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骂之者甚众”：1946年齐白石一场失败的重庆画展，一级鉴定师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在1946年2月齐白石于抗战胜利后写给姚石倩的两封信中，他还向学生抱怨“去年(乙酉)冬，因不觉卖画，失败，可见后纸，不一一”，这无意透露了1945年(阴历乙酉年)年末至1946年年初齐白石在重庆一场失败的画展[45]。1945年8月抗战结束之初，一位由重庆飞赴北京沦陷区负责战后接收事务的湖南籍国军军官“某甲”，曾极力拉拢齐白石，声称其画在重庆售价甚高，颇受追捧，进而向齐白石恳求道：“我有重庆友人，求我带画多幅，以供同好”，齐白石奈何不得，便将自己“强凑”的二十幅三尺画作和十开册页交予此人。谁料当此人返抵重庆后，又因公务所致，再次折回北京，故而“未及分应画事”，并将这批画作匆忙转交给此时尚在重庆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齐白石事后在信中向姚石倩称“徐君不知某甲欲分应何人，只好为予展览”。

1946年1月初，徐悲鸿和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沈尹默，在重庆两路口的国民党社会服务处为齐白石举办了这场个人画展。1月9日，徐、沈二人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和平日报》上联名刊发了《齐白石画展》的启事：“白石先生以嵌崎磊落之才从事绘事，今年八十五岁矣。丹青岁寿，同其永年。北平陷敌八载，未尝作一画，治一印，力拒敌伪教授之聘，高风亮节，诚足为儒林先光。胜利以还，画兴勃发，近以杰作数十帧送渝展出，邦人君子景慕先生绝诣，得此机缘，以资观赏，信乎所谓眼福不浅者，谨为缀言以介。日期：元月七日至十日。地点：两路口社会服务处”[46]。启事中称齐白石“胜利以还，画兴勃发，近以杰作数十帧送渝展出”，应可与信中所称的湖南籍国军军官“某甲”索画之事相照应。

据笔者依目前所见史料推断，“某甲”似为时任国军第九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的湖南人侯吉晖(1911-1956)。1945年10月，国军第九十二军移驻北京，负责包括北京城在内的第十一战区日军受降与接收工作，军长侯镜如(1902-1994)同时兼任北平警备司令，是此时城市的绝对掌门人。在北京光复后不久，侯镜如军中的政治部主任侯吉晖便和侯镜如的中校秘书吕宜园(1907-2001)、军政治部副主任余倜、时任九十二军《扫荡简报》总编的齐白石女婿易恕孜(1923-2004)等人一道前往齐家探望。在抗战刚刚胜利，政权易手，城市秩序尚且动荡之际，家大业大的齐白石自然深知与此时接管北京的九十二军高层，尤其是与其中的湖南同乡疏通关系的重要性，他的同乡们也的确常常能在关键时刻向他施以援手。这一次，齐白石请求侯吉晖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帮助自己解决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在北京西城的房产产权纠纷，以及子女、弟子的工作问题[47]。对此，这几位湘潭同乡均“表示竭力设法”，随后，执掌一方大权的侯吉晖、余倜果然将西城房屋产权收归齐家，又安排齐白石四子齐良迟、五子齐良已两人分任九十二军政治部科员、政治队队员，齐白石弟子娄师白任政治部第二科科员，齐白石故友黎锦熙的儿子黎哲闳任校级科员(此人在抗战期间曾任伪北平大学副教授，因而在抗战胜利后希望借加入国军的机会洗清身份)，齐良迟的姨妹纪玉良任部队司书，从事文书工作。

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北平警备司令侯镜如(1902-1994)

