觉得胸口堵得慌。我想起我娘送我时说的那句话，她说：“建军，你要是在外头混不下去，就回来，家里再穷，也有你一口饭吃。”

我那时走得头也不回，怕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

现在蹲在这桥洞里，我忽然特别想她。可我知道我不能回去，我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了，我娘嘴上不说，心里头肯定难过。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把所有的盼头都搁在我身上了。我要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将来拿什么脸回去见她。

夜里风又大了些，灌进桥洞里呜呜地响。我裹紧外套，躺下来，眼睛望着头顶那道水泥梁。老头的呼噜声又响起来了，瘦子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安静了。我闭上眼，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我娘的脸，一会儿是白天工地上那堆水泥袋子，一会儿又是广场上那个好心指路的大姐。

迷迷糊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再睁眼的时候，天又蒙蒙亮了。我爬起来，活动了一下酸疼的胳膊，走到桥洞口。晨光从楼缝里漏下来，落在河面上，泛着一层淡淡的金色。远处有车声、人声、喇叭声，一点一点热闹起来，像是整座城市正在慢慢醒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又吐出去，拍了拍身上的灰，转身往工地走。兜里还揣着那九块五毛钱，肩膀上的淤青还没消，可我脚步却比昨天稳当了不少。

李建军，你二十一岁，有手有脚，饿不死。

我往东边走去，太阳正从那些高楼的夹缝里升起来，照得人眼睛发亮。

第三章 第一次遇见阿芳

第二天早上我到工地的时候，太阳刚从楼顶冒出来。工头姓郑，四十来岁，黑瘦黑瘦的，叼着根烟蹲在门口，见我来了，点了下头：“挺准时。”

我笑了笑，没说话，放下包袱就去搬砖。这一天比昨天顺手些，知道怎么使劲，怎么换肩，不至于像头一天那样磨得满肩膀都是血印子。郑头看我干活利索，中午的时候多给了我五毛钱饭钱，说：“小伙子，下午去帮着扛水泥，一天多给你两块。”

我应了声好，扛着铁锹就往料场走。水泥袋子五十斤一包，扛在肩膀上压得人喘不过气，可一想到多两块，心里头就踏实。我咬着牙，一包一包扛，后背上的汗把衣服湿透了，又被太阳晒干，留下一圈白色的盐渍。

中午放工的时候，我蹲在工地门口喘气，饿得前胸贴后背。早上吃了两个馒头，这会儿早消化干净了。我正想着去哪里买点吃的，忽然闻到一阵香味——是辣子炒肉的味道，里头还混着葱花和蒜末，直往鼻子里钻。我顺着香味看过去，马路对面停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架着一口大铁锅，旁边摆着几个白色泡沫箱子。一个姑娘正站在锅前，手里拿着锅铲，利索地翻炒着。她穿着一件花布围裙，头发扎成马尾，脸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

三轮车前头挂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几个字：“川味盒饭，两块钱一份，管饱。”

我摸了摸兜里的钱，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那姑娘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大哥，吃饭不？今天有回锅肉和辣子鸡，米饭管够。”

她一口四川话，声音脆生生的，听着就亲切。我点了点头：“来一份。”

她动作麻利，从泡沫箱里拿出一个白色饭盒，打开盖子，用大勺子舀了一勺回锅肉盖在米饭上，又浇了一勺辣椒油，递给我：“给，趁热吃。”

我接过来，饭盒烫得手心发热。我蹲在路边，掰开一次性筷子，夹了一口塞进嘴里。那米饭蒸得软硬刚好，回锅肉切得薄，肥瘦相间，豆瓣酱的咸香和辣椒的辛辣搅在一起，在嘴里炸开。我连着扒了几口，烫得舌头都打不过弯来，可就是舍不得放慢。

那姑娘看我吃得急，又端了一碗汤过来：“慢慢吃，别噎着。这是我自己煮的紫菜汤，不要钱。”

我接过来灌了一口，热汤顺着喉咙下去，整个人都暖了。我抬头看她，这才看清她的脸——二十出头的模样，眼睛不大，但亮，笑起来的时候有两个小酒窝，鼻尖上挂着汗珠。

我有些不好意思，说：“你这菜做得好吃，比我以前在老家吃过的都强。”

她笑得更开了：“那当然，我可是四川广安人，从小就会做饭。家里兄弟姊妹多，我七八岁就站在灶台边学炒菜了。”

她一边说一边招呼别的客人。来买饭的人不少，都是附近工地的工人，有的拎着饭盒走，有的干脆蹲在路边吃。她一个人忙前忙后，又要炒菜又要打包又要收钱，脚不沾地。有个工人催了一句：“老板，快点噻，我等会儿还要上工。”

她嘴上应着：“来了来了，莫催嘛。”手上的动作却没乱。

我看她忙不过来，几口把饭扒完，站起来说：“要不要我帮你搭把手？我力气大，帮你搬箱子。”

她愣了一下，上下打量我一眼，笑着摇头：“不用不用，我自己忙得过来。”

我没再多说，把空饭盒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又看了一眼她那口大铁锅。锅底已经快见底了，她正从三轮车底下搬出一个大铁桶，准备添菜。那铁桶少说也有四五十斤，她一个人搬起来有些吃力，身子晃了一下才站稳。

我走过去，伸手把铁桶接过来：“我来帮你抬。”

她这回没推辞，擦了把汗说：“那谢谢你了大哥。”

我把铁桶搬到车边，帮她把菜倒进锅里。她又往锅里添了些辣椒和蒜末，翻炒了几下，香味又飘起来。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心里头忽然冒出个念头——这姑娘一个人，一辆三轮车，一口锅，就能在这城里站住脚。我有手有脚，还有三年厨子底子，怎么就不能？

她像是看出我在想什么，一边炒菜一边问我：“大哥，你刚来深圳吧？”

我点了点头：“来了没几天，在对面工地上干活。”

她噢了一声：“工地上累吧？”

我说累是累，但能挣钱。

她又问我：“你住哪儿？”

我顿了一下，没说话。她像是明白了什么，也没再追问，转身从三轮车座底下抽出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几个白面馒头，递给我：“这是我早上蒸的，本来打算留着自己吃，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晚上饿了垫垫肚子。”

我看着那袋馒头，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想拒绝，可肚子又不争气地咕噜叫了一声。她笑了：“拿着嘛，又不值几个钱。”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还是温热的。我攥着袋子，站在马路牙子上，张了张嘴，想说声谢谢，又觉得光说这两个字太轻了。最后我憋出一句：“你明天还来这儿卖不？”

她说：“来啊，天天都来。我早上六点多出摊，中午卖完就收。”

我说：“那我明天还来买。”

她笑了：“行，我给你多打一勺肉。”

我点了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她正把锅里的菜盛出来，动作利索，围裙上沾着油点子，额前的碎发被汗粘在脸上。她没注意到我在看她，只顾着手里的活。

我攥紧手里的馒头，心里头忽然觉得，这深圳好像也没那么冷。

第四章 摆摊的想法

那天晚上我回到桥洞底下，躺下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不是白天搬了多少袋水泥、挣了几个钱，而是阿芳那口铁锅和那一车泡沫箱。

我在老家学过三年厨，炒菜这件事我心里有底。可我从没想过，在深圳这样一个满地都是机会和陌生人的地方，一口锅、一辆三轮车就能养活一个人。阿芳一个女人都能干，我凭什么不行？

第二天中午，我下工早，揣着兜里攒的几块钱又去了昨天那个路口。远远就看见阿芳的三轮车停在那棵老榕树下面，她正弯着腰给客人打菜，围裙上溅满了油点子，脸上汗涔涔的，却始终笑呵呵的。

我走过去，她抬头看见我，熟络地招呼：“大哥来了？今天吃回锅肉还是青椒炒蛋？”

我说：“回锅肉。”

她利索地给我打了一份，又塞了个卤蛋进去：“今天新煮的，尝尝。”

我接过来，没急着吃，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来买饭的人一拨接一拨，有工地的工人，有骑三轮车送货的，还有几个穿着衬衫皮鞋的年轻人。阿芳的菜炒得香，分量也足，五块钱一份饭，肉比菜还多，在这片地方算是实惠。她一个人既要炒菜，又要打包收钱，有时候一下子来五六个人，她就手忙脚乱，炒着菜还要回头喊：“那位大哥你自己拿一下饭盒啊，塑料袋在下面。”

我扒了两口饭，实在看不下去了，把饭盒往车边一放，说：“我来帮你打包。”

阿芳愣了一下：“不用不用，我自己……”

我不管她，直接走到车后面，拿起一摞饭盒，打开泡沫箱盖子，米饭还在冒着热气。来一个人我就问一句：“要什么菜？”然后利索地舀饭、打菜、盖盖子、装袋子。我手上快，脑子也清楚，谁先来的、要了什么菜、收了多少钱，一样没乱。

阿芳只管炒菜，压力小了不少。她一边颠锅一边回头看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惊讶，又带着几分感激。等忙完这一拨，她拿了瓶水递给我：“大哥，你真行，干活比我还利索。”

我接过水灌了一口，笑了笑：“这有啥，打包这点活我还干不了？”

她靠在车边歇了一会儿，随口说：“唉，我每天中午最忙的时候都盼着多长一只手。你看我早上六点就得起来洗菜切菜，中午卖完回去又得准备晚上的，一个人累得像条狗。”

我问她：“晚上也在这儿卖？”

她说：“晚上在对面那个工地门口卖，那边夜班工人多，能卖到九点多。”

我盘算了一下，在心里头默默算了笔账。她一份饭卖五块，成本大概两三块，一天卖个一百来份，就能挣两三百。一个月下来，顶得上我在工地干两三个月。

我说：“阿芳，我跟你说个事。”

她抬眼问我：“啥事？”

我斟酌了一下，说：“我在老家学过三年厨，炒菜也有两把刷子。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也想摆个摊试试。你觉得行不行？”

阿芳听完，眨了眨眼睛，认真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了点头：“行啊，怎么不行。深圳这边摆摊的多了去了，卖早点的、卖炒粉的、卖凉皮的，只要肯干，都能挣到钱。”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不过你要摆摊，得先办个手续，还有要找个好位置。这边有些地方是城管管的，摆不对地方会被赶。”

我愣了一下：“手续？啥手续？”

阿芳说：“你去找市场管理那边问一下，办个临时摊位证就行，好像交几十块钱的事。还有位置，你看这边路口人多，但是摆摊的也多，得找个没人占的地方，不然容易跟人起冲突。”

我点了点头，心里记下了。她又说：“你要是真想干，这两天先别急着弄摊子。你跟着我学几天，我那套辣酱的做法你学会了，炒啥都好吃。”

我眼睛一亮：“你肯教我？”

她笑了：“有啥不肯的？又不是啥祖传秘方。我在老家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这么教我的，辣酱炒肉，辣酱炒菜，闻着香，吃着爽，客人就爱这一口。”

我有些不好意思：“那我帮你干活，不要工钱，你教我手艺就行。”

阿芳摆摆手：“说啥工钱不工钱的，你帮我干活我还省不少力气呢。这样，你晚上要是没事，就来帮我收摊，我顺便教你调辣酱的方子。”

我一口应下来：“行，就这么说定了。”

当天下午，我回工地跟包工头说，晚上不加班了。包工头瞪了我一眼：“不加班？你不想挣钱了？”我说我想挣，但我得先去学手艺，过阵子我自己摆摊。包工头嗤笑一声，说我异想天开，摆摊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我没跟他争辩，心里头已经打定了主意。

晚上七点多，我洗了把脸，换了一件还算干净的衣服，去了阿芳说的地方。她已经在工地门口支好了摊子，路灯底下，她围着围裙，正把一盆切好的肉片倒进锅里。锅铲翻动间，辣椒的香气蹿得老远。

她看见我来了，朝我扬了扬下巴：“站旁边看，先把火候记住了。炒辣酱的火不能太大，不然焦了发苦，也不能太小，不然炒不出香味。你看着……”

我站在她旁边，认真看她炒。她一边炒一边讲，什么时候下蒜末、什么时候放豆瓣酱、什么时候撒花椒粉、什么时候淋醋，每一步都说得清清楚楚。我记性不差，她讲一遍我就记住了大半。等收摊的时候，她送了我一罐她调好的辣酱，让我拿回去拌饭吃。

我抱着那罐辣酱往桥洞走，心里头热腾腾的，连晚风吹到脸上都不觉得凉。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算了算，再攒两个月的工钱，加上手里这点，应该够买个二手三轮车和一些锅碗瓢盆了。

我走一步，就觉得自己离那个摊子近一步。

第五章 拜师学艺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工地报到。包工头姓周，是个四十来岁的广西人，个子不高，嗓门极大，见我来得早，嘿嘿一笑：“建军，昨晚学艺学得怎么样？你那炒粉师傅是男是女？”

我没理他那话茬，只说：“周老板，我白天照常干活，晚上有事，您别扣我工钱就行。”

