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被同学打进医院，对方却扬言随便告，我随即拨通了大伯的电话

儿子被同学打进医院，对方却扬言随便告，我随即拨通了大伯的电话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看图纸，手机突然响了。是儿子班主任打来的，说小轩在学校跟人打架，受伤了，已经被送去了市二院。

我扔下手里的活就往外跑。工友老周在后面喊我戴安全帽，我头也没回。

赶到医院的时候，小轩躺在急诊室的床上，左边脸上肿了一大块，眼眶周围全是青紫色，嘴角裂开一道口子，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了暗红色。他看见我来，嘴唇动了动想叫我，可一张嘴就疼得直抽气。

我心里像被人攥住了，疼得喘不上气。我蹲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问他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地说，课间的时候跟同学赵磊在操场上因为打篮球起了争执，赵磊先推了他，他回推了一下，然后赵磊就挥拳打在他脸上。小轩说他倒地以后赵磊还踢了他几脚，直到旁边同学把他拉开。

我问他为什么不还手。小轩低着头没说话，眼泪掉在我手背上，滚烫滚烫的。

医生过来了，告诉我小轩除了面部软组织挫伤和眼眶周围淤血，还伴有轻度脑震荡，需要留院观察几天。我签了字，又去交了三千块钱押金。钱包里的钱不够，我让护士先记账，我回家去取。

走出病房的时候，我看见走廊那头站着一男一女，旁边跟着一个高高壮壮的男孩，就是赵磊。那男的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一看就知道是赵磊他爸。我在工厂干了十几年，什么人都见过，他那副样子一看就是社会上混过的。

他们看见我出来，赵磊他爸往前走了一步，下巴微微抬着，语气很冲：“你就是那小子的家长？”

我说是。

他拿手指了指病房的方向：“我儿子说了，是你儿子先动的手。年轻人打架，磕磕碰碰很正常，我儿子手上也有伤。你们要是有意见，随便去告，我不怕。”

他说完这话，他老婆在旁边拉了拉他袖子，他甩开了。赵磊站在他爸身后，低着头拿鞋蹭地，那副无所谓的样子让我火往上撞。

我说：“我儿子现在躺在里面，医生说是脑震荡。你现在跟我说磕磕碰碰很正常？”

赵磊他爸冷笑了一声：“脑震荡？你唬谁呢？不就脸上挨了一下吗？年轻人打架嘛，哪有不挂彩的？你要是不服气，尽管去法院告，我赵大力奉陪到底。”

他说完带着老婆孩子转身走了。走廊里的日光灯惨白惨白的，照在我脸上，我感觉自己全身都在发抖。

我回到病房，小轩已经睡着了，眉头还微微皱着。他今年才十四岁，上初二，平时老实巴交的，在班上从来不惹事。我了解我的儿子，他不可能会主动打人。肯定是赵磊把他惹急了，他才会还手。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他肿起来的脸，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赵磊他爸那副嘴脸。随便告？他凭什么这么嚣张？不就是仗着自己在道上有几个兄弟吗？我家虽然穷，但我儿子不能白挨打。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一个在电线厂干了半辈子的工人，每个月工资就那么几千块钱，老婆在超市上班，我俩加起来一个月也就万把块。真要打官司，我们打得起吗？请律师、搜集证据、来来回回跑法院，这些都需要钱，更需要时间。我请一天假就扣一天工资，老婆那边也请不了长假。

但是让我就这么算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想了很久，终于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很久没打过的号码。

我大伯，我爸的亲哥哥，今年六十二了，在法院干了一辈子，前两年退了休。他以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审了三十多年的案子，在我们这个小城里认识他的人不少。我跟他走动得不算多，逢年过节去看看他，平时不怎么联系。我不喜欢求人办事，总觉得亲戚之间掺和这些事情不太好。但今天这事，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大伯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睡醒：“喂，小军？”

“大伯，是我。”我嗓子有点紧，清了清才接着说，“我有件事想跟您说，小轩在学校被人打了，对方家长态度特别横，说让我们随便去告。”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大伯的声音变了，变得又沉又稳：“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我就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学校打架到送医院，从赵磊他爸的嚣张到我现在坐在病房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的时候声音一直在抖，说到最后几乎说不下去了。

大伯听完，没有马上说话。安静了大概十几秒，他才开口：“你在哪个医院？”

“市二院，五楼外科病房。”

“我现在就过去。”

我赶紧说不用，您年纪大了别折腾，我就是想问问您这事该怎么办。

大伯说：“什么怎么办？我侄孙被人打了，我还能在家坐着？”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四十分钟后，大伯到了。他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头发花白，但腰板挺得很直。他先到病床前看了看小轩，摸了摸他的额头，问了几句感觉怎么样。小轩看见我大伯，叫了声“大爷爷”，声音又小又哑。

