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6年春，山西洪洞县城外，红一军团红四师的战士已经把云梯架到城墙附近。师长陈光准备发起强攻，后方却突然响起撤退军号。政委彭雪枫没有等前线解释，直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陈光站在城下，脸色很难看。仗打到这个程度，部队已经付出伤亡，眼看就要继续压上去，彭雪枫却在关键时刻收兵。前线士兵一度不知所措，只能按照军号撤离。
“还攻不攻？”有人低声问。
陈光沉着脸回答：“撤，回去再说。”
这场争执并不是两个人临时起意。它的背后，牵扯着红四师的来历、东征战役的任务，以及两位指挥员对部队发展的不同判断。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原红三军团的部分部队被编入红一军团，红四师番号得以保留。彭雪枫继续担任政委，陈光则调任师长。
一个来自红三军团系统，一个来自红一军团系统。两人都打过硬仗，带兵有办法，性格也都强硬。这样的搭档，执行命令时能够雷厉风行，出现分歧时也容易针锋相对。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目标不仅是打击阎锡山部队，更重要的是扩大红军影响，筹集物资，争取群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条件。
红四师被安排在北路行动，先后在关上村、兑九峪等地与晋军交战。晋北方向防守严密，部队没有迅速打开局面。彭雪枫随后率部南移，寻找敌军薄弱处。
赵城一战，红四师同样没有达到预期。城池不大，防御却不松，守军集中，红军经过一夜战斗仍未攻克。陈光主张继续压迫，彭雪枫判断强攻代价太大，决定撤出战斗。
这次退兵，陈光已经颇有意见。东征军其他部队不断传来战果，红四师却连续受阻，师长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对陈光来说，打下一座县城，既是战术胜利，也能提振部队士气。
洪洞县因此成为新的目标。
洪洞地处晋南，物产和交通条件较好，城内守军力量不弱。陈光认为，拿下洪洞能够补充军需，也有利于红军在当地开展工作。部队投入战斗后，战事却比预想艰难，连续鏖战两个昼夜，仍未能突破城防。
陈光不愿前功尽弃。部队已经伤亡，若此时撤退，之前的牺牲似乎没有换来结果。他决定改变打法，集中兵力架设云梯，准备从正面撕开缺口。
彭雪枫看到的却是另一面：敌军工事尚在，红军连续作战，官兵疲惫，继续硬攻很可能造成更大损失。红四师本就是长征后保留下来的骨干部队，补充困难，一旦伤亡过重，短期内很难恢复。
于是，他派人赶到前线，命令陈光立即停止攻击，带部队撤离。
陈光没有接受。“这是师长的命令，今天必须拿下洪洞！”传令兵回到后方后，彭雪枫直接吹响撤退军号。各部队听到号声，按照统一信号撤出阵地，正在组织登城的官兵也只得停止行动。
陈光回到指挥部，矛盾当场爆发。他指责彭雪枫没有提前协商，突然鸣号打乱作战部署；彭雪枫则批评陈光不服从指挥，明知部队疲惫仍坚持强攻。两人越说火气越大，争吵声传出很远。
消息上报后，中央对这件事的处理十分严厉。战场上，师长和政委意见不一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各自下令，让部队无法判断究竟执行哪一个方案。尤其在红军力量有限、敌情复杂的情况下，指挥系统不能因个人争执而失去统一。
上级最后作出决定：陈光、彭雪枫暂时都不再担任红四师主官，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和检讨。红四师随后由李天佑任师长、黄克诚任政委。这个处理既是批评，也是为了避免矛盾继续影响部队。
两人的分歧，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脾气不合。陈光需要用战果证明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尤其是面对原有干部和老部队时，必须尽快建立威信。连续攻城失利，自然让他更加倾向于以硬仗打开局面。
彭雪枫的顾虑则来自部队实际。红四师保留下来的许多战士经历过长征，属于难得的骨干。他更看重部队长期发展，主张能奔袭则奔袭，难以突破便及时脱离，避免把有限兵力消耗在坚固城池之下。
两个人都不是为了个人得失。一个担心部队没有战果，另一个担心部队损失太重。问题在于，战场上的正确判断必须通过统一指挥落实，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判断变成单独行动。
后来，陈光和彭雪枫都作了检讨，也消除了隔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光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任职，参加平型关战斗等作战；彭雪枫则进入新四军系统，长期活动于华中敌后，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洪洞城下那次争吵，成为两位将领军事生涯中一次尖锐而短暂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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