周老板摆摆手：“不扣不扣，只要你白天不偷懒就行。不过我可提醒你一句，摆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刮风下雨都得站街边，挣的是辛苦钱。你要真想干，趁早想清楚。”

我点头说想清楚了。他又打量了我一眼，没再多说，转头安排活去了。

白天搬了一天水泥，晚上六点半收工，我去水龙头底下冲了冲身上的灰，换上一件干净的蓝色短袖，就往阿芳摆摊的地方赶。她那个摊子摆在工地大门斜对面，一棵大榕树底下，两张折叠桌，一口煤气灶，一口大铁锅，案板上摆着一溜调料瓶。我到的时候她正把切好的五花肉往锅里倒，油花溅起来，辣香扑鼻。

她见我来，头也不抬，只说：“来了？先看，别说话。”

我站到旁边，看她炒辣酱。她把肉煸出油，又下蒜末姜末，炒出香味以后才放豆瓣酱，小火慢慢翻，豆瓣酱的红油一点点渗出来，整锅颜色变得红亮亮的。她一边翻一边说：“酱要炒透，不能心急。你看着颜色变了，闻到香味了，再把花椒粉和辣椒面放进去，最后淋一点醋，提香解腻。”

我闻着那股香气，咽了口唾沫：“这酱炒出来，拌啥都好吃吧？”

她笑了一声：“那当然。你看我这摊子，一份饭五块钱，客人吃的是啥？就是这口酱。肉片、青菜都是普通的，酱好，整盘菜就活了。你要学，第一件事就是把酱炒明白。”

她说得直白，我听得认真。她炒完一锅酱，盛出来晾着，又招呼我：“来，你试试。灶台、锅、调料都在这儿，你按我刚才的步骤来一遍。”

我心里有点打鼓，毕竟她炒的时候看着简单，轮到自己上手，总觉得哪哪都不对。我先烧热锅，倒了油，油温差不多了才下五花肉。阿芳在旁边看着，忽然伸手把火调小了一点：“油太热了，肉下去就老了，你慢慢煸，把油逼出来才香。”

我照她说的做，肉片在锅里滋滋作响，慢慢卷起来，边缘变得焦黄。然后下蒜末姜末，又下豆瓣酱。我翻了几下，觉得颜色不对，豆瓣酱有点糊锅底。阿芳赶紧递过来一把锅铲：“快，铲底，不然糊了发苦。”

我手忙脚乱地铲了一阵，好歹救回来了。最后放辣椒面花椒粉，淋醋起锅。我盛出来一尝，味道还行，但跟她炒的那锅比起来，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阿芳也尝了一口，点了点头：“头一回炒成这样，算不错了。你以前学过厨？”

我说在老家跟村里一位老师傅学过三年，红白案都沾过一点，不过那时候学的是湘菜，重油重辣，跟川味不一样。

阿芳眼睛一亮：“湘菜好呀，湘菜也讲究辣。你炒个辣椒炒肉给我尝尝？”

我一看案板上有青椒有肉，便卷起袖子，切肉、切椒、拍蒜，动作利索。锅烧热，下油，肉片下锅滑散，青椒随后倒进去，大火快炒，几下翻匀，加盐加酱油，出锅。阿芳夹了一筷子塞嘴里，嚼了两口，眼睛瞪圆了：“哎哟，你这手艺可以呀！比我炒的还香！”

我被她夸得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也就是家常做法，没那么讲究。”

她说：“家常做法才好吃呢。你明天中午过来，帮我炒菜，我在旁边打下手，咱俩换换。”

我一愣：“我炒？客人能认可吗？”

阿芳摆摆手：“你听我的，明天中午你掌勺，我来配菜。你要是炒得好，我这摊子的生意还能再往上走走。”

那晚收摊以后，阿芳把那锅她炒好的辣酱装了一罐给我：“拿回去，明天中午你炒菜就用这个酱。你那个辣椒炒肉，再配上这酱，味道错不了。”

我抱着罐子往回走，心里头暖洋洋的。回到桥洞底下，我找了个干净的角落坐下，打开罐子闻了闻，那股辣椒和豆瓣混合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我掰了半个馒头，蘸着辣酱吃了一口，又香又辣，吃得我额头冒汗，却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馒头。

第二天中午，我提前半小时到阿芳摊子。她正在切菜，见我来了，把围裙解下来往我手里一塞：“来，你上。”

我系好围裙，站在灶台前，看着案板上码好的肉片、青椒、土豆丝、小白菜，深吸了一口气。第一份客人点的是青椒肉丝饭。我开火热锅，倒油滑锅，肉丝下锅迅速划散，青椒丝跟着下锅，大火爆炒，加酱调味，前后不过两分钟，出锅装盘。阿芳在旁边看着，眼里全是笑意。

客人吃了一口，抬头喊了一声：“老板，这饭炒得不错，味道正！”

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那中午我连炒了四十多份，锅铲就没停过。阿芳在旁边配菜、打包、收钱，两个人配合得严丝合缝。忙完那一拨，阿芳数了数钱，比昨天多卖了将近一百块。她高兴得直拍手：“建军，你可真是个人才！你这一来，我这摊子营业额蹭蹭涨。”

我擦了把汗，心里头也高兴，嘴上却说：“那也得你的酱好，没有你的酱，我炒不出这个味儿。”

阿芳说：“酱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的酱，不同的人炒出来味道不一样。你有基本功，又肯学，以后肯定能成事。”

那之后，我白天在工地干活，中午和晚上去阿芳摊子上帮忙炒菜。阿芳也不藏着掖着，把她做辣酱的诀窍一点点全教给我了，什么时候下料、火候怎么控制、酱要炒到什么程度才算好，一样一样讲得明明白白。我有底子，学得快，半个月下来，那锅辣酱我已经能炒出九分她的味道了。

阿芳有时候在旁边看我炒菜，会感叹一句：“你这人，学啥都快。我当初学这酱，跟我妈妈学了整整一个月才学会。”

我说：“那是因为我饿过肚子。在桥洞底下睡的那几天，我就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手艺就是饭碗。多学一样本事，就多一条活路。”

阿芳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你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来深圳，就是不想回老家种地，不想一辈子靠别人吃饭。我总得靠自己活出个样子来。”

那阵子，我和阿芳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中午她配菜我掌勺，晚上我收摊她记账，两个人不用多说话，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摊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有时候中午能卖一百二三十份，晚上还能卖七八十份，阿芳脸上的笑容也一天比一天多。

我心里头那个念头也一天比一天清晰：我得有自己的摊子。

第六章 租下一个小摊位

连着帮了半个月的忙，我兜里攒下了一百二十块钱。白天在工地搬砖扛水泥，一天能挣十块，中午晚上去阿芳摊上炒菜，她非给我算工钱，一天五块，我不要，她就说：“你不要钱，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你就当帮我干活，我请个帮工也是这个价。”

推了几回，她硬往我手里塞，我也就收下了。毕竟睡桥洞的日子还历历在目，多攒一分钱，心里就多一分底气。

那天晚上收摊，我跟阿芳说：“我想租个摊位，自己干。”

阿芳正在擦灶台，听了这话，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抬头看着我：“你打算租哪儿？”

我说：“我在你这摊子附近转了转，你斜对面那棵大榕树底下有个空位，地方不大，摆个小推车刚好。我看旁边卖水果的、卖袜子的都是在那儿摆的，应该能租。”

阿芳想了想，说：“那个位置还行，人来人往的，路过的人多。不过那里归市场办管，得去跟他们说一声，交点摊位费，一个月大概是三十块。”

三十块，对那时候的我来说不算小数目。但我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我去问问。”

第二天中午，我从工地提前下了工，换了件干净衣裳，找到市场办。管这事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姓周，大家都叫他周主任。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桌前喝茶，见我来，问了句：“什么事？”

我说：“周主任，我想租大榕树底下那个空位，摆个炒粉摊。”

周主任放下茶杯，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哪儿来的？”

“湖南衡阳的，来深圳打工。”

“有手艺？”

“学过三年厨，在阿芳那个摊子上帮了半个月忙，手艺您放心。”

周主任没急着答应，想了想说：“那个位置原来是卖鞋垫的老张占着的，他上个月回老家不干了，空出来了。你要租，先交一个月押金，一个月租金，一共六十块。”

我兜里一共就一百二，这一下出去一半。我咬了咬牙，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六十块，数了两遍，递过去。周主任收了钱，给我开了张条子，盖了个红章：“行了，明天你就能摆。记住，别卖假货，别缺斤短两，别跟人打架，出了事找我。”

我拿着条子出来，心里头说不出的踏实。那种感觉，就像脚终于踩到了实地。以前在桥洞底下睡觉，觉得自己是浮在水面上的叶子，漂到哪儿算哪儿。可这一张条子，让我的脚落了地。

阿芳知道消息，比我还要高兴。晚上收摊以后，她没急着走，帮我把那个推车拾掇了一遍。推车是她在废品站淘的，花了二十块钱，是个老式手推车，轮子有点歪，但还能用。她不知道从哪儿找了块铁皮，让我钉在车面上当灶台，又在车边焊了个架子放调料瓶。那天晚上，我们俩蹲在路灯底下，一人一把螺丝刀，叮叮当当弄到半夜。

阿芳一边拧螺丝一边说：“你的摊子叫个啥名字？”

我说：“就叫‘建军炒粉’呗。”

阿芳扑哧笑了：“太土了。你听我的，叫‘湘川炒粉’，湖南辣子配四川酱，人家一听就知道味道不一样。”

我说：“那你给我写个招牌。”

阿芳也利索，第二天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块木板，用毛笔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湘川炒粉”。她字写得不算好看，但一笔一画倒工整，我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第三天，我的摊子正式开张。阿芳把她那口旧铁锅给了我，自己又去买了一口新的。她那罐辣酱给我分了一半，还有一瓶豆瓣酱，一把干辣椒。我的家当就这么简单：一口铁锅，一把铲子，一个煤气罐，一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子，一个大泡沫箱子装菜。

头一天，我在大榕树下站了一天，喊了一天“炒粉炒粉”，嗓子都喊哑了，一共卖了十一份。不多，但我心里头高兴。毕竟，这是自己的摊子，每一块钱都是自己挣的。

阿芳那边客人一少就跑过来帮我配菜，手把手教我怎么跟客人搭话。她说：“你别光站着等客人，你得吆喝。深圳人不认什么手艺不手艺的，你得让人家先知道你这儿有吃的。你要是不喊，人家走过去都不知道你卖啥。”

我学着她的样子，扯着嗓子喊：“炒粉炒粉！湘川口味，五块一份，管饱！”

喊了两天，慢慢有了回头客。有个在附近工地上干活的四川汉子，一连来了三天，第四天带着六七个工友一起过来，说：“老板，你这粉炒得香，我带兄弟们来尝尝。”那天中午我卖了二十多份，手都快抽筋了，但心里头美滋滋的。

到了第五天，我一天卖了四十七份，收了二百三十五块钱。晚上收摊的时候，我把钱一张一张数清楚，一百八是成本，剩下五十多块是赚的。我攥着那叠票子，站在路灯底下，愣了好半天。想起刚到深圳那天晚上，蹲在火车站广场上，兜里连一分钱都没有，连瓶水都买不起。这才多长时间，我自己能挣钱了。

阿芳过来看我，见我一个人傻站着，问：“咋了？数钱数傻了？”

我笑了笑：“阿芳，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靠手艺吃饭。”

她说：“你这算什么，等你以后开了饭馆，再回头看今天，你还会觉得这会儿苦呢。但你得信自己，你是有本事的人。”

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头去，假装看远处的路灯。

可日子顺了几天，麻烦就来了。

那是个星期六的傍晚，天还没黑透，我正在摊子上忙活。一个留着长头发、穿着花衬衫的男人，带着两个瘦高个，晃晃悠悠走到我摊子前。花衬衫往我灶台边一靠，歪着头看我，嘴里叼着根牙签，慢悠悠地说：“哥们儿，新来的？”

我手里的锅铲没停，抬头看了他一眼：“您要点啥？”

花衬衫笑了一声，那笑声听着很轻浮：“点啥？我不点吃的，我点钱。你这摊子，一天挣不少吧？这地界归我管，新来的都得交个保护费，一天十块，一个月三百。”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上翻炒的动作却没停。我以前在老家听人说过，外面有些地痞流氓会来收保护费，没想到真让我碰上了。我压着心里的火气，说：“我交过摊位费了，给市场办交的，有条子。”

花衬衫一听，脸上的笑立马收了：“你拿市场办压我？我告诉你，你这摊子开得开不下去，我说了算。你今天不交这个钱，明天你这摊子就别想摆了。”

我说：“我本钱都在货里，今天确实拿不出三百块。”