大伯坐在床边，仔细看了看小轩脸上的伤，然后转头问我：“对方家长叫什么？”

“赵大力，听说是做建材生意的。”

大伯点点头，没说什么。他站起来走到走廊里，我也跟了出去。他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然后翻着手机通讯录，打了好几个电话。

第一个是打给学校那边。他没有直接找班主任，而是打给了市二中的校长。我听他在电话里说：“老陈啊，我是老陈，对，法院那个老陈。我侄孙在你们学校被打了，现在人在医院，脑震荡，脸上全是伤。我想问问你这个事情学校打算怎么处理？”

那边说了什么我没听清，但大伯的语气始终很平和，不卑不亢的。挂了电话以后他又打了两个，一个是打到公安上的老同事，一个是打到教育局。每个电话他都很简短，只说清楚了事实，没有情绪激动，也没有任何威胁的语气。

打完电话他把手机收进口袋，转过身来看着我，叹了口气：“小军啊，你刚才说对方让你随便告？”

我点头。

大伯摘下眼镜擦了擦，慢慢说：“这世上最难缠的，就是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以为说两句狠话别人就怕了，以为法院是他家开的。他不知道，这话放到法官耳朵里，只会让人觉得他理亏。”

我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大伯说：“你是孩子父亲，你得有个态度。你明天去派出所报案，就说孩子被人故意伤害住院了，要求验伤。验伤结果出来后，如果是轻微伤以上，这就是刑事案件。你再去学校找校长，要求调取监控录像，把事情经过搞清楚。最后，你准备好材料，去法院起诉民事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要的一分都不能少。”

我说我没钱请律师。

大伯摆摆手：“你先别管律师的事，有我呢。我现在虽然退了，但以前那些同事还在，让他们帮你理一理材料还是没问题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腰杆挺直了，别让人一看就觉得你好欺负。”

那天晚上我留在大伯家睡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辖区派出所报案。接待我的民警姓刘，三十来岁，态度倒还不错。我把情况说了以后，他给学校打了个电话核实，然后告诉我他们会去学校调取监控，让我先带孩子验伤。

从派出所出来我去了医院，让主治医生给开了验伤申请。市里法医鉴定中心的人下午来医院做了检查。两天后结果出来，小轩面部软组织挫伤、眼眶淤血、轻度脑震荡，被评定为轻微伤。

拿到验伤报告那天我直接去了学校。校长办公室的门开着，我进去的时候里面还坐着一个人——赵大力的老婆。她看见我进来，脸色不太好看，站起来就想走。

校长姓陈，五十多岁，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挺斯文的。他看见我来了赶紧站起来，语气客气得不像话：“小轩爸爸你来啦，快坐快坐。关于小轩的事情，学校非常重视，我们已经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

我打断他：“监控看了吗？谁先动的手？”

陈校长推了推眼镜，神色有点为难：“这个……监控确实拍到了，是赵磊同学先推的小轩，然后又动了手。我们已经对赵磊做了批评教育，也通知了家长……”

这时候赵磊他老婆在旁边插嘴了，声音尖尖的：“小孩子打架嘛，又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家赵磊手也破了，也没少受罪。你们家要是有意见，我们赔点医药费不就完了吗？”

我看着这个女人，心里那股火又拱了上来。我说：“我儿子脑震荡在医院躺了三天，你说赔点医药费就完了？行，你先把我交的押金给我报了，剩下的事咱们后面再说。”

她脸色变了变，从包里掏出钱包，数了三千块钱甩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给你，拿去。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没接那钱，转头看着陈校长：“陈校长，我们当家长的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是相信学校能管好他们。现在出了这种事，我希望学校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来。”

陈校长连连点头，说一定会严肃处理。他又说赵磊已经被停课一周，学校下周还会召开纪律教育大会。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听见赵磊他老婆在后面嘀咕了一句：“穷鬼，三千块钱都眼巴巴跑来要。”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

那天晚上我把事情经过打电话跟大伯说了。大伯在电话里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她现在越嚣张，后面就越难看。验伤报告你拿到手了，接下来就把起诉材料准备起来。我给法院那边老周打个招呼，你哪天去立案的时候直接找他。”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坐在客厅里发了半天呆。老婆下班回来买了几个橘子放在桌上，看我脸色不好也没多问。小轩已经出院回家了，脸上的肿消了大半，但眼眶还是青的。他坐在自己房间里写作业，一笔一划很慢很认真。我悄悄站在门后面看了一会儿，心里又酸又涩。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请了三天假。先是去法院立案，大伯说的那个老周确实帮忙理了材料，教我该填什么表格、该复印什么文件。民事起诉状也是老周帮我看过的，索赔项目列得清清楚楚：医药费四千二、护理费一千五、营养费一千、交通费三百、精神损害抚慰金八千，再加上后续复查的费用预提两千，总计一万七千块钱。

