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7年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里，叶长庚坐在课堂上，却总惦记着前线的枪声。对一个长期在部队摸爬滚打的老兵来说，成天读书并不轻松。他不是不明白学习的重要，而是觉得战事已起，自己更适合带兵打仗。
叶长庚出身并不显赫。参加革命前，他做过脚夫。北伐战争时期投身军旅，从班长、排长一步步干起，后来带着一个排的官兵起义，进入红军队伍。红军时期，他在红三军团工作，担任过排长、连长、团长，直到师级干部。
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看待职务有一套朴素标准：能不能到一线，能不能把部队带好，比肩膀上挂几颗星更实在。
抗战全面爆发后，大批干部进入抗大学习。叶长庚在抗大二队时，几次提出想到前线去。教育长罗瑞卿希望他安心读下去，可他坐不住，反复请求安排工作。罗瑞卿后来让他到政治部询问，事情才有了转机。
不久，叶长庚被安排到八路军第120师。那时部队刚完成改编，干部编制基本已经确定。师长贺龙见到他，带着几分幽默说：“你早来些日子就好了，现在职务都配齐了。”
叶长庚没有把话题放在“安排什么官”上，只回答：“贺师长，能到前线打仗就行。”
这句话并非客套。对当时的八路军而言，部队扩编很快，干部来源复杂，职务设置却不可能无限增加。许多从红军老部队调来的干部，到了新单位以后，都会出现资历与职务不完全匹配的情况。
贺龙随后把他交给359旅旅长王震安排。王震手里确实有一个空缺：旅管理科原科长到延安学习，暂时无人接替。问题在于，这个岗位级别不高，通常只相当于营级，而叶长庚过去已经当过师级干部。
王震多少有些为难，便把实际情况说了出来：“这个位置不算高，恐怕委屈你。”
叶长庚听完并没有迟疑：“有工作干就行，官大官小不在乎。”
于是，他在359旅当了两个多月管理科长，处理粮秣、被服、运输、营房等事务。说起来不如带兵冲锋显眼，却是部队能否正常运转的基础活。前线打仗，后方管理稍有疏漏，枪弹、粮食和伤员转运都可能受到影响。
有意思的是，叶长庚并没有把这段经历看成仕途上的倒退。战争年代，干部调动首先服从部队需要。尤其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各部整编后，原有红军职务不能简单照搬，降一级甚至降两级使用，并不罕见。
当时，军级干部改任旅级的情况很多。王宏坤任385旅旅长，陈再道任386旅副旅长，王震也由原来的军团政委改任旅政委。师级干部改任团级，更是常见安排。陈锡联、杨得志、杨勇、杨成武、李天佑、邓华等人，都经历过类似变化。
因此，叶长庚担任管理科长，既不是受处分，也不是能力出了问题，而是岗位与编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放在那种环境里，这种调整很正常；真正少见的，是他本人没有因此产生抵触。
1938年，359旅转赴山西及晋察冀地区开展抗日斗争。随着根据地建设和游击战争展开，部队需要大量干部深入基层。叶长庚后来被调入晋察冀军区系统，先后承担分区领导和参谋工作，并负责组织地方武装。
这项工作比单纯带一个正规团更复杂。要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搜集情报，还要把分散的游击力量逐步组织起来。叶长庚带领的武装发展到两千多人，随后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八游击大队。过去那个“管理科长”，又回到了真正的战斗岗位。
抗战期间，他长期在晋察冀坚持作战。抗战胜利后，叶长庚转赴东北，担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主要任务之一是剿匪反霸、巩固后方。东北局势复杂，既有残余武装，也有地方势力纠缠，军事行动和地方治理往往同时进行。
1948年底，他又被调到第50军任副军长，职务上再次出现变化。随后部队南下，进入大西南地区作战和接管。对不少人而言，连续调整容易引发计较；叶长庚却始终把岗位看成任务的载体，哪里需要，便到哪里去。
从脚夫到红军干部，从师级岗位到旅管理科长，再到游击队和军区领导，叶长庚的经历并不是一条平直的晋升路线。战争把干部放进不同位置，真正决定其作用的，往往不是名义上的高低，而是能否在陌生环境中把事情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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