花衬衫看了一眼我的灶台，锅里正炒着一份粉，火苗蹿得老高。他伸手，直接把我灶台上的辣椒罐子掀翻在地，红油溅了一地。又抬脚，一脚踹在我推车侧面，整个车晃了一下，调料瓶子哗啦啦倒了一片。

旁边那两个瘦高个也上前，一人抓着我放菜的泡沫箱子，一人拽着折叠桌，往地上一掀。菜叶子、肉片、粉条撒了一地，那口铁锅从灶台上咣当掉在地上，锅柄都摔歪了。

阿芳在对面听到动静，跑过来一看，脸色一下子白了。她挡在我面前，对花衬衫说：“你们别欺负人！他刚来，不懂规矩，有什么话好好说。”

花衬衫看了她一眼，嗤笑一声：“哟，还有个护着的。行，今天给你个面子，明天我再来。到时候该交多少，一分不能少。”说完，带着那两个瘦高个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蹲在地上，看着摔歪的锅、撒了一地的菜和粉，拳头攥得咯咯响。阿芳蹲在我旁边，轻声说：“建军，你别冲动。那人叫黑皮，这附近出了名的混混，没人敢惹他。咱先收拾东西，再想办法。”

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把火压下去，站起来，一点一点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粉条上沾了泥，不能用了，菜叶子也烂了大半。我算了算，这一下，亏了差不多三十块钱的货。

那天晚上收摊以后，我一个人坐在桥洞底下，看着那口摔歪的锅，愣了很久。锅是阿芳给我的，她说这口锅跟她出过摊、挣过钱，是她的福锅，让我好好用。锅底已经熏得乌黑，锅沿磕掉了一块瓷，可锅身还是好的，洗干净了照样能炒菜。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工地，先去五金店买了一截铁管，把那口锅的柄重新焊好了。又去买了一箱菜，把货补齐了，照常出摊。

阿芳看见我，有些担心：“你还摆？”

我说：“摆。他砸我的摊，我认了。但让我自己关张，做不到。”

那天中午，我的摊子照常开张，客人也照常来了。炒粉的香味在榕树下飘着，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心里知道，这事儿没完。

黑皮说明天还来。我得想想办法，怎么接他这个招。

第七章 硬碰硬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出摊。阿芳过来帮我摆桌子，一边摆一边念叨：“建军，你别硬来，黑皮那个人不是好惹的，听说他上面还有人。咱惹不起躲得起，先避避风头。”

我说：“躲？往哪儿躲？这个摊子是我的命根子，我躲了，以后就没饭吃了。”

阿芳叹了口气，没再劝我。她帮我把锅支好，又在旁边支了个小摊，卖她的盒饭。两个人，两个摊，靠在一起，像两棵在风里挨着的树。

中午十一点多，客人渐渐多了起来。我正炒着粉，余光瞥见榕树底下走过来三个人。领头的还是那个花衬衫，嘴里叼着根烟，走路一晃一晃的。黑皮来了。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吐，走到我摊前，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歪着头看我。我手里的锅铲没停，把炒好的粉装进饭盒里，递给客人，收了钱，才抬头看他。

“大哥，昨天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但今天这摊子我还要摆，你让我把生意做完，咱们好说好商量。”

黑皮笑了一声，那笑声听着让人头皮发麻：“好说好商量？你昨天不是挺硬气吗？拿市场办吓唬我？今天怎么软了？”

我说：“我不是软，是想跟你讲道理。我一个月交了摊位费，合法经营。你收保护费，那是违法的。你要是真缺钱，我请你吃碗粉，算我交个朋友。但你要我天天交钱，我真交不起。”

黑皮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收了，眼神变得阴冷：“你跟我讲法？我告诉你，在这条街上，我就是法。”他往前迈了一步，伸手就要掀我灶台上的锅。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他没想到我会动手，愣了一下，想挣开，但我手上的力气大，他在工地上搬了这些天砖，手劲早就练出来了。黑皮挣了两下，没挣开，脸上挂不住，另一只手一挥，朝我脸上招呼过来。

我侧头一躲，他那一拳打在我肩膀上。我闷哼一声，手上的劲儿却没松，反而攥得更紧了。我盯着他，压低声音说：“黑皮，我不想跟你打架。你打我这一下，我认了。但你今天要是再砸我的摊子，我就跟你拼了。”

我这话说得不重，但语气很硬。黑皮被我攥着手腕，一时挣脱不开，他身后那两个瘦高个要上前，我回头瞪了他们一眼，那眼神大概太凶了，把那两个瘦高个吓得愣在原地。

就在这时，旁边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干什么呢！”

我扭头一看，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草帽的中年男人，正大步朝这边走过来。他大概四十多岁，皮肤黝黑，脸上带着一股子正气。他走到我摊前，看了一眼黑皮，又看了一眼我攥着黑皮手腕的手，眉头一皱：“黑皮，你又来欺负人了？”

黑皮看见他，脸上的嚣张劲儿一下子消了大半，讪笑着说：“陈叔，您怎么来了？我这不是，跟新来的兄弟打个招呼嘛。”

那个被叫作陈叔的男人扫了一眼地上的狼藉，又看了看我摊子上被掀翻的醋瓶子和辣椒罐，冷冷地说：“打招呼？你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掀人家摊子？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在这条街上收钱。”

黑皮脸上的笑容僵了僵，似乎想说什么，但看了看陈叔的脸色，到底没敢回嘴。他挣开我的手，带着那两个瘦高个，灰溜溜地走了。

我松开手，手上还残留着攥他手腕的劲儿。我深吸一口气，对那个中年男人说：“叔，谢谢您。”

陈叔看了我一眼，在摊子前的小马扎上坐下来，指了指我灶台上的锅：“给我炒一份粉，加点辣。”

我赶紧应了一声，重新起火，切肉、切菜、翻炒，动作麻利。陈叔坐在那儿，一边看，一边问：“小伙子，哪儿人？”

“湖南衡阳的。”

“衡阳？那地方好，出厨子。你手艺不错，以前学过？”

“学过三年。”

陈叔点了点头：“那你来深圳多久了？”

“不到两个月。”

“两个月就敢自己摆摊，胆子不小。”陈叔接过我递过去的炒粉，尝了一口，眼睛亮了亮，“嗯，味道不错，有股子锅气。”

我站在旁边，搓了搓手，不知道该说什么。阿芳这时候走过来，笑着对陈叔说：“陈叔，您认识他吗？他叫李建军，是好人，就是命苦了点，刚来深圳的时候行李被偷了，睡了好几天桥洞。”

陈叔哦了一声，多看了我两眼：“睡桥洞？那不容易。我看你这摊子，收拾得干净，炒的粉也地道，是个干活的人。”他顿了顿，又问我，“黑皮收你多少钱？”

“一天十块，一个月三百。”

陈叔皱了皱眉：“他倒会要价。你以后不用怕他，我是市场管理办的，这片区域归我管。有什么事儿，你来找我，别自己跟他硬碰硬。今天要不是我路过，你跟他打起来，吃亏的是你。”

我说：“陈叔，您放心，我不惹事。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他要是再来，我也有办法。”

陈叔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没说什么。他吃完粉，从兜里掏出两块钱放在桌上，起身要走。我赶紧说：“陈叔，这一碗算我请您的。”

他摆摆手：“我吃饭从来不给钱，这是规矩。你好好干，别让黑皮把你这摊子给搅黄了。等你以后做大做强了，再请我吃顿好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陈叔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头热乎乎的。来深圳这么久，头一回有人这么帮我，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阿芳走过来，小声说：“建军，你运气好，碰上陈叔了。他在这片说话管用，黑皮不敢惹他。”

我说：“陈叔人真好。”

阿芳点点头：“他在这条街上管了好几年市场了，大家都敬重他。你以后有事儿，真得多找他。”

我点了点头，重新把灶台收拾干净，继续炒粉。那天的生意出奇地好，大概是因为中午那场闹剧，很多人都来看热闹，顺便买了一份炒粉。我忙得脚不沾地，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才把最后一份粉卖完。

我数了数钱，这一天的收入，比平时多了将近一倍。我攥着那些票子，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感激，有庆幸，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压力。

黑皮不会这么轻易罢休的。今天有陈叔在，他暂时收敛了，但陈叔不能天天守在我摊子前。这事儿，迟早还得有个了断。

第八章 阿芳的心事

陈叔走后那两天，黑皮果然没再来找麻烦。我的摊子照常出，阿芳每天中午和傍晚从厂里赶过来，帮着我打下手。一开始我没察觉出什么不对，直到第三天中午，她递粉给我时，手里的碗一滑，差点摔在地上。

我接住碗，看了她一眼：“阿芳，你这两天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她愣了愣，挤出个笑：“没事，可能是没睡好。”

我不太信，但也没多问。下午她不忙的时候，坐在摊子后面的小马扎上，眼神望着街角，半天不动一下。那神情不像困倦，倒像揣着什么沉重的心事，压得她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

到了傍晚，客人多起来，我炒粉炒得满头大汗。阿芳在一旁打包、收钱，手忙脚乱，好几次找错了钱。一个客人等得不耐烦，说了句：“小姑娘，想啥呢？找钱都找不对。”

她慌忙道歉，低着头，脸涨得通红。我赶紧打了个圆场，把客人那份粉多加了点量，送走了人。

收摊的时候，她低声说：“建军，对不起，我今天状态不好。”

我说：“你有什么心事，跟我说说，别一个人憋着。”

她沉默了一阵，弯腰去收拾那些塑料袋子，声音闷闷的：“也没什么，就是家里来了个电话，问我国庆回不回去。”

我当时没听出什么，随口应道：“想回去就回去看看呗，路费我帮你出。”

她轻轻嗯了一声，没再接话。

但我觉着她那语气不对，像是我的话让她更难受了。夜里我躺在桥洞边上搭的临时铺上，翻来覆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第二天，阿芳来时，眼圈有些红。我问她是不是哭过，她摇摇头，说是风沙迷了眼。我不信，但也不好逼她，只让她别硬撑着，有事儿跟我说。

到了中午，有个常来买粉的阿姨，拉着阿芳的手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清。那阿姨走后，阿芳站在摊位边上，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半天不动。

我放下锅铲，走过去：“阿芳，到底怎么了？你连我都不说，是不是拿我当外人？”

她抬头看我，眼眶忽然就红了。她用力吸了一下鼻子，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撑不住了：“建军，我妈给我说了一门亲事。村里那个介绍人说得天花乱坠，说男方家开了个小砖厂，手里有钱，要我年底回去把婚结了。”

我心里一沉：“那你呢？你愿意吗？”

她摇头：“我不愿意。我连那个人的面都没见过。可我爸妈收了人家三千块钱彩礼，说腊月里就要结婚。”

我愣住了。三千块钱，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我在工地搬砖一天才挣十块，摆摊一个多月下来，攒的也不过几百。阿芳一个在电子厂打工的姑娘，一个月工资也就两百出头，三千块对她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

她越说声音越低：“我妈说，我要是不回去，她就把我妹妹的学费停了，让妹妹也别念书了，一起出门打工挣钱还彩礼。建军，我不是不想回家，可我不想拿自己的一辈子去换那三千块钱。”

她说完这话，低下头，肩膀微微发抖。我看着她，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又沉又闷。

阿芳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她手巧，人勤快，说话做事从来都是利利索索的。可这会儿，她整个人缩在小马扎上，身子瘦瘦的，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

我蹲下来，看着她，尽量让声音平稳些：“阿芳，你听我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不想结这门亲，就没人能逼你结。钱的事，咱们慢慢想，总有办法。”

她抬起头，眼圈红红地看着我：“能有什么办法？三千块钱，我一个打工的，攒一年也攒不出来。我妈说了，要是年底没把钱退回去，她就要来深圳把我拽回去。”

我说：“你别急。我这边每天卖炒粉，生意还算不错。再多干几个月，把白天晚上都跑起来，多少能存一些。再说，你还有工资，咱们两个人加一块儿，总比一个人强。日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办法总会有的。”

她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你是不是傻？那是三千块，你摊子才摆半个月，哪来那么多钱帮我？”

我说：“钱是人挣的，大不了我每天多炒几个小时，锅铲磨秃了再换一把。只要你在深圳待得住，这个坎总能迈过去。”

她大概没想过我会说这样的话。她愣愣地看了我好一阵，然后鼻头一酸，眼泪就真的掉了下来。我怕她哭得太大声被人看见，赶紧从兜里掏了一块干净的帕子递过去。

她接住帕子，擦了一把脸，声音哑哑地说：“建军，谢谢你。我在深圳这半年，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说：“谢什么，我是摆摊的，你是帮我卖货的，你要是走了，我这摊子哪忙得过来？所以啊，你得留下，我可是离不开你这个帮手。”

她终于笑了一下，虽然眼泪还挂着，但那种挤出来的假笑，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笑。