其实我不缺这几千块钱，我家虽然不富裕，但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我就是想出这口气。我要让人知道，我儿子不是好欺负的，我们家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踩的。

立案之后第三周，法院通知了调解。调解那天我去得很早，坐在调解室外面的长椅上等着。没过一会儿赵大力来了，后面跟着他老婆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的，估计是他们请的律师。赵大力看见我，鼻子哼了一声，没说话，带着人进了调解室。

调解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法官，姓吴，说话慢条斯理但很有分量。她先让双方陈述事实经过。我把验伤报告和医院的病历、缴费单子一张张摆在桌上，又把学校调来的监控录像截图印了出来，清清楚楚地标着时间线。

轮到赵大力那边，他老婆还在咬死说是我儿子先动的手。吴法官把监控截图推过去：“画面很清楚，是你儿子先推人，然后又动手打了对方。现在是对方的孩子受伤住院，你们得负主要责任。”

赵大力的律师开口了，说愿意承担医药费，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认可，认为要求过高。

吴法官看了他一眼：“孩子脸部受伤，脑震荡，住院三天，脸上到现在还有淤青。精神损害抚慰金八千不算高。你们要是不同意调解，那就等着开庭吧。到时候监控视频当庭播放，再加上对方手里的验伤报告，你们觉得能赢吗？”

赵大力坐在那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老婆想说什么，被他按住了手。

最后调解的结果是赵大力那边赔了一万二，包括全部医药费和部分其他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折成了五千。他们当场转了账。

事情到这一步，按理说已经差不多了。但赵大力签完字以后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行，你今天赢了。但你要记住，你总有落单的时候。”

他的眼神很阴，话里带着股狠劲。我看着他的眼睛，心里确实咯噔了一下。他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最擅长的就是当面认栽背后使绊子。我们家住在老小区，晚上下班回来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巷子。老婆有时候上夜班，十点多才从超市回来。如果他真想报复，我们防不胜防。

那天晚上我又给大伯打了电话，把调解结果说了，也把赵大力的威胁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大伯听完，说了一句：“你等着。”

第二天下午我刚下班，大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让我去一趟派出所。我去了，还是之前那个刘民警。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是赵大力，坐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人。视频没有声音，但赵大力的表情很不好看，不停地点头哈腰。

刘民警告诉我，赵大力今天上午被传唤到所里了。因为涉嫌威胁恐吓他人，加上他以前有过案底，所里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并且出具了训诫书。如果他以后再有任何骚扰或报复行为，这份训诫书就是加重处罚的依据。

我拿着手机看了两遍那个视频。画面里的赵大力跟调解那天判若两人，肩膀塌着，脑袋低着，屁股只挨着椅子边坐着，两只手老老实实放在膝盖上。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既有出了一口恶气的痛快，又有一点点说不清的复杂。

刘民警收起手机，拍了拍我肩膀：“老陈（我大伯）打过招呼了，你放心，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你硬一次他就软了。以后有事直接来找我。”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骑着我那辆旧的电动车往家走，路两边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我路过超市门口，看见老婆正好下班出来，手里拎着几个塑料袋。我按了两下喇叭，她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走过来坐在后座上。

风从耳边呼呼吹过去，老婆在后面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说都解决了。她没再问，只是把脸贴在我后背上，两只胳膊环着我的腰。

到家以后小轩已经做好了饭。他脸上的淤青淡了很多，只有眼角还有一小块淡淡的黄绿色。他看见我回来，从厨房端出三个碗，盛好了米饭。桌上摆着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碟子凉拌黄瓜，还有一碗紫菜汤。

我们三个人坐在桌子前吃饭，谁也没说话。我看着小轩低头扒饭的样子，他额前的碎发挡住眼睛，瘦瘦的肩膀微微耸着。跟赵磊那种壮实孩子比起来，他确实显得单薄。

吃完饭我去阳台上抽烟，手机响了。是大伯打来的，问我派出所那边去过了没有。我说去过了，谢谢大伯。大伯在电话里笑了笑：“谢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对了，下周日你带小轩来我家吃饭，你大娘说要给他炖排骨。”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没立刻进屋。阳台上风凉飕飕的，我靠着栏杆，把剩下半截烟抽完。楼下有个父亲在教孩子骑自行车，小孩歪歪扭扭地蹬着脚蹬，他爸在后面扶着后座，一边跑一边喊“慢点慢点”。那孩子最后终于骑稳了，欢呼着往前冲，他爸在后面撒了手，站在路灯底下笑。

