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大院42号楼内，政委谭甫仁和妻子王里岩正在熟睡。一阵枪声划破清晨，谭甫仁身中数弹，王里岩也遭枪击。几分钟后，这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将领倒在了自家院落附近。
案发时，昆明天色尚未放亮。住在附近的王文莹听到响动，出门时看见一名高个、身材偏胖的军人尾随谭甫仁，但光线太暗，无法辨清面貌。这个模糊的身影，成了专案组最早掌握的线索。
谭甫仁被送往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于当天中午去世。王里岩则当场遇害。消息报到北京后，周恩来要求立即救治伤员、封锁昆明，并把排查重点放在军区内部。对于一名熟悉军区布局、能够接近首长住宅的凶手来说，内部调查显然比大范围搜捕更重要。
专案组代号为“017”。案发初期，调查并不顺利。目击者只能提供体貌特征，现场也缺少能够直接锁定身份的证据。直到案发第九天，军区保卫部门清点枪械时，发现枪库少了两支五九式手枪和一批子弹。
枪库没有被撬动，保险柜也没有明显破坏痕迹。能取走枪支的人，必须熟悉枪库管理，还要知道开锁方法。调查方向由此发生变化：凶手很可能不是从外部闯入，而是利用职务便利取得武器。
保卫系统随即成为重点。相关人员被审查，部分干部受到牵连。专案组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将枪支去向、人员活动、警卫换岗和案发现场逐项核对。一个十三岁少年的回忆，意外打开了缺口。
少年马苏红回忆，案发当天清早，一名高胖军人曾敲门问路，打听一名军区干部的住处。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和同伴王冬昆玩耍时，忽然认出那人就是王冬昆的父亲王自正。
“我见过他，就是这个人。”马苏红指认照片时说得很确定。
办案人员随后安排秘密辨认。无论是看照片，还是在人员中辨认，马苏红都指出了王自正。这个证词并没有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它与枪械失窃、活动轨迹等线索逐渐合拢。
王自正当时是昆明军区保卫部门的一名副科长，负责过枪械和看押工作。调查显示，他原名王志政，早年因历史问题被审查。1970年，群众反映其过去经历后，军区决定对他进行关押审查。对一个掌握保卫系统情况、又熟悉军区内部道路的人来说，这种身份变化可能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
但心理动机必须由证据支撑。专案组查到，王自正曾在日记中流露报复念头，并写下针对军区领导的极端想法。他还熟悉看押场所的换岗规律，曾利用短暂空档外出踩点。案发前后，他的行动与作案路线存在多处重合。
12月16日晚，王自正设法离开看押地点，携带从枪库取得的手枪进入军区大院。他借助食堂附近的物件翻越院墙，再从住宅窗口进入42号楼。这个过程没有留下大规模破坏痕迹，说明他事先观察过地形。
枪声响起后，谭甫仁负伤逃出住宅，试图向警卫求救。王自正追赶并继续射击，随后离开现场。案发当晚，首长住处的警卫力量存在明显漏洞：有人外出执行任务，有人听到枪声后因恐惧躲避，未能及时采取行动。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军区枪械库长期没有及时更换密码，看押场所换岗存在空档，首长警卫的选拔和训练也不够严格。一个熟悉制度漏洞的人，正是借这些缝隙完成了从取枪到潜入的全过程。
12月30日，专案组到看押地点提取王自正指纹并继续审查时，他突然持枪反抗，打伤数人后自杀。技术鉴定表明，现场弹壳与枪库丢失的手枪相互吻合，相关指纹、鞋印以及作案路线，也与王自正的活动情况对应。
王自正死亡后，调查并未停止。专案组继续核实其通信、日记和家属证言，确认他在案发前已经进行过准备。1971年1月5日，军委正式通报，认定王自正为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
谭甫仁1910年出生于广东仁化，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土地革命战争中，他曾在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和指挥职务，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与八路军作战；解放战争后期，又随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和华南。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担任昆明军区政委。
这起案件之所以震动军队，并不只是因为一名高级将领遇害，更因为凶手长期处在军区保卫系统内部。案件处理后，昆明军区对枪械保管、看押警卫、首长警卫和换岗制度进行整顿，相关失职人员也受到处分。谭甫仁的追悼会于1971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案件留下的每一份笔录和物证，则成为军队加强内部安全管理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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