我心里松了口气，但没敢让自己轻松太久。当夜我躺在铺上盘算了一遍：这个月生意若好，能存下两百多块，阿芳的工钱能留一部分，加起来年底前也许能凑个千把块。但离三千块，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看来光靠省吃俭用，是填不上这个窟窿的。我得另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去市场边上转了转，想找点别的活儿干。转到中午，在陈叔的办公室门口，我站住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敲了门。

陈叔正在里面喝茶，看我来了，冲我扬了扬下巴：“咋了？黑皮又找你麻烦了？”

我说：“没有，黑皮没来。陈叔，我想求您个事。您这市场里，有没有那种房租便宜点、能长期租的固定摊位？我想多干点活儿。”

陈叔放下茶杯，看了我一眼：“你现在那摊子不是好好的吗？怎么，想挪窝？”

我说：“不是挪窝，我想多干一份。下午和晚上还能再出个摊，卖些现炒，辛苦是辛苦点，可我想多挣些钱。”

陈叔想了想，说：“市场东头有个拐角位，地方小，但人流不少。就是房租一个月要八十，你舍得？”

我说：“舍得。”

出了陈叔办公室，我攥着口袋里的几百块钱，心里既踏实又紧张。这个摊子要是盘下来，我每天要再多干好几个小时。不过没关系，我还年轻，有的是力气。

等我回去的时候，阿芳已经把我那摊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正坐在小马扎上等我。看见我回来，她站起来，问：“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我说：“去找陈叔谈了个事。我租了个新摊位，从明天起，白天晚上我都出摊。你白天在厂里打工，中午到我这儿来帮忙，晚上我另外再干一摊。”

她愣了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我说：“忙得过来。年轻的时候不拼，什么时候拼？你的事，咱们慢慢解决，日子总归会好起来的。”

阿芳站在原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过了好半天，她才慢慢说了一句：“建军，我信你。”

这句话，让我心口热了一路。

第九章 帮阿芳解难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阿芳那红红的眼圈，想着她那句“我妈说了，要是年底没把钱退回去，她就要来深圳把我拽回去”，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三千块。我在心里反复盘算，按我现在的收入，一天能挣个二十来块，一个月六七百，扣掉吃住和摊位的本钱，能剩个三百就不错了。阿芳在电子厂一个月挣两百，她自己还要寄一部分回家。两个人加一块儿，紧巴巴存上一年，勉强能凑够。可阿芳她妈说了年底就要钱，哪等得了一年？

天没亮我就爬起来了，没去出摊，先跑了一趟陈叔家。

陈叔刚起床，披着衣服在门口刷牙，看见我大清早跑来找他，有些诧异：“建军，这么早？出什么事了？”

我说：“陈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工地，晚上也招人的？我想找份夜工的活儿。”

陈叔漱了口，上下打量我一眼：“你白天要炒粉，晚上还要去工地？你不要命了？”

我笑了笑：“年轻，扛得住。”

陈叔没说话，进屋拿了个馒头递给我，说：“东边有个工地，修商场的，晚上要人看材料，一晚五块钱，管顿夜宵。你要是不嫌累，我帮你打个招呼。”

我接过馒头，咬了一口：“不嫌累。谢谢陈叔。”

从陈叔家出来，我步子快了不少。晚上看材料，白天炒粉，一天能多挣五块，一个月就是一百五。加上白天摊上的收入，省着点花，年底前存上两千应该能行。剩下的，再想别的办法。

回到摊上的时候，阿芳已经在了。她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碎花衬衫，头发扎得利利索索，正在帮我擦桌子。看见我回来，她抬起头，眼光一闪，问：“你一早跑哪儿去了？也不说一声。”

我说：“去办点事。”

她没追问，低头继续擦桌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建军，我昨晚想了一夜。你说得对，日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妈那边，我再拖一拖，先不跟她把话说死。你呢，也别太拼了，你那炒粉摊每天忙到半夜，我看着心里不踏实。”

我说：“知道了，我又不是铁打的，会照顾自己。”

话是这么说，可接下来的日子，我确实把自己当成了铁打的。

白天照常摆摊，中午和傍晚两拨高峰，锅铲翻得飞起。晚上收了摊，我就去工地看材料，裹着件破棉袄蹲在材料堆旁边，眼睛盯着黑黢黢的工地，心里想着的却是阿芳那件事。夜风凉，吹得人骨头缝里发疼，我就在工地边上蹦跶几圈，让身子暖和起来。

熬了一个多月，我瘦了一大圈，胳膊上的肉都松了，但存钱罐里的票子厚了起来。我数了数，连本带利攒了四百多。照这个速度下去，还是差得远。

那天中午，阿芳来摊上帮忙，看见我眼窝都陷进去了，把锅铲抢过去，说：“你今天歇着，我来炒。”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熟练地颠锅、下料、翻面，动作比我还要利索几分。她忽然说：“建军，你是不是在打夜工？”

我一愣：“谁跟你说的？”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你晚上去工地干活，白天又摆摊，你以为你瞒得住谁？你那眼睛下面，黑眼圈都快挂到下巴了。”

我没说话。

她放下锅铲，转过身来，看着我，声音有些发颤：“建军，你别这样。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你要是为了我把自己累垮了，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我说：“阿芳，你听我说。我打夜工，不单是为了你。我想多挣些钱，把摊子扩一扩，以后的日子长着呢。你的事是赶巧了，我顺手帮一把，不算什么。”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过了好一阵，她才说：“建军，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呢。”

我说：“傻人有傻福。”

她被我这话逗得笑了一下，眼角却有些湿润。

那天晚上收摊后，我没有去工地，而是去了趟邮局。我把我存的钱都取了出来，又找陈叔借了一些，加上阿芳自己攒的工钱，凑了整整一千五。剩下的，我想再想别的辙。

我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回阿芳老家，信上写：阿芳在深圳电子厂上班，厂里效益好，年底还有奖金，她是个能干的姑娘，你们做父母的该高兴才是。至于那门亲事，强扭的瓜不甜，阿芳心里不愿意，就算结了婚，日子也过不好。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再给阿芳一年时间，她一定好好挣钱寄回去。

信寄出去后，我心里也没底。阿芳她妈要是认死理，单凭一封信怕是说不动。可话总得说出去，事总得有人做。

又过了几天，阿芳从厂里回来，脸色比前些日子好了许多。她告诉我，她妈打电话到了厂里，问她在深圳是不是处了对象。阿芳说她没处，她妈不信，说有人给她家捎了话，讲阿芳在深圳有个人对她很好，让她别耽误人家姑娘。

阿芳说：“我妈在电话里问我是哪个，我说没有。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你自己看着办吧。钱的事，年前能寄多少寄多少，那门亲事，我再去跟人家说说。’”

我听到这儿，心口那根绷紧的弦才算松了一些。

阿芳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建军，是你写信给我家里了吧？”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只问了一句：“你妈那边，松口了？”

她点点头：“松了。她说让我自己拿主意，但年前得寄两千块钱回去，算是把礼金还了人家。”

我说：“两千，有戏。再给我两三个月，加上你攒的工钱，凑一凑差不多。”

阿芳低下头，手攥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说：“建军，那两千块钱，算我借你的。以后我慢慢还。”

我说：“还什么还不还的，你帮我的时候也没算过账。咱俩搭伙干，日子总归要往好处奔。”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柔得像春天里化开的河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一路的辛苦和熬煎，都值了。

第十章 生意红火，招人眼红

自打阿芳她妈松了口，我们俩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日子还得照旧过，白天她到厂里上工，我守着炒粉摊子，傍晚她下了班过来帮忙，两人忙到天黑透才收摊。旁人看着我们这对搭档，都说李建军这小子走运，碰上这么个能干又俊俏的帮手。

这话不假。阿芳一来，摊子上的客人都觉着亲切了几分。她说话带四川口音，脆生生的，喊一声“大哥，要辣不”，能把人的心都喊化。好些回头客专挑傍晚来，就为了听她那句招呼。我的炒粉锅铲翻得更勤，一天能卖出两百多份，在这条街上，数我的摊子最红火。

生意好了，我手头也宽裕了些，把摊位边上添了两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客人能坐着吃，不再端着碗蹲马路牙子。隔壁几个摊贩看我的眼神渐渐不太对味了。

最先甩脸子的是卖肠粉的老周。他摊子在我斜对面，以前客流量跟我差不多，这阵子我这边排队，他那边冷清，他脸拉得老长。有一回我去他那儿买水，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小李，你那个辣酱是放了什么好东西？我看狗闻了都流口水。”

我当他是玩笑话，笑着回了句：“周哥，就是正经辣椒豆瓣酱，你要想学，我教你。”

他哼了一声，没再接话。

卖牛杂的刘三更明显。他那摊子在我右手边，以前是这条街生意最好的，现在被我抢了不少客。这人瘦高个儿，下巴留一撮小胡子，眼睛总眯着看人，像是在打量什么。有一回我在洗锅，听见他跟老周嘀咕：“他那料里指不定放了什么，要不哪有那么多人排队？早晚得出事。”

我听见了，但没往心里去。和气生财，我做我的生意，不招谁不惹谁，别人爱说什么随他去。

那阵子天气热，我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备料，切肉、腌肉、熬辣酱、泡米粉，一忙就是一早上。阿芳心疼我，说要早上过来帮忙，我死活不肯，她上一天班也够累的。

出事那天是周三。

中午饭点刚过，摊前还排着七八个人。我正炒着粉，忽然听见队伍里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东西？这粉里怎么有蟑螂！”

我一愣，锅铲停在半空。

排队的人齐刷刷往一个年轻男人那边看去。那人穿着一件灰衬衫，手里端着刚出锅的炒粉，用筷子挑起一根黑乎乎的东西，举得高高的：“你们看，这是不是蟑螂腿！”

人群顿时炸了锅，有几个人连忙把手里刚买的炒粉放下，后退了两步。我放下锅铲走过去，仔细一看，他筷子夹着的确实像是蟑螂的腿，黑褐色，细长带节，混在炒粉里，不仔细看根本认不出。

我说：“大哥，这不可能，我的料都是我自己备的，天天收拾得干净……”

那人瞪着我：“你的意思是说我自己带的蟑螂扔进去的？我疯了？”

旁边有人帮腔：“就是，人家好好的来吃饭，谁没事干这个？你做生意不能这么没良心！”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东西确实在我的粉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我的锅里炒出来的。我总不能说是蟑螂自己跳进去的。

排队的客人陆续散了，有几个把粉退了钱，骂骂咧咧地走了。一中午，我再没开过张。

阿芳下了班赶来，看见我坐在摊子后面发呆，桌上还放着那碗挑出蟑螂的炒粉。她问明了情况，脸色也白了：“建军，这不可能。咱们的料我都看过，都是干净的，蟑螂哪来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我确实没看见它什么时候进去的。”

阿芳把碗端起来，用筷子拨了拨那根黑褐色的东西，眉头越皱越紧。她忽然把碗放下，低声说：“建军，你想想，中午有没有谁靠近过你的料桶？”

我愣住，使劲回忆。中午忙的时候，人来人往，我全副心思都在锅上，料桶就搁在摊子边上，谁都能碰。我还真没留意有没有人靠近过。

“你是说，有人故意放进去的？”我说。

阿芳没接话，但她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第二天，我没摆摊。我蹲在出租屋里想了一整天，把近期的事翻来覆去地捋。老周那句话、刘三那眼神，还有几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摊贩看我时那种带着酸味的神情，忽然都清晰了起来。

但我没有证据。那碗粉早就扔了，蟑螂腿也没留着。我就这么去找人理论，人家一句“你血口喷人”就能把我堵回来。

第三天，我重新支起了摊子，可生意已经冷清了许多。好些老客人不敢来了，路过时看我一眼，绕道走。有些甚至当着我的面说：“不敢吃了，怕吃出东西来。”

我一遍遍地解释，说那是有人使坏，可换来的只是更怀疑的目光。

到了第五天，我一整天只卖出去七份炒粉。以前这时候，光中午就能卖一百多。阿芳下了班过来，看见我坐在凳子上发呆，面前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一摞空碗，她什么也没说，在我旁边坐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看见她眼睛里带着一层薄薄的水光。她说：“建军，你别灰心。这事咱们一定能查清楚。”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却觉不着疼。我说：“阿芳，我不怕生意差，我怕的是有人往我的锅里放东西，今天放蟑螂，明天还不知道放什么。我要是不把这个人找出来，我这摊子就再也立不起来了。”

她看着我，点了一下头：“那我明天早点过来，帮你看摊。你留心着，到底是谁。”

我望向马路对面，刘三的牛杂摊子正冒着热气，他站在锅后面，低着头，像是忙着什么。我看了他好一会儿，他始终没有抬头。

我心里那股火，压了又压，终究没有冲出去。我对自己说：李建军，你先忍着。你要找出真凭实据来，让所有人看看，到底是谁在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第十一章 真相大白

