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60年冬，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寒风裹着冰雪刮过宿舍。童陆生看到职工和家属接连患上重感冒，心里着急；另一件事也让他难以释怀：自己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晚年却被安排到农场，生活和工作都陷入困顿。
他决定给毛主席写信。
信中没有过多诉苦，而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处境以及农场的实际困难。童陆生知道，毛主席日理万机，未必能亲自处理每一封来信，但这封信还是寄了出去。没想到，毛主席阅后作出批示，请罗荣桓尽快调查处理。
这份批示，背后有一层特殊缘故。毛主席并非刚刚听说童陆生这个名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人便在延安见过面；童陆生参加过西安事变前后的工作，也曾在谈判、军事和统战岗位上承担任务，毛主席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
童陆生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陂，毕业于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北伐时期，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5师第13团参谋长。大革命失败后，他没有继续留在旧军队中谋求升迁，而是转入更为复杂的革命斗争。
1932年，他在杨虎城领导的第17路军总指挥部任上校参议，参与了西安事变前后的联络、宣传等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随部队奔赴华北，在忻口战役期间负责联络。阵地转移时，他建议把难以带走的炮弹、机枪弹药尽量用于阻击，以火力掩护部队撤退，许权中采纳了这一办法，部队得以较为顺利地转移。
有意思的是，童陆生真正走进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并不是一次简单调动。1937年，他从西北渡过黄河到达绥德，见到旧日同学陈奇涵。短暂接触后，他发现边区的军民关系、政治气氛与阎锡山统治区差异明显，于是提出到延安拜访老领导。
在延安，他先见到了李富春。随后，毛主席在凤凰山窑洞接见了他，询问西安事变后的情况，也问到忻口战役的具体经过。谈话时间并不长，却涉及抗战形势、敌后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童陆生后来回忆，这次谈话坚定了他对抗战前途的判断。
1940年，童陆生调回延安，进入抗大三分校任军事教授。为了编写教材，他花了数月整理军事知识。授课时，他提出标图中应以红色代表红色军队，蓝色代表敌军。这一细节虽小，却反映出他对军事教育的认真态度。
抗战胜利后，童陆生参加了重庆谈判时期的三人小组谈判，作为中共方面的军事代表之一，随代表团到重庆、南京工作。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回到延安，在中央军委作战部门任职。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北，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童陆生承担了转移中央机关和总参工作人员的任务。那不是普通行军，既要避开敌军，又要保护机关人员、文件和通信设备，途中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同年夏天，他又受命护送一批重要文件。文件共有8担，由童陆生带领11名同志转运。由于敌军逼近绥德、米脂一带，原定渡口已经不安全，他便决定绕道佳县以北寻找渡口。正值山洪暴发，黄河水势上涨，渡河十分艰难。经过设法借船，文件最终完整送到后委。毛主席得知后，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童陆生先后担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本人对待遇和军衔看得很淡，常说自己贡献不多。熟悉他经历的人却认为，凭借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军事和统战工作的资历，他原本完全有资格获得更高评定。
北大荒那封信，后来并没有立刻带来结果。罗荣桓对童陆生在山东工作时的表现印象较深，认为他是可靠的老同志。遗憾的是，罗荣桓病重并于1963年12月16日逝世，相关处理因此中断，事情又被搁置下来。
农场职工并没有因此冷落童陆生。大家照顾他的生活，还请他讲革命故事。看到职工冬天频繁患病，他便想替大家做些实事。起初，他只是煮姜汤、找药品，后来托人从北京、西安、上海等地购买中成药，又找来中医书籍，学习药性、脉诀和处方。
五个月后，他已经记住了两百多味中药的功用；半年左右，开始尝试开方。找他看病的人逐渐增多。有人患病多年，医院诊断难以治愈，经他辨证施治后病情好转，乡亲们便称他为“童大夫”。这门医术，竟成了他在北大荒意外学会的新本领。
后来，周恩来得知童陆生仍在东北，曾向叶剑英询问他的情况。童陆生回到北京后，一度没有具体工作，便表示不能无所事事地吃人民供给，继续为干部家属和群众义务看病。此后，他还担任过管理科学函授部门顾问，参与撰写革命回忆文章，留下了关于杨虎城、西安事变以及重庆谈判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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