我把烟头摁灭了，转身回屋。

屋子里老婆在洗碗，水哗哗地响。小轩坐在沙发上翻一本漫画书，腿盘着，脑袋歪在沙发扶手上。客厅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他半边脸上，把那片淤青映得没那么显眼了。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伸手揉了揉他脑袋。他没抬头，但嘴角翘了一下。

窗外不知道谁家在放歌，听不清唱的什么，旋律倒是挺舒缓的。我把电视打开，随意换到一个频道，里面正在播一档调解家庭纠纷的节目。画面上两拨人吵得脸红脖子粗，主持人苦口婆心地劝。我看了一会儿换了个台，是新闻，正在报道本地一个公益法律援助项目启动的事，说专门为困难家庭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老婆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站在电视前面看了一会儿，扭头问我：“咱家这事，算是彻底完了吧？”

我点点头：“完了。”

她没再说话，坐在沙发的另一头，拿起遥控器把音量调小了一点。窗外远处有火车经过的声音，呜呜地拉了一声长笛，又渐渐远了。

电视里的主持人还在播报下一条新闻，声音压得低低的，我听着听着眼皮就沉了。半梦半醒之间我好像又回到了医院那天的走廊里，惨白的日光灯打在赵大力脸上，他扬着下巴说随便告。然后画面一转，又变成了派出所视频里他点头哈腰的样子。

我想起我大伯那天晚上说的话——这世上最难缠的，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不过更难缠的东西其实在我自己心里，那种面对强势时的窝囊和无力感。我以前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这次我忍不了，不是因为那几千块钱，是因为小轩躺在病床上叫我的那一声，是因为他眼角的淤青和嘴角的血痂。我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父亲，给不了儿子大富大贵的生活，但至少我得让他知道，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他爸不会缩着脖子装没看见。

这事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有天傍晚我去接小轩放学。在校门口看见了赵磊，他一个人背着书包往外走，看见我带着小轩，往旁边躲了躲。小轩也看见他了，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路过赵磊身边的时候，小轩没看他，赵磊也没说话。两个曾经动过手的男孩就这么擦肩而过，谁也没看谁。

我走在前面一点，回头看了一眼小轩。他走得很稳，步子不快不慢，书包带子一边高一边低地搭在肩膀上。夕阳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我突然觉得，我儿子其实挺高的了。

回到家我去阳台上收衣服，看见楼下那棵老槐树抽了新枝，嫩绿的叶子在风里一抖一抖的。隔壁单元的大姐在下面遛狗，狗绳一甩一甩的。远处马路上车流来来往往，喇叭声隔得远了，听起来像潮水一样朦朦胧胧的。

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往前淌着。

我去厨房帮忙择菜，老婆正在切土豆丝，菜刀剁在案板上有节奏地响着。小轩在客厅里念英语单词，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发音说不上标准，但念得很认真。

我把择好的韭菜放进水池里，水龙头一开哗哗响。菜板上土豆丝的清香混着油烟味从厨房门口飘出去，飘到客厅里，飘到阳台上，飘进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黄昏里去。

这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很安稳。锅里的油热了，老婆把土豆丝倒进去，滋啦一声响，香气猛地腾起来。小轩的英语声停了，他抽了抽鼻子，探头往厨房看了一眼，问我晚上吃什么。

我说土豆丝，还有红烧肉。

他哦了一声，又把脑袋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的英语声又响起来，这次念得比刚才大声了点。

我把灶火拧小了一点，看着锅里的土豆丝慢慢变得透明。油烟机嗡嗡地转着，透过那层噪音我好像听见楼底下有人在笑，笑声远远近近地飘上来，落在黄昏的末尾。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后来没再跟赵大力打过照面，也没再跟学校那边有过任何纠缠。法院的调解书我收在抽屉里，和家里的户口本房产证放在一块儿。偶尔拉开抽屉的时候看见那几张纸，我会愣一下神，然后把它往里面推一推。

该翻篇的翻篇了。可有些东西我知道留下来了，留在小轩的性格里，也留在我心里。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变化，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就在那儿。

就跟抽屉里那份调解书一样，安安静静的，不再翻动。但你知道它在那儿，它提醒着你，该站起来的时候不能坐着，该说话的时候不能闭嘴。

我关了火，把土豆丝盛进盘子里。老婆端走了，小轩从客厅跑过来帮忙拿筷子。三个人在饭桌前坐定的时候电视里正放着一部老电影的主题曲，旋律悠扬，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我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进嘴里，咸淡刚好。小轩埋着头扒饭，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老婆在桌子对面低头喝汤，鬓角有一缕头发散下来，她抬手别到耳后。

窗外天彻底黑了。路灯亮起来，暖黄暖黄的。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声音细碎绵长，没完没了的。

我嚼着饭，心里忽然踏实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