第六天，我没摆摊。天没亮我就爬起来，蹲在出租屋窗户边，盯着楼下那条街。刘三的牛杂摊每天七点准时支起来，他把推车从巷子里推出来，锅碗瓢盆码好，然后点炉子，开始熬汤。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每天出摊前，都要在推车底下摸索一阵，像是拿什么东西。那个动作很快，但每天都有。

第七天，我依旧没摆摊。早上七点，刘三照常出摊，我蹲在二楼窗户边，死死盯着他。他低头弯腰，从推车底下的铁皮夹层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塞进围裙口袋里。那袋子不大，鼓鼓囊囊的，像是装着什么活物。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当天中午，我换了身旧衣服，戴了顶破草帽，装成收破烂的，在街对面蹲着。刘三的牛杂摊生意一般，时不时有人过来买一碗。我盯着他的手，发现他每次舀完牛杂，手都会在围裙口袋那儿蹭一下，动作很自然，像在擦手。可他那围裙口袋看起来干干净净，根本没什么油水。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口袋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蟑螂？

当天下午，我找到了老周。老周在市场卖调料，跟我有半年交情了。我把他拉到巷子里，把事情摊开说了。老周听完，脸色变了好几变，半天才开口：“建军，我说句实话。你出事那天上午，我确实看见刘三去过你摊子那边。当时我以为他是去买粉的，但他空着手回来的。”

“你确定？”我盯着他。

老周点头：“我确定。那天上午他本来在买我的辣椒粉，称好了都准备给钱了，突然说有事，放下就走了。我看着他往你那个方向走过去的。”

我心里那团火一下子烧了起来。可我还是压住了。我说：“老周，这事你先别跟任何人说。我要是拿不到实锤，说什么都白搭。”

老周想了想，点了头。

第八天，阿芳请了半天假，帮我看摊。她戴着围裙，站在锅前，手脚麻利地炒粉。我则躲在不远处一个废弃的报亭后面，从缝隙里盯着刘三。中午饭点，客人陆陆续续来，阿芳忙得顾不上喝水。我注意到刘三那边生意冷清，他站在锅后面，不时往阿芳这边瞟。

就在阿芳转身去拿一次性饭盒的几秒钟空当，刘三忽然动了。他快步走到我们摊前，右手飞快地伸向料桶，往里面一甩，然后转身就走。动作快得几乎让人看不清，但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甩出去的是什么东西，我没看清，但那个动作，我记死了。

我冲出去的时候，刘三已经走到他摊子跟前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一把抓住他的后领：“刘三，你往我料桶里放什么了？”

刘三一僵，回头看我，脸上挤出一丝笑：“李建军，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碰你料桶了？”

“我看见你放的。”我说，“我的眼睛不瞎。”

周围几个摊贩听见动静，纷纷围过来。刘三脸色变了，声音拔高：“你血口喷人！你摊子出了事，就想赖到我头上？大家都来看看，他生意做不下去了，就乱咬人！”

他嗓门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松了他的衣领，转身回到摊前，把料桶端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用筷子慢慢拨拉。桶底，我拨出了三只黑褐色的蟑螂，还在动。

我端着料桶走到刘三面前：“你刚才往里面放的就是这个吧？”

刘三的脸唰地白了。他嘴唇抖了抖，还想狡辩：“你……你陷害我！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放进去的！”

我放下料桶，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烟壳，捏开，里面是我前两天偷偷粘在料桶边缘的一小片胶纸。胶纸上沾着一层极细的粉末，是我向老周要来的荧光粉，在太阳底下泛着微光。我把它举到刘三面前：“我在这料桶边上撒了荧光粉，你刚才甩东西的时候，手碰到桶沿了吧？你手上沾没沾，一目了然。”

刘三下意识低头看自己的右手。那手背上，果然沾着几粒亮晶晶的粉末，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围观的摊贩们全看见了。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低声骂了一句。刘三的手开始发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我就是看不惯你……你一个新来的，凭什么生意那么好……”

他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低到几乎听不见：“我在这条街摆了三年，日子一天比一天难。你来了才几个月，天天排队，我连汤都卖不完。我心里不痛快……”

我没接话。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骂他，有人说他缺德，有人说他心黑。我站在原地，看着刘三那张灰白的脸，忽然觉得他其实也挺可悲的。三年了，他守着那锅牛杂，没想过怎么把味道做好，只想把别人拉下去。

下午，我把刘三带到了陈叔的办公室。陈叔听完，眉头拧成一团，盯着刘三看了好一会儿，才说：“刘三，你这事干得缺德。人家李建军凭本事吃饭，你往人家锅里放蟑螂，你这是砸人家饭碗。按理说，这事我可以报给管理处，让你滚出市场。但建军跟我求情，说你也是头一回，给你一次机会。”

刘三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眼泪掉了下来。

陈叔说：“你跟建军道个歉，明天在市场上当众说明白，把这事澄清了。这事就算了。要是再有下一回，你收拾东西走人。”

刘三抹了把脸，转向我，鞠了一躬：“建军，对不起。我……我不是人。”

我看着他弯下的腰，心里那口气慢慢散了。我说：“刘三，你要是真想学怎么把生意做好，可以来我的摊子看看。我这炒粉的酱料，是我自己调的，你尝过就知道。咱这条街，这么多摊子，不缺抢生意的，缺的是把东西做好吃的人。”

刘三抬起头，看着我，眼泪还没干，眼睛却亮了一下。

第九天，刘三当众把事说清楚了，还了我一个清白。那些老客人知道真相后，纷纷回来照顾生意。我炒粉的时候，听见有人小声说：“我就说嘛，建军不是那种人。”我手里的锅铲翻得更利索了。

那天收摊的时候，阿芳来了。她站在摊子前，看着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我走过去，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把一碗绿豆汤递到我手里。汤还温着，甜甜的，我喝了一口，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绿豆汤。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从陈叔嘴里听到了消息：深圳要整治城市环境，街边的临时摊位，早晚都得撤。陈叔说：“建军，你手艺好，人也实诚。你考虑考虑，找个门面，正正经经开个店吧。”

我端着碗，愣了好一会儿。开一个自己的饭馆，这念头在我心里翻腾了很久了，只是从前觉得那是做梦。现在，梦好像忽然有了个口子，透进来一缕光。

第十二章 城市整治，摊贩搬迁

陈叔那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在我心里荡了好几天的涟漪。阿芳嘴上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也听进去了。 收摊回家的路上，她走路比平时慢，走走停停，一只脚踢着路边的塑料瓶。我走两步回头看她，喊了一声：“阿芳？” 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忽然说：“建军，你说，咱们的摊位，真的会被撤掉吗？” 我想了想，说：“陈叔不是那种爱吓唬人的性子。他既然开口了，这事八九不离十。” 阿芳“嗯”了一声，没再说话。那晚她躺在木板床上，翻身翻了半夜，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也没睡着。城市的灯光从窗外透进来，落在天花板上，像一片模糊的橘雾。 过了三天，通知果然来了。 那天早上，我刚把炒粉摊支起来，一锅油正热着，市场的喇叭忽然响了。一个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在喊：“根据市里统一部署，本区域内所有临时摊位，于本月三十日前自行拆除。请各位摊主配合，到管理处登记转行意向。” 喇叭反复播了三遍。我手里的铲子停了半空，油锅里噼啪作响，我和周围几个摊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 老周是个卖牛杂的，五十多岁，湖南邵阳人，跟我算是半个老乡。他啪地一下把手里的铁夹子扔在案板上，粗着嗓子说：“果然是来真的！老子在这儿支了四年摊，说拆就拆？” 旁边卖藕汤的女人接话：“广播里不是说有安置区吗？还有登记转行意向……” “安置区？”老周冷笑，“安置区在哪儿？多远的郊外？谁去吃过饭？那还能有生意吗？” 周围几个摊贩议论纷纷，有人发愁，有人骂娘，有人干脆收了摊子，说今天不卖了，一屁股坐在路边抽烟。 我站在原地，心里翻腾了一阵。陈叔的话又响起来：“你手艺好，人也实诚。找个门面，正正经经开个店吧。” 我低头看着自己那口锅，锅里的油已经冒了烟，我回过神来，把火关了。 那天中午，阿芳的摊子没出。她在租住的小屋里，用一只掉了漆的铁锅煮了面条。我端着一碗面条坐在门槛上，她蹲在我旁边，手里拿筷子拌着自己的那碗，拌了半天，也没往嘴里送一口。 我说：“阿芳。” 她应了一声。 我说：“我想开个饭馆。” 她停下筷子，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没有惊讶。她看着我，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说：“你认真的？” 我点头：“我不做临时摆摊了。这几个月咱们也攒了些钱，再加上……要是再借点，凑一凑，应该能租个小的门面。不用大，够放几张桌子就行。我掌勺，你帮我把着前台，咱慢慢来。” 阿芳低着头，用筷子尖拨着碗里的面条，过了好半晌，才说：“建军，我不是不信你。我是怕——咱们这点积蓄，万一打了水漂……” 我把手里的碗放在门槛上，转头看着她：“这几个月，我在桥洞里睡过，一天只吃两个馒头，也活过来了。苦我不怕，我就怕一辈子踩不到一块实地上。阿芳，我想试试。” 阿芳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袖子抹了一把眼睛，然后笑着说：“那咱就试试。” 我们拟了个简单的计划。白天摊子照出，但晚上收了摊，我和阿芳就沿着街到处走，看有没有贴出“转让”字样的门面。走了五天，看了七八家，不是租金太高，就是地方太偏，或者房子实在太破。 第六天晚上，我们走到月亮湾路。那条路的两边种着老梧桐树，街上灯光昏暗，行人不多。路的尽头有一家小门面，卷帘门关着，门口贴着一张皱巴巴的红纸，写着“吉房转让”。巴掌大的地方，就在巷子口，对面是建筑工地，旁边是家五金店。 我站在卷帘门前，伸手推了推，里头上了锁。我蹲下来，透过卷帘门的缝隙往里看，里头空荡荡的，能闻到一股旧木板和灰尘的味道，天花板不高，但墙角看着还算干净。 阿芳也蹲下来，和我一起往里看。看了一会儿，阿芳说：“地方不大。” “小而精。”我嘿嘿笑了两声，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心情却忍不住雀跃起来。 回去的路上，我走得比平时快，步子也轻快不少。阿芳跟在后面，突然喊住我：“建军，你等一等。” 我停下来，转过身。她站在路灯下，手里攥着一个旧手帕包，递到我面前：“这里头有六百块，是我存了半年的，本来打算寄回家给我弟弟交学费。你先拿着，咱找店面要用的。” 我看着那个手帕包，没有伸手接。 阿芳又把包往前递了递：“你拿着。我弟弟的学费我再想办法。你那点积蓄要交押金又要交房租，光靠你自己怎么够？” 我鼻子一酸，伸手接过来，手帕包到手里还是温热的，是她一直攥在手心里的。我捏着那手帕包，嗓子眼有些发堵，半天才挤出一句话：“阿芳，这笔钱，我以后会加倍还你。” 她横我一眼：“谁要你还。你好好开你的饭馆，到时候煮碗让我不后悔的炒粉就行。” 我笑了，笑得眼睛有点泛湿。 第二天下午，我和阿芳一起去了陈叔的办公室。推开门，陈叔正趴在桌子上写什么东西，抬头看见我们俩，愣了愣，笑了：“哟，两口子一起来了？” 我没理他的打趣，拉了把椅子坐下，直接开口：“陈叔，你上回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打算找个门面，开个小饭馆。你路子广，能不能帮我看看，月亮湾路那个转让的门面，靠不靠谱？” 陈叔放下笔，推了推老花镜，看着我说：“月亮湾路那间？你去看过了？” 我点头。 陈叔靠在椅背上，想了想，说：“那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算差，门口通公交站，旁边有个工地，几十个工人要吃饭。租金嘛……我记得原来那儿是家包子铺，早上卖包子，中午卖盖饭，老板嫌累，回了老家。你要是能接过来，好好拾掇拾掇，我看行。” 他顿了一下，又说：“不过建军，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这几个月摆摊辛苦，我能看出来。可开店跟摆摊是两码事，你得有心理准备。头三个月，客不来，铺面费照付，饭菜合不合口味也要慢慢试，赔得起的才敢开店。” 我咬了咬牙：“陈叔，我别的不会，就会炒菜，也只会炒菜。这个档口没了，我就再找一个。要是连店都不敢开，以后就只能回老家种地。” 陈叔看着我，看了好几秒，嘴角慢慢露出一丝笑意。他说：“行。这个忙我帮你。你等我消息，我去帮你打听打听房东的底价。” 从陈叔办公室出来，太阳正好照在头顶。我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远处，塔吊的臂膀在蓝天下慢慢转动，打桩机的声音咚咚地响。这座城市还在生长，一天一个样子。 阿芳站在我旁边，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建军，你看那边。”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街对面，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蹲在路牙子上，面前摆着两个塑料袋，里头装着馒头和水壶，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啃着馒头。看年纪，该是刚从老家来深圳找活的。那一瞬间，我像是看见了三个月前的自己。 我收回目光，对阿芳说：“走，回去把摊子支起来。趁着还没到日子，多赚一块是一块。” 阿芳抿着嘴笑了，把围裙往肩上一甩：“好，回去炒粉！” 往后那些天，我炒粉的手劲更足了。每天天不亮起床，深夜收了摊，数完当天的收入，就拿出一叠毛票，用皮筋一扎，塞进床底那个铁饼干盒里。盒子里攒的钱越来越厚，那是离小饭馆越来越近的距离。 三十日那天，市场的临时摊位正式全部撤除。我和阿芳把棚子拆下来，锅碗瓢盆装上板车，送回了出租屋。站在空荡荡的市场街口，风从身后灌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老周打包着牛杂摊的家当，朝我喊：“建军，以后做啥去？” 我扯着嗓子回他：“老周，我要开饭馆了。到时候你来店里吃面，我请你！” 老周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黄牙：“好嘞，说话算话！” 那天傍晚，我坐在出租屋门口，看着墙边码好的锅碗瓢盆，心里忽然间又踏实又紧张。阿芳在屋里收拾东西，锅碗碰撞，叮当作响。我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燃，只是衔着，看着天空中最后一抹亮光慢慢沉下去。 陈叔的消息还没来。但我知道，日子就要起变化了。

