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丽江就吊销过，2026年为何还是老样子？

今年8月，导游王某东在丽江的旅游大巴上撂下一句“先做君子后做小人”，威胁不参加付费项目的游客。游客拍下视频，曝光。10天后，同一团、同一导游、同样的胁迫手法，又被另一批游客拍下曝光。

旅游大巴内记录导游胁迫游客言行的暗访画面

2026年8月29日，丽江通报：吊销万山旅行社许可证、吊销王某东导游证，玉龙县公安局对其行政拘留。

这个处罚力度，在外界看来是顶格操作。但如果你把时间轴拉长，会发现一个让人疲惫的规律——上一次同样是在丽江，同样是因为游客曝光，同样是在舆论发酵后迅速吊销旅行社许可、吊销导游证，是2017年。

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涉事案件处置情况通报

那一年，丽江的旅游市场整治会议甚至直接被省政府开到了现场，史称“丽江会议”。此后近十年间，类似的“吊销双证+拘留”操作，在云南反复上演。

这一次，能不一样吗？

2017年丽江会议，整治的起点和它没能解决的链条

2017年4月，云南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22条旅游市场整治措施，取消旅游定点购物，明确禁止“不合理低价游”。同年8月，省政府在丽江召开全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现场推进会，随后丽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集中吊销了多家旅行社许可，其中包括昆明优派旅行社、丽江怡和旅行社等。

当时的处理逻辑和今天几乎一模一样：查实违法事实，吊销旅行社许可证，吊销导游证，公安部门介入。官方表态也和今天高度一致——“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但这条高压线，看起来并没能阻断灰色产业链。2017年之后，云南旅游市场陷入了一个被官方自己承认的循环：“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2024年，“一家五口未买手镯被赶下车”上热搜。2025年，香格里拉导游辱骂不购物游客的视频被曝光。

2026年4月，文旅部仍将丽江古城、玉龙雪山列为全国强迫购物问题多发的重点整治5A景区。也就是在2026年8月，同一周内，丽江先后有两家旅行社因胁迫游客消费被吊销许可证——处罚力度不减，违法频次不减。

为什么重罚没有打断这个循环？因为“吊销双证+行政拘留”这套组合拳，打的是产业链的最末端。

这次的处罚，打在了谁身上

央视的卧底调查已经把这个链条扒得很清楚。一趟999元的昆大丽跟团游，网络销售方是湖北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遇，合同签约主体是山东未来，落地地接是丽江鸿辉。

线上平台展示昆大丽低价跟团游产品的售卖页面

全程接触到的旅行社多达五家，组团社亏本揽客，把游客“卖”给地接社并倒收人头费，地接社从接团第一天就亏损，只能靠游客购物返佣“赌”回本——业内管这叫“赌团”。

这次被吊销的是丽江万山旅行社，被拘留的是导游王某东。他们是产业链的最末端——地接社和带团导游。而那个在线上用“纯玩无购物”直播间揽客的组团社，那个在合同上把购物点从两处改成四处的中间方，那个以“人头费”吃差价的上游，都不在丽江的执法权限之内。

这是制度性缺口。文旅部门的管辖权以行政区划为边界，云南的执法力量对外地组团社取证难、处罚难，跨省执法协同目前主要依赖“协作备忘录”式的软性机制，而不是强制约束力。整治长期停留在“打下游”。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不在执法端，而在薪酬端。多数兼职导游没有底薪，收入完全依赖购物提成，有的甚至需要自己掏钱“买人头”才能获得带团资格。不消费就亏损，这是导游胁迫游客的底层动机。

吊销一个人的导游证，可以让他退出这个行业，但下一个接替他的人，面对的是同样的薪酬逻辑。

历史上，只有一种情况真正触发了系统性升级

从2021年到2026年，国内公开的同类“吊销旅行社+拘留导游”案例，在处罚后的走向有一条明显的分水岭。

如果涉事导游没有明确既往违法记录、没有查出背后利益链的其他关联犯罪线索，处罚通常止步于“吊销双证+行政拘留”，后续没有刑事程序。如果调查中发现多次违法前科，且资金流水指向完整的购物返利网络，才会启动行刑衔接，移送司法。

2026年6月，大理导游松某某因多次以威胁、恐吓方式强迫游客消费，且此前已因无证执业、强迫交易多次被行政处罚仍屡教不改，最终被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强迫交易罪批准逮捕。这才是真正捅破“换壳重来”屏障的处罚升级。

反观这次王某东事件，公开通报中未提及其有既往违法记录，仅明确同一团内两次被曝光的行为惯性。目前处罚止于行政拘留，暂未指向刑事追责。

这里有一个关键变量不同。先例中，最后被批捕的案例，违法场景几乎都是“购物店胁迫购物、收取人头费或回扣”模式。而王某东胁迫游客参加的是“另行付费项目”，不是传统购物返利。这意味着，就算后续调查深入，现有的利益链证据可能无法直接套用过往的刑事立案标准。

这根链条的薄弱环节，恰好也是丽江最不敢动的地方

丽江不可能不知道根子在哪里。8月18日，云南省文旅厅通报中明确说，要“紧盯资金流水溯源倒查组团社、地接社、购物店、线上引流平台等各个环节，实施全链条重拳打击”。8月25日，省文旅厅厅长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斩断不合理低价、强迫购物等利益链条”。

但“全链条”三个字，落在丽江的考卷上，压力是全方位的。文旅是丽江的命脉——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54.2%，直接带动20万人就业，间接吸纳约40万人就业，占全市从业人员近一半。

旅游市场监管被纳入云南省州市年度综合考评，季度考评连续3次末位，政府主要领导将被问责。这意味着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乱象，保住游客口碑和考核指标；另一方面，整治力度一旦大到让大量旅行社关门、从业人员失业，旅游收入骤降，同样会触发另一套问责机制。

这种两难，是丽江每一次整治都雷声大、但始终无法触及上游利益链的真正底色。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结构性规律往往会。2017年的丽江会议没有解决跨区域执法权的问题，2026年的这次通报，同样没有。2017年吊销了一批旅行社，但“换壳重来”的成本极低，2026年依然如此。

唯一可见的变化，是这一次省级层面开始推动“行刑衔接”，大理松某某案已经提供了从行政处罚跨到刑事追责的样本。如果丽江能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把资金流追溯延伸到上游组团社和付费项目合作方，而不是只停在末端，那这次处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

但截至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