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参与死刑执行工作，告诉你一些没人敢说的真相

我曾参与死刑执行工作，告诉你一些没人敢说的真相

我叫陈建国，今年四十八，在县城法院的法警队干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里，我参与过十七次死刑执行。我们这个职业在大多数人眼里讳莫如深，亲戚朋友问起来，我只说在法院开车。就连我媳妇，也是在结婚后第三年才从我醉酒后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真相。那天她坐在床边哭了半宿，后来什么都没说，只是从此每到执行日前后，她都会默默在我公文包里塞两个热乎的肉包子。

第一次接触死刑是我入行第二年。那时候枪决还是公开的，选在县城北边的河滩上。老法警王师傅带我去，说这是每个法警都要过的一关。河滩上围了上千人，有看热闹的，有卖糖葫芦的，还有抱着孩子往前挤的。犯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因为宅基地纠纷杀了邻居一家三口。他被押下车的时候腿已经软了，是两个武警架着才走到指定位置。我负责递枪。那把五四式手枪在我手里不过三五秒钟，可那重量感至今记得清楚，不是枪本身的重量，是别的什么东西，坠得手腕发酸。

王师傅让我站他身后，说背过身去就行。可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犯人跪在沙地上，后脑勺对着我们。执行的法警枪口抵上去的时候，那人突然扭过头，眼神直直穿过王师傅的肩膀落在我脸上。那眼神我后来在无数个深夜反复梦见，不是恨，也不是怕，是空的，像一口干枯了多年的井。枪响之后人群发出一阵复杂的喧哗，有人鼓掌，有人叹气，还有孩子被吓哭的声音。我蹲在河滩上吐了，把前一天的晚饭都倒了出来。王师傅拍拍我后背，说习惯就好。

可我从来没习惯过。

十七次执行，十七个不同的人。有杀人犯，有贩毒的，有抢劫致死的。他们年纪不同，口音不同，犯的事也不同，可到了最后那十几分钟，每个人都会说一些话，做的一些事，让我意识到他们不仅仅是卷宗上那些冷冰冰的罪状，他们也曾是活生生的人，有爹有娘，有来处也有归途。有一个年轻人临刑前恳求给他妈带句话，说床底下存了三千块钱，让她拿去把漏雨的屋顶修修。还有一个老头，七十多了，杀了霸占他女儿的人，执行那天早上要求吃一碗馄饨，多放虾皮。吃完之后他对着墙上的国徽磕了三个头，说谢谢政府让他吃饱了上路。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怕吓着他们，更怕他们觉得我变了。可在我们法警队内部，这些细节口口相传，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会在执行前一天晚上集体值夜，抽最便宜的烟，喝最浓的茶，有人讲笑话有人沉默。天快亮的时候，老张会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翻烂了的《故事会》，给大家念一段，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那种氛围说不清楚，像是都在给自己打气，又像是在给彼此找个台阶下。

真正的麻烦是从我儿子上初中开始的。县城就这么大，消息传得快，不知道谁把我干的事捅出去了。陈默在学校被同学叫“杀人犯的儿子”。他回家问他妈，他妈支支吾吾说那是爸爸的工作。陈默不依不饶，什么工作能杀人？我把他叫到院子里，父子俩隔着晾衣绳站了半小时。最后我说那都是法律判的坏人，我就是执行命令。他瞪着我说，那也不是你该干的事。说完摔门进屋，一连三天没跟我说话。

我父亲是那一年冬天知道实情的。老爷子七十多了，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地，大字不识几个，可认死理。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带着媳妇孩子回去，老爷子把我叫到灶屋，问法院到底干啥的。我支吾了几句，他抽出烧火棍就朝我背上抡。他妈在堂屋听见动静跑过来拉，我媳妇搂着陈默站在院子里不敢进来。老爷子边打边骂，说我造孽，说老陈家几辈子本分人，怎么出了个刽子手。我跪在灶屋的泥地上，脊背火辣辣地疼，一声没吭。最后老爷子把烧火棍扔了，蹲在灶膛跟前掉眼泪，说建国啊，你让爹在村里抬不起头。