第十三章 东拼西凑找店面

陈叔的消息是三天后带来的。那天中午我刚把一锅炒粉盛出来，就看见陈叔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车铃铛叮铃铃地响，从街口拐过来。他把车支在我摊前，裤腿卷到膝盖上，露出一截晒得黢黑的小腿，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我。

“房东姓周，广东西乡人，在珠海做生意。这间铺子他不想留了，原来说是月租四百二，我跟他说了你的事，他松了口，四百。”陈叔点了根烟，把打火机在掌心里颠了颠，“押三付一，一千六，这数你能拿出来不？”

我接过纸条，手心有点出汗。四百一个月，押三付一，一千六。我床底饼干盒里的钱我数过无数遍，连毛票带钢镚儿，一共一千一百三十二块五。差了将近五百。

“能。”我咬着牙说，“陈叔，我凑凑。”

陈叔弹了弹烟灰，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他说：“那你下午跟我去看看，趁房东这两天在深圳，赶紧定下来。”

下午两点，我换上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衬衫，跟着陈叔去了月亮湾路。那间门面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理发店中间，门脸不大，差不多十个平方。原先包子铺的灶台还在，一口大铁锅架在灶上，锅底锈了一层。地面是水泥的，墙角有几处潮过的水印子。光线倒不错，上午朝阳，下午不西晒，门口正好对着一条巷口，人来人往的。

房东老周是个瘦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他看了看我，问：“后生仔，做过餐饮？”

“做过，炒了几个月粉，之前在市场摆摊。”我实话实说。

他点点头，又看看陈叔：“陈哥介绍的，我信得过。你一个月四百，押三付一，合同先签一年。你要是觉得行，今天把定钱交了，我把钥匙给你。”

我摸了摸裤兜，里头揣着三百块钱。那是早上出门前从饼干盒里取出来的。我掏出来，捏了捏，递给老周：“周老板，这是定钱。剩下的，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凑齐。”

老周接过钱，点了点，塞进口袋，从腰上解下一串钥匙，摘下一把递给我：“行。三天后我要见不到钱，这钥匙你就还回来。”

我接过钥匙，握在手心里。钥匙是铜的，有些发沉。

晚上回了出租屋，我把饼干盒里的钱全倒出来，一张一张摊在床上。阿芳坐在床边，看着我数钱。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十块的。我数了两遍，一千一百三十二块五。离一千六还差四百六十七块五。

阿芳开口了：“我的积蓄还有两百三十，本来想寄回去给我弟弟交学费的，先垫上。”

我看着她，想说啥，又咽回去了。她把钱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沓，塞到我手里：“先用着。弟弟的学费我再想别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去了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打到村支书家，托人叫我爸来接。等了十几分钟，我爸气喘吁吁地跑到村支书家，接过电话喂了一声。

我说：“爸，我想开个饭馆，钱不够。你能帮我借点不？”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问：“要多少？”

“四百。”

电话那头又没了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我爸说：“家里的猪卖了，能卖一百多。我再去你二叔家借借，凑两百给你。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

“猪卖了你们过年吃啥？”

“吃啥不是吃。”我爸的声音有点闷，“你好好干，别给咱家丢人。”

我握着电话筒，手背上的青筋跳了跳。我说：“爸，钱算我借的，等我赚了钱就还你。”

“还啥还。”我爸说，“你自己在外面吃饱穿暖就行。我明天去镇上给你汇。”

挂了电话，我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十一月的深圳，风里带着海味，吹得人眼睛发干。

三天后的下午，我揣着钱去了月亮湾路。口袋里一共一千六百零三块五。多出来的三块五是我把锅碗瓢盆里攒的钢镚儿也全数了进去。

房东老周坐在门面里喝茶，见我来了，放下茶杯。我把一沓钱放在他面前，一元的五元的十元的都有，用皮筋扎得整整齐齐。老周看了看那沓钱，没数，直接收起来，从包里拿出两份打印好的合同，推到我面前。

“按个手印。”

我按了手印。他按了手印。他把其中一份递给我，说：“钥匙不是给你了吗？从今天起，这铺子是你的了。”

我拿着合同，站在空荡荡的店面里，阳光从门口斜照进来，落在那口锈了的大铁锅上。陈叔说得对，这间房不大，位置也不差，门口通公交站，旁边有工地。往后饭菜做得好了，人自然会来。

晚上回到出租屋，阿芳正坐在小板凳上择菜。看见我进门，她抬起头，也不问成了没有，就那样看着我。我把合同从怀里掏出来，展开，放在她面前。

阿芳低头看了几行，嘴角慢慢弯起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她放下手里的菜，站起来，走到墙边那排锅碗瓢盆前，拿起那只炒了几个月粉的黑色铁锅，转过来看了看锅底，又放回去。

她说：“这口锅，明天好好洗洗，带到店里去。”

“嗯。”

她转身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建军，咱们的饭馆，你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

我愣了一下。这些天忙着凑钱，倒真没想过名字。我想了想，说：“就叫建军家常菜。你看行不？”

阿芳没说话，她转身在床沿坐下来，双手搁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坐着。过了好半天，她轻轻说了句：“行，就叫建军家常菜。”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亮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墙角那排码得整整齐齐的锅碗瓢盆上，锅身泛着一层淡淡的银光。我数着从拿到钥匙到今天搬进去的每一件事，数到明天该去置办的东西，数着数着，天就亮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全亮透，我和阿芳推着板车，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还有那口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锅，一趟一趟往月亮湾路的门面里搬。东西不多，两趟就搬完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铺子里堆得满满当当的家当，心里头那个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回头，太阳刚爬过对面楼顶，光芒落在这条不宽的街上，把门面上那四个还没有写上去的字的位置照得亮堂堂的。

第十四章 小饭馆开张

那晚我把合同放在枕头底下，压得平平整整的，好像怕它跑了似的。半夜醒来还要摸一摸，确认是真的，不是做梦。阿芳笑我没出息，可她自己也没睡着，翻来覆去地翻身。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推着板车往月亮湾路走。板车上装满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还有那口洗得锃亮的黑铁锅，锅底在晨光里泛着一层油亮的光泽。阿芳走在前头，步子迈得比平时快，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

到了地方，我掏出钥匙，打开那扇卷帘门。哗啦一声响，门抬起来，阳光灌进去，照得地上的灰尘都在跳舞。阿芳站在门口看了看，深吸一口气，把袖子往上一撸：“行了，动手吧。”

头一桩事就是打扫。这铺子空了有些日子，墙角结了蜘蛛网，地上积了一层灰。我打了一桶水，从里到外擦了两遍，阿芳拿着扫帚把天花板上的蛛网扫干净，又蹲在地上用钢丝球刷灶台。那灶台是水泥砌的，面上黑乎乎一片，她刷了大半个钟头，总算露出原来的灰白色。

我在门口搭了个架子，把案板架上去。又找了块木板，拿毛笔蘸了墨，歪歪扭扭地写上“建军家常菜”五个字。我的毛笔字不怎么好看，可那是我生平头一回自己写招牌，写完了站在门口端详了好一阵，心里头觉得比什么都漂亮。阿芳走出来看了一眼，说：“字写得不咋样，味道做得好就行。”

我笑了一声：“那就靠你了。”

开张的头一天，我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阵，引了些路人看过来，可看完也就走了。锅烧热了，油倒下去，滋啦一声响，辣椒和蒜末的香味飘出去老远，却没有一个客人进来坐。

阿芳在后厨忙着备菜，我在前头擦桌子摆碗筷。中午十二点过了，路上人来人往，有人瞟一眼招牌，又瞟一眼门口空荡荡的桌子，脚步都没停。我站在门口，看着人从面前走过去，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脸上还得绷着笑。

到了下午两点，总算来了个客人。是个在附近工地干活的汉子，一身灰扑扑的，进门喊了一声：“老板，有什么吃的？”

我赶紧迎上去：“有炒粉、炒饭、还有回锅肉、辣子鸡。师傅你要来点什么？”

“来份回锅肉，加个汤。”他拉了把椅子坐下，掏出烟点上，四下打量了一圈，“新开的？”

“今天头一天开张。”我把茶给他倒上，笑了一声，“头三天，免费送一份例汤。”

汉子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行，那就尝尝手艺。”

我转身进了后厨，把锅烧热，切好的五花肉下锅煸炒，炒到卷曲出油，再放豆瓣酱、蒜苗、干辣椒。阿芳站在旁边看着，悄悄说：“肉切得稍微薄一点会更好看。”

“明天改。”我说着，把菜装盘端了出去。汉子夹了一筷子回锅肉塞进嘴里，嚼了两口，没说话，又夹了一筷子，往嘴里扒了一口饭。他吃了大半盘，把汤喝完了，抹了一把嘴，从兜里掏出八块钱放在桌上：“不错，下次还来。”

就这一句话，我听了心里头热乎乎的。

可头一个星期，统共也就来了这么几个客人。一天下来，卖的钱连买菜的本都不够。阿芳把账本摊在床上，一笔一笔地算，算了半天，抬头看着我：“这样下去不行。”

我蹲在门口，咬着烟头没说话。过了好一阵子，我把烟掐灭了，站起来：“我想了个法子。明天做一大锅辣子鸡，切小块，摆在门口，让人免费尝。尝了觉得好吃的，自然就进来了。”

阿芳想了想：“成本呢？”

“头几天少赚点，先把名声打出去。”我说，“陈叔说这条路人流大，就是不缺过路的，缺的是让人停下来的由头。”

阿芳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行，那就试几天。”

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就起来，去菜市场买了两只鸡、五斤干辣椒、一袋子蒜头。回来把鸡剁成小块，用料酒、生抽、姜片腌上。阿芳把干辣椒剪成段，花椒在锅里干煸出香，然后下了油，把鸡块倒进去炸。炸到金黄酥脆，再倒辣椒和花椒下去翻炒，辣椒的香味一下子轰地炸开来，飘到门外头去。

我把炒好的辣子鸡装在一个大搪瓷盆里，端到门口，拿筷子夹起一小块，站在门口喊：“新店开张，免费尝一块，觉得好吃的进来坐！”

一开始没人理。我举着筷子站了十几分钟，终于有个买菜路过的大姐停下来，看了看盆里的辣子鸡，犹豫了一下，拿牙签扎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她眼睛一亮：“哟，这味儿不错。”

她站在门口，又扎了一块，喊她同伴过来：“你尝尝这个，真香。”

她同伴尝了一口，也点头。三个大姐站在门口，你一块我一块，把盆里的辣子鸡吃了小半盆。吃完领头的那个大姐一挥手：“走走走，进去吃午饭。”

一呼啦，三个大姐都进来了，要了一个辣子鸡、一份回锅肉、一份炒时蔬，外加三碗米饭。阿芳在后厨忙得锅铲翻飞，我在前头倒茶递水，忙了一中午，算账的时候发现，这一顿卖了四十二块钱。

虽然还是不多，可比头一天强多了。

晚上收摊的时候，阿芳坐在灶台前，拿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说：“明天多备一只鸡。那个辣子鸡，我觉着能火。”

我蹲在门口洗锅，听到这话，手里的钢丝球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铺子里亮着的灯，心里头有点热。我说：“那就多备一只。”

第三天中午，那位工地师傅果然又来了，还带了两个人。他进门就喊：“老板，辣子鸡来一份，大份的，再来三碗米饭。”

三个人吃了满满一桌子菜，结账的时候，其中一个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你这家店踏实，味道好，分量也足，以后我天天来。”