需求解决之后，早已深谙与民国政坛军界人士应酬之道的齐白石，也多次以金石书画或宴请邀席的形式，向包括侯镜如在内的九十二军高层予以交换和感谢，如1946年中就为侯镜如作花卉立轴《大富贵亦寿考》[48]，为侯镜如的湖南平江籍夫人李嵩芸作立轴《葡萄蜜蜂图》[49]，甚至还颇为“主动默契”地很快将自幼喜爱书画的侯镜如的秘书、与侯早年同为河南中州大学同学好友的吕宜园收为弟子，并表示连拜师礼都不必举行[50]。此后，得到北京城实权在手的九十二军照拂有加的齐白石，生活状况和卖画销路可谓陡然好转，弟子吕宜园更成为了齐白石、侯镜如与接管北京的国民党军政高官圈子之间的联系人之一。吕宜园自称“此后，我成了齐家的常客，一些军政巨公们常给侯军长写信要齐老的画，都是着我办理，并且都是随去随画。按齐老的润格是每方尺法币6万元，我都是照数付给，从不短少分文，前后大概买了20幅;当然，钱都是向军需处领取的”[51]。齐白石这种一贯以画界名流身份与政界官场往来逢源，以达到自己实际目的的应酬交际方式显然并非个例，与抗战前他在以王缵绪为中心，以姚石倩等弟子为中介的四川军政高层圈子中的酬酢周旋简直毫无二致[52]。

侯镜如的中校秘书、齐白石在北京光复后所收弟子

河南商丘人吕宜园(1907-2001)

1946年齐白石赠送给侯镜如夫人、湖南平江人李嵩芸的

《葡萄蜜蜂图》 立轴 纸本设色 尺寸不详 李嵩芸自藏

据余倜回忆，1945年12月间，九十二军政治部的几个湖南同乡合订酒席一桌，祝贺齐白石85岁(实为82岁)寿辰，此时政治部主任侯吉晖正在重庆开会，而“齐老托侯吉晖带来些画在重庆开画展” [53]，这正可与齐白石写给姚石倩的信中声称“某甲”“带画多幅，以供同好”的时间节点相吻合。然而，这次画展虽然是抗战胜利后齐白石作品在国统区大后方较早的一次公开亮相，不料最终却招致了重庆舆论界的负面评价，“闻骂之者甚众，如是失败”，这自然在当时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无处寻觅。而齐白石在写给姚石倩的信中则主动道出了真相，坦言他交给军官“某甲”的画作“乃凑合之物，未能尽工”，并无奈评价此人“无益反有损”。于是，无法仅就区区此事就与九十二军方面翻脸的齐白石，只能寄望于在重庆的姚石倩一旦遇到批评此次画展者时，一定要将事件的缘由真相详细告知，以此为他申辩，可见齐白石在自身声名与现实生存之间的两难抉择与进退维谷。

总而言之，一场本意甚好，却在多道经手人的自作主张下屡屡出错，亦并非齐白石有意为之的重庆画展，可以说给刚刚亲历抗战胜利，卖画重回正轨，“眼前又见太平来”的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而他又有苦不能明言，令人不禁感叹历史细节的吊诡与无常。通过对这样一起齐白石与彼时北京国民党军界高层酬应往来的个案梳理，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其有别于古代文人画家的身份认同、处事原则、交际风格，及其对“应酬”性质书画交易流转方式的认知心理，体现出一位现代艺术家对于自身公众形象的有意管理与强烈珍视。

四、余论——“人的消失”：艺术社会史视角下的“日常生活”研究反思

借助信札这一极为个人化的信息沟通与人际往来方式，我们得以在文本的表层叙述之下，重返齐白石师生交往的历史现场之中，不啻是一部中国现代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史。在师生之间的书面交流中，老师和学生要说什么，不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亦都值得反复揣摩玩味，这形成了一种既非公开而精心的言说塑造，又非私密而体己的个人写作与表达方式，而其背后皆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多元复杂的政治环境、动荡时局、文化氛围对齐白石艺术心态和创作经验的共同影响与形塑，体现出20世纪中国艺术家中少有的能够将庶民视角与文人理想上下勾连、交融合一的鲜明色彩。美国艺术社会史家托马斯·克洛(Thomas Crow)曾在评价18世纪法国画家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三人与彼时巴黎公共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艺术家的绘画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图像和(政治、文化等)社会实践之间不断的意义交流”的结果[54]。新文化史家杨念群则引入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K.Merton)的“中层理论”概念，批评当前中国史研究中对“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的忽视，进而“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55]。因此，对齐白石与姚石倩师生往来书信的钩沉与细读，我们得以将历史拉回到以人物为主体、主线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齐白石生活真貌的缺位，使得一个具有独立艺术人格、复杂性情与身份认同的“职业艺术家齐白石”形象呼之欲出，正如郎绍君所言：“他(齐白石)是位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家庭烦恼和伟大追求的平凡又杰出的人。不肯或不能面对他这个复杂真实的人，就无法理解他的艺术”[56]。