从那以后老爷子再没让我进过家门。每年过年都是我媳妇带着孩子回去，我一个人在县城值班。单位领导问起来，我说没事，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我留下来替年轻人顶班。其实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可谁都不戳破。有两年除夕，老张把我拽到他家吃饭，他媳妇包了韭菜猪肉馅饺子，我就着蒜头吃了两碗。电视里放着春晚，老张的儿子从北京打电话回来拜年，老张对着免提说好好好，挂了电话屋里又安静下来。我看着窗外别人家放的烟花，忽然觉得自己像被什么东西从正常生活里割出来了，孤零零吊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真正让我差点撑不住的是第五年。那是个连环杀人案的主犯，在三个省流窜作案，害了七条人命。案子审了两年，最高法院核准下来的时候卷宗堆了半人高。执行那天早上下了大雪，看守所到刑场的路滑，车开得慢。犯人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手铐脚镣坐在后排，我坐他旁边。路上他突然开口，说陈警官，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愣了一下，问他怎么知道我姓陈。他笑了笑，说上次提审你递烟给我抽，我记得你的眼睛。他说他小时候他爸也有一双这样的眼睛，后来他爸喝酒打他和他妈，他妈带着他跑了。跑的时候是冬天，他妈把他裹在棉袄里，一路从黑龙江跑到河北，脚上全是冻疮。后来他妈改嫁，继父对他不好，他十五岁就出来混，第一次杀人是因为那人当着他面侮辱他妈。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最后他转过来看着我说，陈警官，麻烦你跟我妈说一声，我对不起她。我把脸转向车窗，玻璃上全是霜花，什么都看不见。到了刑场，他主动跪下去，把后脑勺对准枪口，脊背挺得很直。枪响之后他往前栽倒，雪地上一滩红慢慢洇开。我站在雪地里，脚冻麻了也没觉得。回去的路上老张开着车，收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我俩一路谁都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照常回家，媳妇做了西红柿鸡蛋面。我吃了两口放下筷子，说我今天执行的那个，他妈在黑龙江，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儿子最后一面了。媳妇把面碗端走，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她说建国，你要实在难受，咱就不干了行不？我摇摇头，干都干了这么多年，换岗哪有那么容易。再说队里年轻人更不愿意碰这个，我走了谁去？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媳妇的手从背后伸过来，轻轻搭在我腰上。我握住那只手，粗糙，温暖，这些年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倒是担惊受怕没少。

转折发生在陈默高二那年。他参加了学校辩论队，县里比赛拿了第一，市里比赛又拿了第一。最后省赛的辩题是关于死刑存废。陈默是反方，主张保留。这事我是从他班主任那儿听说的，班主任打电话来，说陈默这孩子真有出息，辩论的时候引经据典，说法律需要威严，说被害人家属需要公道，说得评委频频点头。我挂了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好久，窗外的梧桐叶子哗啦啦响。那天晚上陈默回家，我装作不知道，可吃饭的时候他忽然说，爸，我们辩论赛的题目是关于死刑。我端着碗没动，他接着说，我跟同学说我家有人干这个，他们都不信。我抬起头看他，十七岁的少年坐在对面，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眉眼越来越像他爷爷。他说爸，你那些年，不容易吧。我把碗放下，起身去厨房盛汤，在灶台前站了好一会儿才把眼泪憋回去。

可老爷子那边始终是块心病。我每个月给他打钱，托媳妇带东西回去，他照收不误，可就是不让我进门。有一回我实在想他想得慌，开着车到村口，远远看见他蹲在老槐树下跟人下棋。我把车停在路边，隔着几十米看他，看他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脊背，下棋的时候喜欢摸下巴，这个习惯我也有。他在那儿坐了一下午，我就在车里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他起身往家走，经过我车旁边的时候顿了顿，我赶紧把车窗摇下来，叫了声爸。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背着手走了。我趴在方向盘上，喇叭被我额头压出一声短促的鸣响，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

真正出大事是在第六年。那次执行的对象是个毒枭，上面特别重视，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可我那天早上起来就心慌，眼皮跳个不停。媳妇说要不请假吧，我说不行，这种任务不能随便换人。到了刑场一切顺利，犯人配合，枪响干脆利落。可收队的时候我脚下一滑，从河堤上摔了下去，右腿当场就断了。骨头茬子从肉里戳出来，疼得我眼前发黑。同事们把我抬上车往县医院送，路上我手机响了，是村里堂弟打来的，说我妈突发脑溢血，正往县医院送。我在救护车上疼得浑身发抖，又急又怕，可我的腿断了动不了，只能躺在担架上看着急救车顶灯一闪一闪。到了县医院急诊大厅，我担架刚推进去，另一辆救护车也到了，推下来的是我妈。她躺在那边，脸白得像纸，我在这边嘶声喊妈，她听不见。医生护士跑来跑去，我抓住一个问情况，人家说你腿先处理，那边有家属在。我挣扎着要起来，被按住打了麻药。手术做完推出来的时候，堂弟红着眼睛在走廊等我，说我妈没救过来，已经走了。