我笑着递烟，心里头那根绷了半天的弦，总算松了一些。

可我知道，这点回头客还不够。房租要挣回来，本钱要挣回来，阿芳弟弟的学费，还有我爸卖了猪的那两百块，都等着我用这口锅一口一口炒出来。我不敢松劲，第二天一早，我又去市场买鸡，阿芳在店里洗菜切菜，锅里的辣子鸡还没出锅，香味就飘到了街上。

对面的粉面店老板站在自家门口抽烟，看了看我的招牌，又看了看门口那个搪瓷盆，没说话，烟头往地上一扔，转身进了自家店里。

我心里明白，往后这条路，走着走着，总有人会看不顺眼的。可我不怕，凭本事吃饭，凭手艺留人。日子再难，也难不过睡桥洞那几个月。

第十五章 黑皮的改变

饭馆开张半个月，回头客渐渐多了起来。那天中午送走最后一桌客人，我正蹲在后门刷锅，听见前头有人喊：“老板，来份炒粉。”

声音有点耳熟。我放下锅站起来，走到门口一看，心里头咯噔一下——黑皮站在柜台前，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衬衫，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胡子拉碴，下巴颏瘦得尖了，整个人像是缩了一圈。

他看见我，眼神躲了一下，嘴张了张，半天才挤出一句：“李老板……我来吃碗粉。”

我愣了几秒，没说话，转身进了后厨。阿芳正在收拾灶台，看见我进来，低声问：“外头谁呀？”

“黑皮。”

阿芳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他来干什么？”

“说是吃粉。”

阿芳没吭声，把抹布往水池里一丢，擦了擦手，走到门帘边往外瞅了一眼。她看了好一会儿，转过头来，压低声音说：“他看起来……不太好。”

我没接话，从筐里抓了一把米粉，架上锅，热油爆了蒜末和辣椒，动作麻利地炒了一盘。盛盘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又往里多搁了两块瘦肉片。

端出去的时候，黑皮坐在靠墙的那张桌子边，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我把盘子放在他面前，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嘴唇动了动：“多少钱？”

“先吃。”我说。

他低下头，拿起筷子，夹了一大口炒粉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喉咙里咕噜一声咽下去。然后他又夹了一口，接着又是一口，吃得特别急，像是饿了好几天。一盘炒粉三下五除二见了底，他连盘底的辣椒碎都扒干净了，把盘子一推，抹了抹嘴，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零钱，数了数，搁在桌上：“够不够？”

我看了一眼，三块五，炒粉卖四块。我拿起那三块五，把盘子收了：“够了。”

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又什么都没说，扭头走了。

阿芳从后厨出来，看了看桌上那几个钢镚儿，又看了看黑皮的背影，问我：“他这是怎么了？”

我摇摇头：“不知道。看着像是落魄了。”

第二天中午，黑皮又来了。还是那件灰衬衫，还是那副样子，坐在墙角的桌子边，说：“老板，来份炒粉。”

我炒了一盘端过去，他低头吃。吃完照旧从兜里掏零钱，三块五，搁在桌上，走人。

第三天，他又来了。

这回阿芳忍不住了，等他走了以后，她跟出来，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他天天来，你就天天让他少给五毛？咱这店刚开张，经不起这么贴。”

我没说话。第四天中午，黑皮没来。我站在门口抽了根烟，想着这事也就这样了。结果傍晚收摊的时候，陈叔来了。他进门坐下，我给他倒了一杯茶，他从兜里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根，吸了一口，才慢慢说：“你知道黑皮最近咋回事不？”

“不知道。他这几天天天来店里吃粉，看着落魄得很。”

陈叔吐了一口烟：“他被人举报了。收保护费收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攒齐了证据，捅到管理处去了。上头一查，要罚他，还说要追究责任。他那几个兄弟见势不妙，跑得跑散得散，把他一个人扔下了。他家里的房子是租的，房东听说他出了事，把房租涨了，他交不起，搬出来了。前几天我路过桥洞那边，看见他裹着一张破席子躺在那儿。”

我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

“他睡了桥洞？”我说。

陈叔看了我一眼：“嗯。睡了快一个星期了。这小子以前横行霸道的，现在算是栽了个大跟头。不过说句实在话，他收保护费归收保护费，下手有分寸，从来没把人打坏过，也没砸过摊子砸出大事来。就是人浑，路子走歪了。如今遭了报应，也是他该受的。”

我放下茶杯，没说话。晚上回了饭馆，阿芳正在数当天的营业款。我把陈叔的话跟她说了，她手里的钞票停了下来，沉默了半天，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说，“就是心里头不好受。”

阿芳把钱一张一张理好，扎成一捆，塞进抽屉里，锁上。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建军，你想帮他？”

我没回答。她又说：“你要是想帮他，我不拦着。咱店里缺个送外卖的人手。中午那几个工地的电话订餐，我每次都得跑一趟，来回得半个小时，耽误炒菜。要是有人专门跑这个，一天能多接好几单。”

我抬头看着她。她眼睛亮亮的，没有一丝不情愿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桥洞那边。正是早班高峰，车来车往，灰尘扑扑。桥洞底下堆着些纸箱、破布，黑皮缩在一张旧席子上，身上盖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外套。他听见脚步声，睁开眼，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猛地坐起来：“李老板？”

我在他面前蹲下来，递过去两个肉包子。他盯着包子看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接过去，大口大口地吃。我没催他，等他吃完了，我说：“店里缺个送外卖的，管午饭晚饭，一个月给三百，干不干？”

他嘴里的包子还没咽完，瞪着眼睛看着我。过了好半天，他咽下去，声音有点哑：“李老板……你不恨我？我以前砸过你的摊子，收过你的保护费。”

“恨过。”我说，“可那是以前的事了。你如今落了难，能想着来我店里吃一碗粉，没去找人闹事，就冲这一点，我觉着你还有救。路是自己走的，想回头，什么时候都不晚。”

他低下头，两只手攥着包子皮，指节泛白。过了好一阵子，他鼻子吸了一下，声音闷闷的：“我……我干。”

就这样，黑皮留在了店里。头两天他话不多，闷头干活，让他送哪单就送哪单，跑得满头大汗也不吭声。中午最忙的时候，我一锅接一锅地炒，他拎着饭盒一趟一趟往外跑，回来的时候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阿芳有时候看不下去，给他倒一碗凉茶，他接过去咕咚咕咚喝完，把碗放下，又拎起下一单往外走。

他干活儿利索，路也熟，哪条巷子近、哪个小区后门能走，他比谁都清楚。以前他在这片收保护费，走街串巷的，如今倒是把那些路熟用在送外卖上了。

到第五天的时候，他中午跑完最后一单，回来蹲在后门口吃午饭，碗里是阿芳特意给他留的回锅肉盖饭。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递了一根烟给他。他接过去，没点，夹在耳朵上，扒了两口饭，忽然说：“李老板，我以前收了你那么多钱，以后我用工钱慢慢抵，行不行？”

我说：“行。一个月扣一百，抵完为止。”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吃完午饭，他站起来，把碗洗了，又把灶台擦了一遍，然后拎起送餐的袋子，站在门口等下一单。

下午店里清闲了，我坐在柜台后头歇脚，看着黑皮蹲在门口，认认真真地用一块湿布擦他那个送餐的泡沫箱子。阳光从门帘缝里照进来，落在他脊背上，他的背影看起来比半个月前厚实了一些。阿芳端着一杯茶从我身边走过，轻轻说了一句：“这人，是能改好的。”

我看着黑皮把箱子擦得干干净净，放在三轮车后座上，又拿绳子捆结实了，拍了拍车座，脸上露出了一点点笑模样——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笑。

我收回目光，低头喝了一口茶，心里头松快了一些。日子还在前头，路还在脚底下，只要肯走，总能走出一条道来。

第十六章 母亲病重

那段日子，饭馆里的日子渐渐顺当起来。黑皮改邪归正后，送外卖的路子越跑越熟，中午的订餐电话一天比一天多，阿芳在灶台上忙得脚不沾地，我在前头又炒菜又招呼客人，忙归忙，心里头踏实。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一封电报打断了所有的安稳。

那天下午，我正在后厨收拾案板，忽然听见门口有人喊：“李建军！电报！”

我擦了擦手，撩开门帘出去，邮递员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撑着地，递过来一张黄色的纸。我接过来，看到“母病重，速归”五个字的时候，手一下子凉了。

“建军，谁发来的？”阿芳从灶台后头探出头来。

“老家。”我捏着电报，嗓子有点发紧，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说我妈病重了，让我赶紧回去。”

阿芳放下锅铲，解了围裙，快步走出来：“什么时候的？”

“没写。”我说，“邮局送到这儿，怎么也得两三天了。”

我当天下午就买了回衡阳的车票。临走的时候，阿芳往我手里塞了三百块钱，又往包里塞了几件厚衣服，说：“路上别省着，吃饭要紧。”黑皮站在门口，说店里的事有他盯着，让我放心。

从深圳到衡阳，坐了大半天火车，又转汽车，再走十几里山路。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一路小跑到家门口，推开院门，堂屋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妹妹正端着碗从灶房里出来。她一看见我，碗差点没端稳：“哥？你怎么回来了？”

“妈呢？”

“在屋里躺着。”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前些日子还好好的，一个劲儿咳嗽，我劝她去乡卫生院看看，她非说没大碍，去地里挑了两天水，回来就起不了床了。卫生院的大夫说是肺炎，挂了三天吊针没见好，爹才让人给你发的电报。哥，你回来就好了……”

我推开里屋的门，屋里一股药味。母亲躺在被子里，脸瘦得脱了相，两颊陷下去，颧骨都突出来了。她半睁着眼，看见我进来，嘴唇动了一下，声音又哑又轻：“建军……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好好干活……”

我在床边坐下来，说：“妈，你都病成这样了，我能不回来吗？”

她抬起一只手，枯瘦的手指搭在我手背上，手心滚烫的：“没事，就是受了凉……你刚开店，用钱的地方多，别耽搁了买卖……”

我握着她那只手，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绞了一下。我出来三年了，头一年睡桥洞的时候没哭，摆摊被人砸了摊子的时候也没哭，可这会儿看着她瘦成这个样子，眼眶一阵发热，压都压不住。

我在家待了三天。头一天去乡卫生院把大夫请到家里来，重新开了药，又吊了两天吊瓶。母亲的烧退了一些，可精神还是很差，吃什么都没胃口。我熬了粥，一勺一勺喂她，她勉强喝了几口，便摇摇头说吃不下了。妹妹说，她这些日子就是这样，吃不下东西，也不肯去医院，怕花钱。

第四天早上，母亲精神好了一些，靠在床头，拉着我的手说：“建军，妈这病在老家怕是治不透了。要不，妈跟你去深圳？听说那边的大医院啥病都能治。”

我愣了一下：“妈，你要跟我去深圳？”

她望着我，目光里头带着点犹豫：“就是怕给你添麻烦。你店里忙，阿芳姑娘又照顾你……妈去了，只会给你添乱。”

我眼睛一下子发酸。原来她心里早就想去了，只是怕拖累我。她这一辈子，从年轻时候起就顾着这个家，到老了还是这样。

我说：“妈，你说啥呢。那饭馆里正缺人手，你要是去了，帮我看着店面，我出去送个货也放心。你要是不去，我在这里待着心也定不下来。”

母亲看着我，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笑纹：“那我收拾收拾……”她顿了顿，又低下声来，“你老爹那儿怎么办？”

父亲前年就不在了。母亲一个人和妹妹过日子，我回深圳，妹妹继续在职高念书。若是母亲走了，家里就剩妹妹一个人。

“小妹跟我一起去。”我说，“到了深圳，给她找个厂子做工。她念过书，手脚也勤快，不比在老家窝着强。”妹妹站在门口，听见我的话，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又擦了一把，说：“哥，我能干活，不给你添乱。”

就这样，我在家又停了一天，把地托付给堂叔，把该交代的事交代利索，然后带着母亲和妹妹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母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这回坐在车窗边，看着外头一座一座往后跑的山，半天没说话。

到了深圳，阿芳早早在车站等着。她一见母亲，赶紧上前扶住，甜甜地喊了一声“阿姨”。母亲看着阿芳，又看了看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头的意味，我懂。

我把母亲送去了罗湖那边的职工医院，挂号检查，大夫说是支气管炎拖成了轻度肺气肿，好在不算最重，住院输液加上吃药调理，个把月能缓过来。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我把阿芳给的三百块和存折里的钱凑在一块儿，交了两百押金，剩下的捏在手里，心里头默默算了一笔账：下个月房租、进货钱、还有药费……我告诉自己，只要饭馆不停业，这笔账就撑得住。

母亲住院那段日子，我白天在饭馆炒菜，傍晚收了摊就赶去医院，给她送饭、擦身、倒水。有时候坐在病床边，她睡着了，我看着她的脸，想起小时候她坐在灶台前给我下面条的样子，鼻子一阵一阵发酸。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当儿子的孝顺，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是想着，她养我二十多年，我如今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第十天，母亲出院了。出院那天，阿芳请了半天假过来接，把母亲带回了饭馆二楼的小房间——那是我提前腾出来的，床上换了新被褥，墙上挂了干净布帘，床头柜上摆着一碗洗好的苹果。母亲站在房门口，四处看了看，回头对我说：“建军，你这饭馆……开得像样。”

