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休闲：宋代男子的优雅就在一支小小“簪花”之中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杭州吉祥寺的牡丹正盛。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随知州沈立入寺赏花。僧人守璘的园中有牡丹千株，品种以百计，席间坐客五十三人。乐声响起，酒杯频传，连平日不饮酒的人也喝醉了。

真正引人注目的，却不是牡丹有多名贵，而是赴宴者把花簪在了头上。苏轼记得，连随行的仆役也插花相从，城中前来观看者数以万计。

三十七岁的苏轼索性拿自己打趣：“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又说醉后归去，十里长街的珠帘仿佛都卷了起来。

一个朝廷命官，醉酒，簪花，在满城目光中穿行。这不是他故意标新立异。在宋人的生活里，男子头上那一枝花，早已不只是装饰。它从宫廷宴席走向市井街巷，既代表身份，也标记节令；既属于礼法，也属于一个人短暂而郑重的快乐。

## 一枝花先从御宴落到幞头上

男子簪花并非始于宋代，但到了宋代，它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进入国家礼仪、官场交往和城市生活。

《宋史·舆服志》给这种装束留下了一个正式名称：“幞头簪花，谓之簪戴。”幞头是宋代男子常见的头衣，把花插在幞头上，便成了有明确礼仪含义的“簪戴”。

宫廷大宴进行到一定阶段，皇帝更衣，内侍向群臣赐花。臣子戴好以后，还要向皇帝谢花。庆典不同，所赐之花也不同，有鲜花，也有通草、罗帛制成的像生花。到了南宋，赐花的数量、形制甚至与官阶相连。宰执、枢密使所得花朵最多，低级官员、侍从和卫士则各有定数。

因此，男子头上的花并不意味着轻佻。恰恰相反，在御宴上簪花，是接受皇帝恩赐的一部分。花越醒目，越说明这场宴会隆重；满朝文武同时戴花，构成的是一种可以被看见的秩序。

宋仁宗宝元初年，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闻喜宴上，新科进士都戴上御赐之花，唯有一向不喜华丽的司马光没有簪戴。同年进士提醒他说：“君赐不可违。”司马光这才簪上一枝。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司马光并非不懂审美，只是性情俭朴，不喜欢装饰；可当花成为朝廷礼仪，他个人的好恶便要暂时退后。一枝花虽轻，背后却是君臣关系、科举荣誉与士人的政治身份。

新科进士从考场走入仕途，头上的花相当于一枚公开的标记。百姓在街边看见的，不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刚刚得到国家承认的“簪花郎”。

## 出了宫门，花便不再只认官阶

然而，宋代簪花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被锁在宫门之内。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阳人普遍爱花，每到春季，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不仅官员和文士戴花，连肩挑重物、沿街劳作的人，也会在头上插上一枝。

花在这里暂时冲淡了身份差异。富贵之家可以买名品牡丹，普通人未必买得起，却也能从花市中选一枝时花。牡丹盛开时，人们出城游赏，寺院、园圃和旧宅附近搭起帷帐，车马往来，酒食聚集。赏花不再是少数人的雅集，而成为整座城市共同参与的季节活动。

北宋东京开封也是如此。每年三月，金明池、琼林苑向士庶开放。池边有酒食店、杂耍场和临时看棚，游人钓鱼、买鱼，当场切脍下酒。禁军披锦绣、簪鲜花，车马昼夜不绝。孟元老说，即使遇上风雨，园中依然“路无虚日”。

对普通宋人来说，簪花是一种成本不高、表达却很直接的休闲方式。它不要求拥有大宅名园，也不必收藏昂贵器物。只要赶上花期，买下一枝，插在幞头旁，春天便从园林来到了自己身上。

这种需求又催生了花市、花担和制作人工花的手艺。夜市出售“像生花朵”，茶坊用四时花卉装点门面，酒楼以花木、帘幕隔出相对私密的空间。花既被观看，也被佩戴；既是商品，又是节令的信号。

当一个社会愿意为一朵花留出时间，就意味着城市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稳定的闲暇。人们不只为了谋生而进城，也为了看花、饮酒、听曲、游园和被别人看见。

## 苏轼戴走的不是一朵牡丹

理解了这一层，再回到1072年的吉祥寺，苏轼的举动便不显得突兀了。

那天的赏花宴并非只有官员。沈立带来了自己的《牡丹记》，书中记录牡丹品种、栽培方法以及历代诗赋；园外则聚集着杭州百姓。知识、宴饮、园林和市民游赏，在同一天汇到了一起。

苏轼尤其看重的，正是“与州人共游之乐”。在他的记述中，五十三名坐客并不比那些插花随行的仆役更重要，名贵牡丹也没有遮住园外的普通观众。花把官员、僧人、文士、随从和城中百姓暂时牵进了同一个场景。

这便是宋代簪花最有意味的反转：它本来可以标明等级，到了街市与园林中，却又能制造短暂的平等。御宴所赐的花告诉别人“我是谁”，游春时自簪的花却更像在说“此刻我也在春天里”。

当然，宋人的生活并非永远从容。繁华城市背后有沉重赋役，精致礼仪之中也有严格秩序。花不能消除现实压力，更不能把宋代简单装扮成一个处处风雅的理想年代。

但它确实让人看到，宋人怎样在制度缝隙和日常劳作之间安放休闲：用一场花会确认季节，用一次出游走出家门，用一枝簪花把稍纵即逝的春光留在身上。

后来，苏轼经历外放、贬谪与漂泊，那首带着笑意的簪花诗却一直流传下来。人们记住的不是他头上究竟戴了哪一种牡丹，而是一个人在繁忙官事之外，仍愿意与满城百姓共享花期。

宋代男子的优雅，并不只在花的颜色，而在于他们肯为一枝花停下来。

如果你是当时的士人，一边是礼制森严、必须戴上的御赐之花，一边是街巷游春、可以自由选择的寻常时花，你更愿意把哪一枝簪在头上？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苏轼《牡丹记叙》《吉祥寺赏牡丹》，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②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中华书局

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北宋城市生活笔记

⑤ 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南宋临安城市生活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