我在病房里躺了一周，一句话没说。媳妇守在我旁边，哭了好几回。陈默从学校赶回来，站在病床前看着我，说了句爸你别这样。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天在急诊大厅的场景，我跟我妈隔着几米的距离，可那几米就是阴阳两隔。我想起小时候我妈在灶台前烙饼，油滋啦啦响，她拿手背抹额头的汗；想起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她连夜给我缝了新被褥；想起她每年腊月都给我留一坛子腊八蒜，等我回去吃。可我再也没机会了，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出院那天我让媳妇直接开车去乡下。车停在老宅门口，堂屋摆着灵桌，我妈的照片放在正中，还是她六十岁那年照的，笑得一脸褶子。我拄着拐杖走进去，扑通跪在灵前，头磕在水泥地上咚咚响。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我爸从里屋走出来。他瘦了一大圈，眼眶深陷，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我跪着转过身，朝他喊了声爸。老爷子慢慢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低头看着我。我看他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一滴一滴砸在我面前的地上。他伸出手，抖着，落在我头顶上，像小时候我犯了错他摸我脑袋那样。他说建国啊，起来吧，你妈走的时候念叨你来着。

我嚎啕大哭，三十多岁的人了，像个孩子一样伏在地上哭。老爷子蹲下来扶我，我抱住他的腿不撒手，拐杖摔在一边。堂弟和媳妇都转过身去抹眼睛。那天下午老爷子把我扶到里屋炕上，跟我说了许多话。他说他不是嫌弃我，就是心里那道坎过不去。他说每次看见电视里演枪毙人的镜头，就想起他儿子在干这个，夜里睡不着。他说村里人当面不说，背地里议论，他耳朵背可也听得见。他说你妈其实早想通了，常背着他给我织毛衣，织好了又拆，怕我不稀罕。说到最后老爷子叹了口气，说爹老了，想明白了，你那是工作，是公家的事，不是你自己要做恶人。你妈走之前跟我说，让我别再犟了，说建国不容易。

我在老宅养了一个月腿。每天老爷子给我端饭，炖骨头汤，熬小米粥。他话不多，可把吃的都紧着我。陈默周末来看我，祖孙俩在院子里晒太阳，老爷子给陈默讲他年轻时候在生产队赶大车的事，陈默听得入神。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些年堵在胸口的东西松动了，像河面上的冰裂开了一道缝。临走那天老爷子把我送到村口，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块老怀表，我爷爷留下来的。他说你拿着，干活的时候装在兜里，就当我和你妈陪着你。我接过来，表壳磨得发亮，打开盖子，秒针还在走。我把怀表揣进胸口口袋，拍了拍，说爸我走了。老爷子摆摆手，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腿刚好，慢点开车。

回到工作岗位是第七年春天。我发现有些事情在悄悄变化。队里来了几个年轻人，都是科班出身，对死刑执行这摊活儿不那么忌讳了。其中一个姓刘的小伙子专门找我，说陈师傅我听说你干这个时间长，我想跟你学。我带着他参加了两次执行，第一次他吐得比我还厉害，第二次就好多了。完了他蹲在路边抽烟，说陈师傅，我觉得咱们干的事虽然不好受，可总得有人干。我看着这个年轻人，想起当年的自己。那天收队回去的路上，老张开车，收音机里放着老歌，小刘在副驾打瞌睡。我坐在后排，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忽然觉得这条路没有那么长了。

可老天爷总爱在人觉得安稳的时候敲一棍子。第八年夏天，队里接到一个特殊的执行任务。犯人是县城里一个退休教师，六十多岁，因为长期被邻居骚扰恐吓，忍无可忍之下用菜刀砍了对方。邻居重伤没死，可老人自己报了案，认了罪，法院判了死刑。按说这种案子有争议，可法律程序走完了，该核准的核准了，到我们这儿就得执行。老教师被羁押了两年，头发全白了。执行前一天我去看守所送交接材料，他隔着铁栏杆问我，陈同志，明天是你吗？我说是。他点点头，说那就好，我观察你好几次了，你是个厚道人。他托我办两件事：一是把他写的遗书转交给他女儿，二是在执行完后去他家里看看他老伴，说她有风湿病，阴天下雨膝盖疼，柜子里有膏药别忘了贴。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凌晨三点起来在院子里抽烟，媳妇跟出来，给我披了件外套。我说这个人我真不想动，他跟我爸年纪差不多，就是个教书的老头。媳妇没说话，站了一会儿回屋去了。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了碗姜汤，说喝了暖暖胃。天快亮的时候我把姜汤喝完，起身去队里。到了刑场，老教师自己走过去的，没让人扶。他跪在那儿回头看了我一眼，跟那个雪天里的年轻人一样，眼睛干干净净的。他轻轻说，麻烦你了。我别开脸，点了点头。

