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第三章 依赖的逻辑 依赖与自由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原名《甘えの構造》（俗称《撒娇的结构》），是日本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1971年出版的文化心理学经典著作。作者结合留美时的跨文化冲击、临床精神医学经验，提炼核心概念“甘え（依赖/撒娇）”，把婴儿渴求母亲包容、渴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原型，用来解读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义理人情、内外有别的社交模式与部分精神病理现象；对比西方强调个体界限的思维，剖析这种依赖心理在日本社会的利弊，同时探讨现代社会转型之下该心理模式遭遇的冲突与困境。

第三章 依赖的逻辑

依赖与自由

“自由”这个词虽出自汉语，但很早就传到日本了。其原义为“随心所欲”，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它与本书所谈的依赖心理似乎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说起“自由”，意味着一味地依赖周围，不知约束的任性，它绝不是出自依赖心理的自由。所以随心所欲总是不太受人欢迎的，思想家津田左右吉曾专门论述过这个词，指出无论中国日本，古文献中“自由”大都含有指责、非难之意，它与明治以后从西语freedom或liberty翻译过来的“自由”截然不同。在西方社会，“自由”表示了个人的尊严，没有任何贬斥之义。基于上述原因，最近日语“自由”的概念变得极为暧昧模糊，它既有正面的意义，又还保留着原汉语中的贬意。

这里，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西方的自由概念。从历史上看，它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人与奴隶，自由人不受奴隶般的各种强制性约束，所以，在西方“自由”是与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相结合，受到尊重赞美的。同时，自由观念成为个人高于集团的一个依据。这一点与日本式的自由概念大相径庭。刚才说过，日本式的自由意味着随心所欲，它虽然也是个人不愿被集团所束缚、所干涉，想要为所欲为，但主要原因在于个人的愿望与集团利益相冲突所致，并非个人要超越集团。也就是说，日本式的自由观念不是基于个人超越集团，如果懂得日本式的自由本是源自依赖心理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依赖意味着需要他人，要使个人依存于集团，所以不可能真正独立于集体。而西方社会与此正相反，他们强调个人的自由，对依赖感情嗤之以鼻，以至在西语里竟然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汇来表示这种依赖感情。

要论述西方的自由观念是在否定依赖感情之上而建立的，自有各种方法。我们先看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比维斯（1492—1540）的一段话：“要想接受爱就得感谢对方，感谢之情又往往夹杂着羞耻心，羞耻心自然又会妨碍感谢之念。”我在读席布格·戈里高里《医科心理学史》（193页）一书时偶尔看到了这段话，脑子里马上想到日语的“对不起（すまない）”。前面提到日本人回礼道谢说“对不起”，是因为给对方添了麻烦以示歉意，所以日本人对此丝毫不见怪，甚至还要说：“诚惶诚恐”或“万分惶恐”来表示感谢之情。但是西方人如比维斯所承认，表谢意之时总伴有羞耻，羞耻又妨碍着表达感谢之意。所以他们为了抑制羞耻心，始终不愿接受感谢，并尽可能免受被动的爱。毋庸置疑，它也强化了个人的自由意识。令人感兴趣的是，“神拯救自助者”本来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毫不相涉，它最早出现在1640年出版的乔治·赫伯特《国外谚语》中，1680年出版的阿尔杰农·西德尼《论政府》中也引用这句话。它告诫人们处于万众之敌时，只有独立自主、自卫自强，世上没有任何赖以依靠的。也就是将“求神保佑，依靠他人”弃之如敝履。显然这与日本的俗语“出门靠朋友，处世靠人情”是水火不相容的。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也是文艺复兴以后日渐兴起的，它与强调个人自由主义的时期相吻合。

如上所述，既然依赖心理与个人自由如此乖忤，可以想象当日本人在明治以后接触新的西方式自由观念时，精神上所受的撞击之强烈了。如果日本人当时对个人自由真有所领悟，他们也许会借此机会摆脱烦恼，摆脱义理人情的纠葛。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为得不到真正的自由，陷入更深的烦恼之中。可悲的是，他们想要争取的西方自由，其实竟成了日本式的自由。人们一时陷入混乱，为自由到底是什么而争论不休。甚至有人说“自由”这个词本身就译得不对。总而言之，明治以后的日本人围绕着“自由”，真是伤透了脑筋。我们从近代日本文学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人是如何为之苦苦思索的。要举例说明的话，还是看看夏目漱石写的《哥儿》吧。

