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人需要了解的中国》,主要内容是该报著名记者埃兹拉·克莱因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视频访谈节目记录。
陆克文作为西方著名的“知华派”政客,在十多年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时,就因为精通中文而被广为人知。在这个视频访谈节目中,他也一再告诫特朗普政府,应该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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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陆克文告诫美国人,必须承认中国已经在部分工业和科技领域超越了美国。
在访谈节目中,记者埃兹拉·克莱因提到了中国近年来在AI大模型、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已经开始追上甚至超越了美国,以至于美国被迫利用政策手段禁止中国企业制造的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
陆克文认为某些美国政客和智库必须放弃对中国的歧视性视角,真正了解中国的优势,才能避免一味地对中国使用强硬手段,导致两国关系向无法避免的冲突方向滑落。
其次,陆克文再次重复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以跟中国打交道必须牢记的3点:
第一,两国应该承认双方均有不可逾越的核心战略红线,管控好这些红线是双方的核心要务。
第二,可控的战略竞争应该覆盖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双方应该允许在上述领域开展充分、公开的竞争,让更有优势的体系胜出。
第三,可控的战略竞争还应该涵盖双方认为存在共同利益、应当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治理、防范全球流行疾病、癌症研究、生物技术等全球公共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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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认知一直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混乱的观点,而近些年更增加了一些“恐慌”。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战略界就诞生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和以比尔.格茨为“旗手”的“中国威胁论”,两派人马“各领风骚”。
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中国网友这句戏称——西方媒体是每周一、三、五“中国崩溃”,每周二、四、六“中国威胁”,周日休息。前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持续了三十多年的8%以上,降至5%-6%,于是唱衰中国的声音多了起来。
但最近两年中国高科技和高附加值工业迅速崛起,已经开始冲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优势领域,又让西方产生了恐慌。
这些混乱的对华思潮,根源是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智库中,真正了解中国的专家已经不多了,老一辈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知华派”西方政客和专家都已经退休和去世,他们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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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克文则是仅剩的为数不多的“知华派”政客。陆克文会说流利的中文,在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时候,中澳经贸关系获得了高速发展。
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政治与哲学,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与尊重,强调西方不能用单纯的“妖魔化”或“盲目乐观”来看待中国,坦承分歧与“可控竞争”。
同时,陆克文在其著作《可以避免的战争:中美如何避免灾难性冲突》中指出,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文化误解和意识形态碰撞。
他承认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崛起带来的挑战,但坚决反对中美走向全面热战,主张通过“管理性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让双边在不放弃各自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共存。
然而,陆克文却同时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排挤。在阿尔巴尼斯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任命他为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在2023年3月上任,但又在2026年3月提前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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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尔巴尼斯在官方声明中强调“这是陆克文个人的决定”,并高度赞扬了他在任内推动AUKUS协议、落实关键矿产框架以及促成阿桑奇回国等重大外交成就,但国际政坛和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与陆克文的尴尬关系,是促使他提前离任的根本原因。
陆克文在未担任驻美大使前,曾公开猛烈批评过特朗普,甚至形容他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虽然陆克文在上任后删除了这些言论,但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此始终耿耿于怀,曾公开贴标签称陆克文“很令人讨厌”、“不怎么聪明”。
这导致陆克文在卸任后,也无法在澳大利亚政坛立足,转而进入学术界和智库圈,接受邀请出任国际关系知名智库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全球主席,同时他还长期兼任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等机构的国际关系与中国问题研究学者。
比起美国的那些对华“鹰派”政客和学者,陆克文的对华思想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进步。他对美国国内日益撕裂和极端化的政治生态,以及对华“鹰派”的盲目对抗倾向保持警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不担任政府职务的时候,对特朗普的某些政治风格和特朗普对传统盟友体系的冲击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比如曾经批评特朗普称其政策破坏了美欧互信,一度引发过舆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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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陆克文的对华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的出发点除了管控中美博弈带来的风险之外,维护的依旧是“美国治世”,同时也为美国霸权背书。
比如,如果美国的“战略红线”就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那中国该怎么办?继续“做两亿件衬衫来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吗?他并没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值得我们略微欣慰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原来把美国视为“山巅之国”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动摇。
比如,曾经写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许多公开场合承认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是有道理的。
曾经写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几十年来执意认为中国的体制无法创新,也无法让经济持久增长,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的主流叙事,但是他在最新的视频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的判断可能有问题,尽管他仍然“嘴硬”地称,需要等到中国整体超越美国那天,他才会承认判断失误。
所以,只要中国继续发展,强大的实力自然会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反省”,是对抗还是合作,是管控竞争还是滑向冲突,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文|聂森 前诺基亚、爱立信工程师、军工科技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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