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12月，黄克诚病重住院。病房里，他时而清醒，时而沉睡，身边守着妻子和几位多年相识的老战友。一次醒来后，他没有谈病情，也没有交代身后事，只是反复问起一个名字：“吕振羽怎么不来看我？”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吕振羽已经去世6年，黄克诚其实知道这个事实。可到了生命末段，记忆往往会绕过许多大事，只抓住最熟悉、最难割舍的那个人。
两人的交往，并非始于职位和名望，而是在抗战岁月里，从一次次谈话开始。
1939年秋，吕振羽奉周恩来之邀前往重庆。那时的他已经是颇有影响的学者，周恩来希望他利用学术界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同时撰写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径。
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更加紧张。为保护文化界人士，周恩来安排吕振羽离开重庆，转赴苏北新四军。此后，吕振羽不再只是伏案写作的学者，也开始在部队中承担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
当时黄克诚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他多次请吕振羽到师部作报告，讨论抗战形势、根据地建设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黄克诚出身湖南永兴，性格直率，待人不摆架子，这一点令吕振羽印象很深。
有一次，吕振羽谈到知识分子如何参加革命，黄克诚接过话头说：“道理要讲清，事情更要做实。”话不长，却很符合他的作风。两人的关系，也是在这种不绕弯子的交谈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吕振羽早年的道路并不平坦。他出生于湖南武冈一个农家，少年时在父亲开办的私塾读书，后来进入县立中学。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他曾组织学生参加宣传活动，接触到新思想。
中学毕业后，贫困使他一度辍学务农。婚后，他仍不愿把一生困在田间，经过族亲帮助，进入长沙求学。最初，他抱着“工业救国”的想法学习工科，毕业时却连一份合适的工作都难以找到。现实的碰壁，促使他转向社会科学，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者。
抗战胜利后，吕振羽与黄克诚又在东北相逢。关外天气严寒，黄克诚负责部队后勤，却穿着和普通战士相近的军装。吕振羽见到后很有感触，认为这位老朋友身居要职，却始终保持着朴素作风。
1959年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受到审查。一天，吕振羽在北海公园散步，偶然遇见黄克诚。两人握手交谈许久，分别时，吕振羽对妻子说：“我不相信彭老总、黄克诚会反党、反毛主席。”
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性格和立场的一个注脚。1963年初，吕振羽在湖南进行调查访问，接到通知返回北京。火车行至保定时，他被几名自称来自北京的人带走，随后长期失去人身自由。
审查期间，他被要求反复写交代材料。吕振羽便按照自己的经历如实书写，承认思想上的不足，却拒绝凭空捏造所谓“实质问题”。材料一次次被退回，他也逐渐明白，对方要的不是事实，而是预设的结论。
1966年后，审查进一步加重。由于他曾担任刘少奇的秘书，审讯者逼迫他提供所谓“罪行”。吕振羽始终坚持：“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事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事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
1975年，吕振羽的夫人提出申诉。此时他已经75岁，身体十分虚弱，获准出外治病后，才重新回到家人身边。长期隔离审查给他留下严重损害，但他没有停止整理史料，仍在力所能及地写作和修改著作。
黄克诚得知情况后，曾让戴巍多次转达，希望吕振羽前去见面。那时黄克诚双目近乎失明，仍紧紧握住老友的手，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吕振羽的冤屈得到纠正后，被安排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部分著作也陆续出版。
1979年春，吕振羽抱病参加中国史学会重建筹备会议，勉励史学工作者恢复学术传统。次年，他坐着轮椅出席中国史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理事。1980年7月，他审定《简明中国通史》重印序言时突发心脏病逝世，终年75岁。
黄克诚闻讯后，派秘书前往吊唁，并询问追悼会安排。吕振羽夫人考虑到黄克诚身体和视力，托秘书转告：“请他保重身体，不必来了。”但追悼会当天，黄克诚还是在秘书搀扶下到场。
追悼会结束后，他又让秘书去吕振羽家中，询问家里还有没有困难。那不是礼节性的问候，而是一个老战友对另一个老战友最后的惦记。
6年后，黄克诚也走到生命尽头。吕振羽夫人和新四军老战友到医院探望时，黄克诚的妻子说，他几次醒来都在问：“吕振羽怎么不来看我？”
病房里无人接话。吕振羽夫人听到这句话，久久语塞。陪伴两人的，是几十年革命生涯留下的信任，也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未曾被岁月冲淡的旧日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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