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大城，城镇化的下半场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7%，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6478万人，为什么还在提“乡土中国”，而不是“城市中国”？

因为，中国城镇化上半场，过度聚焦北上广深，致使县域失焦；下半场，县城才算登场。

这篇文章，聊聊关于县城的讨论。

一、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代表着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特征，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乡土性。

乡土中国，有三个特点，一是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二是农民生产生活不离土；三是落叶归根、终老是乡的生命轨迹。

乡土中国时代，中国农民，像一枚图钉，一辈子困在方圆十几公里，县城是他们这辈子，看到的最大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策逐步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出现了打工潮。

近三亿外出务工农民，走出方寸，除了农业经营收入，还有了非农务工收入，甚至有了财产性的收入。

学者刘守英把这概括为：中国正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

那为什么叫“城乡中国”，而不是“城市中国”？

因为，城镇化率虽然已达67%，仍有1/3人口在农村，城乡并立共生，“城市中国”和“乡土中国”并存，才是中国的新面目。

二、县城的三副面孔。

进入城乡中国时代，县城是什么角色？

微观上，县城是第一站，也是中转站，甚至是最后一站。

县城，农民穿梭城市与乡村，走出去，这里成了第一站；候鸟归巢，城乡两栖、应对突发危机的中转站；打工生涯结束时，很多人回到县城安居，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站。

中观上，县城是腰杆子。

县城，是联结城市和乡村的关键纽带，是城乡连续体的中间关节。

宏观上，县城是牛鼻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县城是牵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抓手。

为什么县域这么重要？

有三个维度。

第一，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

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沿袭至今，“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两千年历史，县既能适应科层治理，又对乡土社会保持灵活，保障中央对地方控制的长期稳定性。

第二，县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途径。

县城和乡镇的就业，为破解农村青年“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困境，提供了选择。

第三，县域是洞见中国基层百态的窗口。

哪怕几千人口的小县，曾经也是一国一郡，现在党政机构和职能部门设置也是完备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域为观察中国提供完整的剖面。

三、小县大城和大国大城。

城镇化下半场往哪走？学界有两种代表性思路。

陆铭教授倡导大国大城，强调通过发展规模经济来降本增效，城市规模扩张，摊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平均成本，是种效率优先的经济学思维。

但，人口集中同时，成本也在集中、风险也在集中，高房价、环境恶化、交通堵塞，这是大城市病的代价。

周立教授倡导小县大城，所谓小县大城，就是小县域、大城关的县域样态，核心特征是县域空间体量较小，但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

小县大城，更倾向于多元社会的思维，以公平为目标，强调通过多样化经济来降低成本，实现包容性发展，小而美、小而特、小而精。

结合两种思路，可能更有价值，既要大树、小树，也要灌木、小草，多元化城市生态，是普遍规律。

四、挣脱乡土到回归乡土。

城市化一般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口向规模城镇集中；第二阶段，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第三阶段，人口回流中小城镇，大城市人口逆向流动，逐渐呈现多元城市生态。

我国城镇化上半场，处在第一、第二阶段，是“挣脱乡土”，外出务工农民以县城为跳板，流入大城市，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像海绵吸水，吸走周围中小城市、县域的人口。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是个标志性节点。未来城市化，由第一、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换，是“回归乡土”，县城将作为蓄积人口的重要载体，既承接农村流向县城的人口，也承接大城市回流县城的人口。

“逃离北上广”、“县城文学”、“回归县城”，这些话题持续走热，这是“次生”潮流，是城市化阶段转换，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人口不再只向高收入区域单向流入，也向幸福指数高、归属感强、生态环境优的高处汇聚。

五、中国县城不止一种活法。

中国2800多个县域，各有各的形态，依据县域面积与县城建成区面积，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小县大城。

县域小、县城城镇化水平高。

如福建德化县，地处山区，相对独立封闭，靠陶瓷产业带动人口集聚，成了小县大城。德化县城镇化率78%，森林覆盖率78%，外部是绿水青山，内部有着大城市的繁华。

南方县域占全国一半以上，多为丘陵山区，基本都适合走这条路。

第二，大县大城。

县域大、县城也大，全国百强县基本属于这一类。

第三、大县小城。

县域面积大，但县城集聚度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基本属于这一类。

第四、小县小城。

县域和县城都小，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云贵川山区。

小县大城，有四种来源。

一是闯出来的小县大城，靠制造业自己闯出来。

二是引过来的小县大城，承接产业转移。

三是搬出来的小县大城，靠易地搬迁集聚。

四是流回来的小县大城，吸引人口回流。

前三种，或许已是过去式，在城镇化下半程，人口怎么流回来，才值得期待。

六、晋升锦标赛到达标锦标赛。

县城过去的高速发展，受益于房地产的繁荣和基建工程的拉动，是县域治理的“晋升锦标赛”。

晋升锦标赛，就是地方政府围绕GDP单一指标展开竞争，像百米赛跑，只看速度。

分税制改革之前，这套激励机制，有效促进了地方发展，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关键之一。

但也带来增速崇拜与质量短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撤村并居—集建入市”等规模冲动和速度情结。

进入后锦标赛时代，新的概念是“达标锦标赛”，破除单一GDP考核，强调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等综合指标都要达标，类似高考，要求多门科目都及格。

七、公务员经济。

不少网友调侃，有些小县城，只剩下“公务员经济”，县域消费过度依赖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财政供养群体。

看似是调侃，其实是县域经济的真问题。

“公务员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县域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过度依赖政府配置资源，很多县域，只有政府、医疗、教育等部门才算稳定铁饭碗，县域消费主要依靠这些体制内群体。

有产业才有就业，有就业才有收入，然后才有消费，很大一部分县域的核心特点，是产业不足导致消费不足。

所以，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消费—产业—就业”的正向循环。

以前是“人随业走”，现在数字经济，去中心化，打破了时空，对县域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

了解以上，对普通人有什么用？

第一，看懂回县城。

县城好不好，先看属于四种县域里的哪一种，产业有底子的（小县大城、大县大城），就业机会相对多；产业空心化的（大县小城），“公务员经济”就是它的底色。

所以，回不回去，别只看房价和风景，先看产业。

第二，看懂县城财政。

2025年，土地出让金跌到4.15万亿元，较2021年峰值，降幅52.3%。土地财政退潮，县城必须寻找新的财源，产业税收、消费拉动、上级转移支付。

过程会持续数年，县城公共服务、工资发放、基建投资会受影响。看懂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县城在过紧日子。

第三，看懂县城文学。

“县城感”、“县城文学”，城市人开始向往慢的、有归属感的生活。滤镜背后的县城，是多元城市生态里真实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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