主人公少爷生活的周围彼此相互依靠，唯有他做什么事从来不卑不亢，公开主张个人的自由。这一切都证明他是属于充满明治新风尚，追求个人自由的新一代。正是这少爷经不住“红衬衫”的几下挑拨，开始怀疑起他曾最信赖的朋友山岚了。为了了结两人的情义，少爷一定要还清以前山岚请他喝冰镇水的一分五厘钱。这种心理反映了他心目中的自由是多么脆弱、单纯，我们先来听听他说的一番理由吧：“我刚来这儿的时候是喝过山岚的一杯冰镇水。真丢人，让这号两面三刀的家伙请客。我只喝了一杯，是他掏了这一分五厘钱。一分也罢，五厘也罢，领了他的情，死了都让我不得安生。明天去学校时，一定还清这笔账。对了，我还从‘阿清’那里借了三元钱，五年了还没有还，不是还不起，我压根儿没有想还。‘阿清’也从来没有指望过让我还这三元钱。我才不去做那种不领人情的傻事。要是我老这样想，反倒会玷污‘阿清’的一片诚心了。不还这笔钱不是欺负‘阿清’，而是我觉得她不是那样的俗人，她跟山岚判若天渊，不可同日而语。……哪怕是一杯冰镇水，或一杯甜茶，受了他人之恩惠，若不吭气，倒把他抬举了，等于领了他的那份人情。本来各掏各的钱不就了了，这会儿让我还得感恩。无官无衔的平民百姓，也是个堂堂正正的自由人。要让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低头感恩，那可比赏他一百万两银子还难。”

“平民百姓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力图独立自主的少爷，痛苦地与感恩思想拼命搏斗。感恩要向对方低头，他说对方如果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倒也情愿。又说，“感恩是接受对方的好意”，“一个独立的人低头感恩，那要比一百万两银子还要珍贵难得”。他的这段独白可谓是对感恩行为的深刻反思。尽管口气不免过于高傲，问题在于他嘴上说的是回礼致谢，可那副气势倒是让对方感谢自己。这也证明了上面援引的比维斯之说，人在感恩之时总隐藏着一丝羞耻。若不这样理解就无法解释，少爷为什么在怀疑山岚的友情后立时翻脸把以前微不足道的请客钱非还不可的心情。

其实很多日本人都有类似少爷的那种心境，只不过不像他走得那么极端而已。他们接受了对方的好意后，会感到心中不安，尽管有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心里大都是如此。因为彼此关系正常，友好相处之时倒也不在乎，一旦关系紧张，便会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侵害，并要千方百计设法还清这笔人情账。所以，有个人主义自由意识的日本人要比一般还未觉醒的人更为敏感，他们把个人的自由视如玻璃器具，唯恐一不小心会失手落地而碎。

不言而喻，有个人自由传统的西方人，通常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出现近似神经质的反映，其中也有一些喜欢依赖人的，他们同日本人交往之中，逐渐受其影响，也学得像日本人一样，回礼致谢时表现得诚惶诚恐。但总的来讲，西方人表示感谢时比较爽快，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他们往往说声“谢谢”就算了了一事，不像日本人总还留着“过意不去（すまない）”的感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西方人的个人自由意识为什么就如此坚定不移呢？的确，在历史上比起日本，西方经历过多次重大的政治动乱，因此人们掌握了如何自卫的能力。当然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认为西方社会保留着一个特殊的精神物质遗产，以连接感恩思想和个人自由的关系，而这笔精神物质遗产就是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我并不准备此处议论基督教如何，不过既然提到它与“依赖自由”有关系，还是就此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意见。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小说《哥儿》上来，说明一下日本人为什么一面感恩却又不肯低头的情况。据少爷的理论，对人有了感恩戴德之念，就意味着“一个独立之人要低下头来”，这是伴随着某种苦痛的行为。他对比自己和女仆“阿清”的感情，虽然借了“阿清”的钱，但他根本没有想要还。如果以为“阿清”指望自己还钱，那倒是玷污了“阿清”的一片纯洁之心，不还她的钱，并不是欺负她，是因为自己没把她另当外人看待。那么这能说少爷在感谢“阿清”的情意吗？要说没有恐怕也不对，可他的确一次也没向“阿清”表示过谢意。他觉得“阿清”不是外人，说了倒显得太客套。这说明少爷与“阿清”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人，两者属于一体关系，所以用不着向对方点头致谢。恐怕日本人都能理解少爷的这种心情，受了恩惠，或是恭恭敬敬地道礼致谢，或是默言相对。对关系特别亲近的人，如夫妻、父母与子女，日常生活中几乎互相都不说什么感谢的话。只是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这种习惯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呢，还是近年才变成这样的，或许因阶级阶层不同也有差异。总之不表达谢意这一点就像少爷和“阿清”的关系一样，说日本人彼此之间没有各自相互的独立也无可非议。