1951年4月齐白石与姚石倩(左一)、张冠英夫妇在北京合影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作为“日常生活文字”的书信史料能否言情?如何言情?所言何情?这些情感表达的维度与容量，又与齐白石的诗文作品有所不同。可见，任何建立在单一史料类型基础之上的静态叙述与历史解释，似乎都难以切实勾画出人物的完整全貌。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强调：“重新建立某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目标确是极具魅力，但同时也很艰难。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历史学者无权对此视而不见”[57]。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社会科学史学化”浪潮的出现，法国“年鉴史学”(École des Annales)系统提出和论述了日常生活与社会环境一体两面与双向形塑的互动关系。年鉴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人是父亲的儿子，但更是时代的儿子”，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则更进一步申说：“人既是自己这个时代的儿子，也是父亲那个时代的儿子”[58]。在此基础之上，“个人仅仅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而这种纷繁复杂同时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天地。只有了解社会，才能观察一个个人如何确立他的社会地位并生活在社会之中”[59]。

笔者认为，艺术家无疑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未来我们更需要进一步重返齐白石等20世纪中国艺坛大师们的心灵深处，立足“日常生活”冰山下或急或缓，却斑斓多彩的情感波动，窥探个体生命的心迹转变与思想世界，将这些微观的个体人物与宏观的时代风貌加以联系，由个案考察发展至群像书写，正所谓“知人论世、论世知人;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从而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研究中，形成一种基于“艺术社会史”视角的思考理路与研究范式，重新激活旧有图像与文献材料，超越“题无剩义”的沉滞状态，展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与社会运动、文化思潮、精英思想、民众生活等方面交融勾连的鲜明特点，扩展许多开阔丰富的研究视野与思考空间，重构一幅较为完整、动态、宏大的近代中国文化与艺术发展转型的历史图景。（选自：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专辑、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齐白石传人书画网）注：少白公子--原名汤发周，字子海，号少白，白石山堂主人，人称“少白公子”，齐白石小女-齐良芷嫡传弟子，现为齐白石书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会艺术考级优秀指导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邀客座教授、荣宝斋特邀签约画家、齐白石家族书画遗产运营官、齐良芷艺术馆馆长、国家一级书画鉴定师、北京画院·齐白石美术馆签约画家，齐白石纪念馆特邀画师、国家注册一级文物艺术品鉴定估价师，齐白石艺术基金投资人、齐白石品牌联盟秘书长、齐白石纪念馆终生签约艺术家，上市公司-网易集团官方形象代言人、网易有道国画课推荐官及齐白石书画大数据鉴定专家，国家级百佳图书出版社授权战略合作伙伴、齐白石版权及齐白石传人版权拥有者，他年少时拜齐白石小女齐良芷为师，得其亲授国画、篆刻、书法技艺，获赠"白石山堂"墨宝及"白石传人"印章。齐良末题“家法再传”、齐良迟题“白石再传”并为其画集作题记、齐展仪题“白石山堂”。他长期致力于齐白石艺术研究，擅长齐派水墨虾蟹与花鸟草虫画，作品吸取白石老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思想，笔墨简练而形神兼备。近些年他主持编纂多部齐白石研究专著，多次国内外齐白石真迹展览，主持鉴定齐良元（齐子贞）、齐良琨（齐子如）、齐良迟（齐子长）、齐良已（齐子泷），齐良芷、齐良末等齐白石家族旧藏齐白石书画印章系列等珍贵文物，并担任上海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长，同时运营齐白石文化IP，深耕艺术教育与大众传播，以鉴定、创作、出版、展览、拍卖、NFT数藏、元宇宙跨界文化赋能等多维体系，系统梳理、齐派文脉，大力推动了齐派艺术的学术梳理与创新传播，是当代极具代表性的齐白石艺术传承人与研究学者，为弘扬齐白石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