执行完了之后我请了半天假，按地址找到老教师的家。县城老巷子里一处平房，院墙爬满了牵牛花。他老伴在院子里择韭菜，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腰弯得厉害。我站在院门口不知道怎么开口，老太太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慢慢站起来。她说你是法院的吧，我家老头昨天托人带信了。我说大娘，他让我来看看你，说你有风湿，别忘了贴膏药。老太太听完这话没哭，端着韭菜盆子回屋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递给我一袋刚烙好的韭菜盒子，说趁热吃。我接过来，韭菜盒子的热气扑在脸上，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在巷子口蹲着把韭菜盒子吃了，烫得直吸气，一边吃一边哭，旁边路过的小学生回头看了我好几次。

那年冬天我父亲病了，肺气肿，住了半个月院。我请了长假在医院守着，给他擦身子喂饭端屎端尿。同病房的人问我是儿子吧，老爷子说嗯，大儿子。那声嗯虽然轻，可我听得真切。出院那天老爷子精神好了不少，拉着我的手说建国，爹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可你记住，不管干什么，心里干净就成。我说记住了。老爷子拍拍我的手背，手还是那双种地的手，粗得像树皮，可暖得很。

第十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执行次数一下子少多了。队里重新调整了岗位，让我负责刑事案件的押解和庭审保障，不再参与执行了。领导找我谈话，说建国你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歇歇了。我走出办公楼，十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在台阶上站了好一会儿。院子里那棵老梧桐开始掉叶子，金黄金黄的铺了一地。陈默那年考上省城的大学，法律系。送他走的时候在火车站，他忽然转过身抱了我一下，说爸，我以后也想当法警。我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说好好念你的书。他嘿嘿笑，背着包进了站。我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开远，掏出怀表看了看，该回去了，媳妇说今晚包饺子。

如今我不干那活儿已经六年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还会想起那些人的脸。雪天里的年轻人，河滩上的中年人，吃馄饨的老头，还有那个让老伴贴膏药的老教师。他们的样子在我记忆里慢慢模糊，可有些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楚。比如那个年轻人说“你眼睛像我爸”，比如老教师跪下去之前整了整衣领，比如有个犯人临刑前哼了两句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女儿最喜欢听的《小星星》。这些事儿我不常跟人提，说了人家也不懂。可我知道，在那十七个人生命最后的十几分钟里，我是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活人。他们把这世上最后一点体面、最后一点挂念、最后一点人性交到我手上，我得接住了，揣好了，不能弄丢。

去年清明节我回老家上坟，给我妈烧了纸，又去后山转了转。后山有一片荒坡，早些年枪决之后没人认领的遗体就埋在这儿，连个碑都没有。我在坡上站了一会儿，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我没法给他们每个人烧纸，就在坡顶点了三根烟，插在土里。烟头的红光在风里明灭，像一盏小小的灯。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有名字，都有家，都有故事。我记着呢，都记着呢。

下山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陈默打来的。他说爸，我毕业了，考上了咱县法院的公务员。我在电话这头笑了，说好，回来吧，你妈给你擀面条。挂了电话我站在半山腰往下看，县城的楼房在薄雾里影影绰绰，炊烟升起来，混着远远的汽车喇叭声和谁家放的流行歌。太阳快落山了，把半边天烧成了橘红色。我把怀表掏出来上紧发条，听着里面咔嗒咔嗒的声响。日子就这么过着，有疼有痒，有苦有甜，跟谁家都一样。

回家的路还是那条路，槐树还是那些槐树。只是这么多年走下来，路边的野草一茬一茬地长，有的地方修了新路，有的老屋拆了盖楼，可路底子还是那条。我把车开进巷子，看见媳妇在门口收被子，看见邻居李婶端着碗串门，看见不知谁家的孩子在胡同里追着跑。我按了声喇叭，他们都回头朝我笑。

我停好车下来，怀表在口袋里轻轻晃荡。夕阳正好落在我肩膀上，热乎乎的，跟那年河滩上的太阳一样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