在我们看来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是极其自然的，对他人给予的好意感到惶恐不安，应该以礼相待，对亲人给予的关照尽管心安理得地去接受，简直不可想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严格地讲，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独立与自由，所谓个人独立与自由纯粹是一种幻想。假如真有超人的存在，赐给每个人以自由独立。那么无论人们对他怎么感恩戴德都不会感到个人的自由受到侵害了。其实这正是基督教向人们传达的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关于这一点，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保罗是这样说的：“基督使我们获得自由，使我们得以解脱。勇敢地站起来吧！不要再被奴隶的锁链所束缚！”他的这段话本来是扩大并深化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自由人与奴隶的观念，说明人有两种，即基督带来的自由人与负罪的奴隶。实际上，读了他的书信你会感到他是一个自由奔放、生气勃勃的人。他既不受犹太教传统所制约，也不为其他异教的因循而束缚。如前所述，人之所以可以获得自由，正是因为基督本身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太自由了，结果被犹太人同胞所杀害。甚至在面对死神的时候，他也坚信自己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这种通过基督传播的自由思想，随后由保罗经过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继承下来。但路德在强调自由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若干修正。正如他的著名小册子《基督徒的自由》里所述，自由乃是基督全然赋予的，由于他反对罗马教会对中世纪欧洲政治的统治，个人自由对抗政治压制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重要起来。换言之，对路德来说，等于是在基督所赋予的自由下，得以再现古希腊以来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人之意识。当然这只是从客观上所作的评价，路德本人并没有这种意识。不过很奇怪，他居然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比如他一方面伸张上帝的正义以抵抗罗马教会势力，而同时又用武力镇压反抗他的农民运动。遗憾的是，路德所陷入的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现代。

导致中世纪欧洲封建政治体制崩溃的原因自是很多，其中一点是欧洲近代初期个人的自由以及政治的自由观念已深入人心。当时主张自由的哲学家层出不穷，他们把路德等人看作是早已落伍的中世纪人予以排除。其实这些新兴的欧洲自由人意识与古代希腊的自由人思想亦不相同，他们总是扯不下基督教的面纱来。这层面纱随着时代迁移而渐渐稀薄，最终发展到近代世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了。尽管如此，所谓主义毕竟还是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包括信仰在内。换言之，古代希腊自由人的自由是自觉的，而近代欧洲的个人自由如同信仰宗教一般是为人们所信奉的。他们信仰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正统的基督教时而抗衡相触，时而微妙地相辅相成。

我这个门外汉之所以在此斗胆越池，是想提醒人们：近代以来我们所信奉的崇高的个人自由真是那么值得的吗？或许它不过是某些西方人所抱的幻想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人对自己的精神遗产即自由的观念依然是充满了自信。卓越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特勒尔奇曾这样论述过：“人格之概念在自由的形式下决定良心道德，决定价值伦理。这一概念归根结底是西洋的信仰，是我们欧洲人最值得骄傲且特殊的命运，它尚未被东方人所知”。确实如此，直到今天西方人仍把个人自由作为思想行动标准的大前提，所以他们的举止行为与缺乏这种信仰的日本人存在着明显差异。不过我们也发现西方人的这一信仰渐渐趋于形式化。

这是因为现代西方人开始反思，所谓自由也许不过是一个空虚的口号而已，为此他们陷入了万分的苦恼之中。例如，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必然要导致人的异化；尼采也宣言基督教是奴隶道德；此外还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揭示无意识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等，所有这些都在迫使西方人重新正视现实。他们所信奉的所谓自由其实早已栋折橡崩。诚然，面对上层建筑日益崩溃的现代社会，像萨特一样坚信自由是唯一绝对真理的还大有人在。所谓的自由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处呢？说穿了不就是满足个人欲望，追求与参与者的一种连带吗？如果真是如此，西方的所谓自由观念不是与日本人的依赖心理殊途同归吗？把freedom译成自由看似不妥，其实倒也名实相符。因为在西方社会，自由不会存在于人们的信仰之外。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虽然打破了近代西方的自由信仰，却未能重新创造出新的自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丧失自由信仰的西方世界徘徊于绝望与虚无的边缘。此时此刻，不妨重新回忆一下日本人的经验，它早就告诫人们，要达到心理上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日本人靠着互相依赖借以生存，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死亡之中，为此他们要去赞美死神甚至还会被死神所诱惑。而近代西方人否定或回避依赖，也并没有使他们超越依赖，克服死神的诱惑。无论是宗教还是一般世俗，至今为止西方人所信仰的自由若是自我欺骗，若是鸦片的话，当他们觉悟过来时，那种绝望之感会置他们于死地的。我想作的结论就是：西方人的心灵深处也充满着依赖心理，只是他们自己还未察觉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