我站在她身后，轻轻说：“妈，你安心住下，后头日子还长着呢。”

第十七章 饭馆走上正轨

母亲在饭馆住下以后，头两天还老老实实躺在床上歇着，到了第三天，就坐不住了。她趁我去买菜，自个儿摸到楼下厨房，把水池里的碗都洗了。我回来瞧见，吓了一跳：“妈，你这身子还没养好，咋动上手了？”她甩甩手上的水珠，说：“我躺在楼上心里发慌，下来找点事做，心里踏实。”我劝不住，只好由她洗碗择菜。她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我也不催她。

说来也怪，母亲在老家时病恹恹的，到了深圳，许是气候暖和，许是有了事做，脸色一天比一天红润。她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老家伺候了几亩地，如今见饭馆里里外外全是活儿，便一样一样接过去——早上帮我择辣椒、剥蒜，午后擦桌子拖地，晚上收摊了还要把案板刷得干干净净。隔壁卖鱼的黄婶瞧见，对我说：“建军，你妈妈这身子骨，比你还硬朗呢。”我听了，心里头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阿芳对母亲也格外上心。她下了班就往饭馆跑，有时带一兜水果，有时帮母亲捶背、絮絮叨叨说些四川老家的趣事。母亲拉着她的手，眼里都是笑：“阿芳这姑娘，勤快，心也好。”我嘴上没应，心里头暖得很。

那阵子饭馆的生意确实旺。我炒的炒粉、辣子鸡丁、回锅肉——都是当初跟阿芳学的手艺，又加了自己的改良，客人吃了都说好。中午十一点一过，十来张桌子就坐满了，门口还有人端着碗站着吃。我一个人站在灶台前，这边锅里爆葱姜，那边锅里下粉条，胳膊甩得酸疼，可听着柜台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头上的汗也顾不上擦。母亲在旁边帮我打下手，递碟子、端菜，脚步蹒跚却不肯歇。

实在忙不过来，我寻摸着雇两个人。先在门口贴了张红纸，没两天，来了一个广西的小伙，叫阿贵，瘦高个儿，眉眼老实；又经附近邻居介绍，找了个四川大姐，姓刘，做菜干净利索。我给他们每月开四百块工钱，包吃住。阿贵做事麻利，端盘、擦桌、送外卖，脚底生风；刘姐专管切菜配菜，刀工好，我炒起菜来顺畅多了。饭馆总算像个正经馆子了。

母亲见饭馆红火，脸上整天挂着笑。她偷偷跟我说：“建军，你这门手艺算学着了，往后走到哪儿都能吃饭。”我说：“妈，这不是光手艺的事。要不是阿芳当初教我，我还在桥洞底下睡呢。”母亲点点头，又说：“阿芳那姑娘，你打算啥时候跟人家提？”我挠挠头，没吭声。

没等我提，阿芳家里先来人了。那天傍晚，我正蹲在门口拣新到的一筐青椒，一辆长途大巴停在路口，走下来一男一女，都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男的五十岁上下，板着脸，女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一脸打量人的神情。阿芳从店里迎出来，看见他们，又惊又喜地喊了一声：“爸！妈！”

我这才知道，那是阿芳的爹妈。他们从四川广安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来的，说是要看看阿芳在深圳过得咋样，顺便——见我。阿芳她娘一进门，眼睛就四处瞅，从灶台看到桌子，又看到墙上挂的菜单牌子：“这就是你开的饭馆？”我赶紧递凳子、倒茶：“叔、婶，你们坐，路上辛苦了。”阿芳她爹没坐，背着手在店里转了一圈，转完回到桌边，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阿芳她娘倒是直爽，坐下就开了口：“小李，我们家阿芳出来三年多了，她写信老说你对她好，我们不放心，过来看看。”我赶紧说：“婶，阿芳是好人，帮了我大忙。我这饭馆能开起来，一半是靠她。”她爹放下茶碗：“光靠嘴说可不行。我们就这一个闺女，远嫁到湖南又跑到深圳，家里头总得放心。”母亲在边上听见了，也坐过来，拉着阿芳她娘的手：“亲家，你放心，建军这孩子本分，做事踏实，往后一定不会亏待阿芳。”我脸一热：母亲这声“亲家”，喊得真快。

晚饭我特意多炒了几个菜：辣子鸡、水煮鱼、麻婆豆腐，都是四川口味。阿芳她爹夹了一筷子鱼，嚼了嚼，没吱声；又夹了一筷子豆腐，点了点头：“味道行，能开得下去。”阿芳在一旁捂着嘴笑。那顿饭吃到星星出来，阿芳她爹又问我家里情况、以后打算，我一五一十说了。他最后叹了口气：“你没爹了，剩下个娘跟着你，也不容易。阿芳跟着你，只要不受委屈，我们当老的，也就不拦着。”

第二天，阿芳带她爹妈去街上逛了一圈，又到电子厂门口看了看她做工的地方。回来以后，她娘抹着眼泪说，看阿芳住的地方太小，夏天连风扇都不舍得买，心疼女儿。阿芳却挽着她的手：“妈，我在外头三年，头一年住的地儿比这差多了。如今跟着建军，日子是往上走的。”

她爹妈住到第三天，要走。我买了一堆广式点心，又包了三百块钱塞给他们，推搡了半天才收下。送他们上长途大巴的时候，阿芳她爹拍拍我肩膀：“过年得办喜事啊。”我愣了一下，心里头滚烫滚烫的，说：“成，叔，我这几天就张罗。”阿芳在旁边红了脸，扭头看向窗外。

大巴开远了，母亲在店门口站着，秋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回头看我，笑着说：“建军，你爹临走前最放心不下你。如今你有了店，有了人，我回去也好跟他有个交代。”我走过去，轻轻扶着她胳膊：“妈，这儿就是你的家，你哪儿也不用去。”

阿贵从店里探出头来喊我：“李哥，门口来了好几个客人，要点炒粉和辣子鸡！”我应了一声，转身钻进厨房。灶火腾腾地烧着，油锅里滋啦作响，蒜香和辣香一块儿蹿出来，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人气。

第十八章 三年之约，终有所成

锅里的油烧得滚烫，我正把一勺豆瓣酱倒进去，阿贵就探进头来喊：“李哥，嫂子她爹来电话了，说腊月二十六是个好日子，问你们俩啥时候回四川办酒席！”我手里铲子一顿，辣椒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这才想起来，离过年还剩不到一个月了。

母亲在灶台边上择菜，听见这话，手里的芹菜都没放下就站起来：“建军，你俩的事儿拖不得了。人家闺女跟了你快两年，你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阿芳这会儿从后门进来，手里拎着两把新买的白菜，听见母亲的话，脸一下子红了，低头把菜往案板上一放：“婶儿，我不着急。”母亲笑着把芹菜往盆里一丢：“你不着急，我着急。我这把年纪了，就想看着你们把事儿办了，我好抱孙子。”阿芳的脸更红了，转身就往后厨跑，嘴里嘟囔：“婶儿你又瞎说。”

晚上关了店门，我坐在灶台前算账，阿芳端着一碗热汤过来放在我手边。她没走，拉了条凳子坐在我旁边，手撑着下巴看我写账本。灯光底下，她的侧脸线条柔和，眼睫毛垂下来，忽闪忽闪的。我放下笔，看着她：“阿芳，咱俩认识多久了？”她想了想：“快两年了吧。头一回见你，你蹲在我摊子前面，饿得眼都绿了，我说要不要来份盒饭，你问多少钱，我说两块五，你掏了半天兜，凑出来两块。”她说着，自己先笑了：“那会儿我心想，这人真够穷的。”

我也笑，心里却有些发酸。那会儿我确实穷，连两块五的盒饭都差点吃不起。她又说：“如今你是个饭馆老板了，一天流水上百块，回头想想，跟做梦似的。”我放下笔，握住她的手：“阿芳，元旦那天，咱们把事儿办了吧。”她愣了愣，没抽回手，眼眶却慢慢红了：“你说话算话？”“算话。就在咱们自己店里办，请陈叔，请街坊，请市场里头那些老主顾。你爹你娘也来，咱们热热闹闹地摆几桌。”阿芳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第二天一早，我就给阿芳她爹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她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行，元旦就元旦，我们提前两天过来。”挂了电话，我站在柜台后面发了一会儿愣，心里头百感交集。三年前这时候，我还睡在桥洞底下，盖着一张捡来的破纸箱皮，半夜冻醒了看着深圳的灯火，想着什么时候能在这座城市里有自己的一间屋。如今，我要结婚了，有自己的店，有自己的家。

腊月二十八，阿芳她爹娘到了。这回她娘没再四处打量店面，进门就挽起袖子帮母亲择菜，两个长辈在厨房里唠得热火朝天。她爹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看着阿贵跑进跑出地送外卖，点了点头，对我说：“你这店里的人，都还靠谱。”我说：“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没一个闲人。”他拍了拍膝盖：“行，你把日子过起来了，我跟她娘就放心了。”

元旦那天，天晴得透亮。店里一早就在张罗，红纸剪的喜字贴了满墙，阿贵踩在凳子上挂红绸子，挂歪了，母亲在底下指挥：“左边低一点！再低一点！”刘姐在后厨剁肉馅，刀板声咚咚咚地响，混着灶台上的油锅声，热闹得不行。陈叔穿了一件新衬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进门就拱手：“建军，恭喜恭喜，我可是看着你从桥洞底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赶紧迎上去给他倒茶：“陈叔，当年要不是你帮我说话，我这个摊子早就没了。”陈叔摆摆手：“那也是你自己硬气。你要是软了，我也帮不上忙。”

阿芳换了身红棉袄，头发盘起来，别了一朵红绒花，整个人看着又精神又好看。她爹牵着她从后屋走出来，走到店堂中央，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的手交到我手里。她爹的手有点抖，声音也发哑：“小李，阿芳从小没吃过什么苦，跟你跑这么远，是她的命。往后你待她好，我就安心；你要是待她不好，我这个当爹的可不管深圳多远，也得找上门来。”我接过阿芳的手，她的手心有些湿，是汗。我攥紧了，对着她爹娘，也对着满堂的人，说：“爸、妈，你们放心。我从桥洞底下爬出来的那天就想明白了，这辈子只要能站起来，就绝不让身边的人再跟着我受苦。”阿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低下头，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却是翘着的。

席开了四桌。头一桌坐的是陈叔、阿芳她爹娘、我母亲；旁边一桌是市场里几个老摊主，见了我就举杯：“李老板，当年你蹲在桥洞底下啃馒头，我们就说你有出息！看看，如今自己开饭馆当老板，还娶了媳妇儿！”另一桌是阿贵、刘姐和一些老主顾。黑皮也来了，剃了个平头，穿得干干净净，端着一杯酒走到我面前，低了低头：“李哥，以前那事儿，是我不懂事。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我接过他手里的酒杯：“过去的事儿别提了。你在店里干得好好的，以后咱们好好做事，比什么都强。”他点点头，仰头把酒干了。

阿芳坐在我边上，话不多，只是不停地给客人夹菜。我趁着倒酒的工夫，小声问她：“累不累？”她摇摇头，抬眼看了我一下，目光柔柔的：“不累。今儿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我握了握她的手，没再说话。

夜深了，客人渐渐散了。母亲陪着阿芳她爹娘在里屋说话，阿贵和刘姐在收拾桌子，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店门口。街上的人少了，路灯昏黄黄地亮着，远远能看见高楼上的霓虹灯一闪一闪。我回头看了看店里，红喜字还贴在墙上，阿芳站在柜台后面，低着头把剩菜往一个碗里拨，动作轻轻的，像在护着什么宝贝。

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晚上，我刚从火车站出来，行李被偷得干干净净，蹲在广场花坛边上，看着满街灯火，不知道自己明天该往哪儿去。那时候我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有一个自己的店，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有母亲在身边，还有一群相处得来的街坊邻里。风从街口吹过来，带着些微的凉意。阿芳从屋里走出来，把手里的外套搭在我肩上：“别坐太久，外头凉。”我仰头看她，她站在灯底下，眉眼温柔。我伸手拉住她，让她在我旁边坐下，指着远处的楼说：“阿芳，等咱们再攒两年钱，就在这儿买一套小房子。楼不用太高，能看见这条街就行。”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看，轻轻“嗯”了一声：“我信你。”

我坐在那间小饭馆门口，看着这条街上来来往往的灯光和人影，觉得心里头那根绷了三年的弦，终于松下来了。明天还要早起，去市场进货，回来炒一天的菜。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但我知道，往后的日子，是踏实的。

（全文完）

文章虚拟演绎，请勿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