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华夏》第4期丨元代：把中国海洋史推向古代巅峰

“中国历史，你可能只学了半本。另一本，被藏在海里。”

大家好，欢迎来到

《蓝色华夏》第一季“被封印的蓝色华夏”

补上被课本漏掉的那一半中国史

上一期我们说到：宋朝被“收编”的海洋基因，反而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数千艘战船、指南针航海、水密隔舱，南宋成了当时世界上无可争议的第一海洋强国。

但宋朝有个死结：它搞海洋，是为了“守住陆地”。所以终宋一朝，中国船只在海上穿梭，却从来没有主动走向“深蓝”。

这个死结，到元朝被打破了。

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蒙古人接管了宋朝留下的一切，包括那支庞大的水师、那些先进的造船技术、那条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

然后，这群马背上的民族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瞪大眼睛的事——他们把中国海洋史，推向了古代世界的绝对巅峰。

01 丨 蒙古人：从草原到大海的“跨界玩家”

很多人对元朝的印象是：骑马、射箭、打仗、疆域辽阔。

但很少有人知道：元朝是中国古代海上活动最为频繁、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

对中国而言，在中国对外交流的格局中，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

这不是偶然的。

蒙古人虽然是马背上的民族，但他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学习能力极强。

打下中原后，他们很快就发现：原来海里也能捞钱，而且比种地来得快多了。

忽必烈这个人，在这方面眼光很毒。他统治早期，就不断派人出海招抚各国。元朝的海上影响力延伸到了波斯湾地区，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周边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

更关键的是，元朝在泉州、广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等地设立了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朝廷不仅不禁止海洋贸易，反而把它当成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来经营。

元朝的市舶制度比宋朝更为开放。宋朝市舶收入归中央，元朝则允许地方政府和商人分享利润，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参与热情。

元朝的海上贸易政策，比宋朝还要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蒙古人的思维方式和汉族皇帝不一样。

汉族皇帝总觉得“海上是蛮夷之地，去了丢份儿”；蒙古人没这个包袱。在他们眼里，只要能赚钱、能扩张，管你是陆地还是海洋，都一样干。

这种“没包袱”的心态，让元朝的海洋事业走上了一条和宋朝完全不同的路。

02 丨 远征爪哇：史上最远的跨海出征

如果说市舶司是元朝“和平利用海洋”的一面，那么征爪哇就是元朝“用海军说话”的另一面。

这个故事，得从一件特别窝囊的事说起。

1289年，元朝派了一个叫孟琪的特使去爪哇国招抚。

结果呢？

爪哇国王克塔纳伽拉不但不接受招抚，还干了一件极其缺德的事——让人在元朝使者的脸上刺了字。

在古代，这是最侮辱人的惩罚。脸上刺了字，一辈子都洗不掉，走到哪儿都被人认出来是罪犯。

消息传到元大都，忽必烈暴怒。

他这辈子打过金朝、灭过南宋、征过日本、打过缅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1292年，忽必烈下令：打。

《元史·外夷传》记载：远征军“会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凡二万，设左右军都元帅府二、征行上万户四，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钞四万锭”。

这支远洋远征军的阵容是这样的：

统帅：史弼、高兴、亦黑迷失三人同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兵力：二万余人，核心是北方汉军，辅以前南宋的新附军

战船：海舟千艘，备足一年粮食

出发地：福建泉州后渚港

这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远征军。

1292年十二月，大军从泉州后渚港启航。他们经过七洲洋、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至占城，谕降诸小国。1293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过牛崎屿，入混沌大洋。过橄榄屿、假里马答、勾阑等山，最终抵达爪哇。

你想想，在那个没有发动机、没有GPS的年代，两万人坐着木船，在海上漂几个月，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热带岛屿打仗。
这是什么样的组织能力和航海技术？

战争的过程很曲折。元军到达时，爪哇国内正好发生政变，原来的国王被杀。新国王假意向元军投降，请求元军帮忙平定叛乱。元军信了，帮着打了一场仗。结果人家转过头来就翻脸了，偷袭元军。

史弼一看形势不对，果断下令撤退。据后世研究者考证，实际深入爪哇作战的元军约五千人，此役损失三千余人，但所幸主力仍能撤退返国，未全军覆灭于海外。

这场战争的意义，不在于胜负，而在于它证明了：13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跨越数千公里海洋、投送大规模军事力量的能力。

要知道，哥伦布1492年出海时，只有三条船、九十个人。而元朝远征爪哇，是千艘战船、两万大军，早了整整两百年。

03 丨 汪大渊：比郑和早75年的“民间航海王”

但元朝海洋史最浪漫的故事，不是皇帝的命令，而是一个南昌少年的冒险。

他叫汪大渊，字焕章，生于1311年。

这个人的故事，说出来有点像小说。

至顺元年（1330年），虚岁才二十岁的汪大渊，从泉州搭了一艘商船出海。这一去，就是五年。

他的航线是什么样的呢？我给你念念：

从泉州出发→ 海南岛 → 占城（今越南）→ 马六甲 → 爪哇 → 苏门答腊 → 缅甸 → 印度 → 波斯（今伊朗）→ 阿拉伯 → 埃及 → 据学者推断，他可能横渡地中海到达了摩洛哥（那是和他同时代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故乡）→ 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 → 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 → 经澳洲（可能）到加里曼丹、菲律宾→ 返回泉州

1334年夏秋，他回来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没有。

至元三年（1337年）冬天，二十六岁的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这一次，他又花了近两年，再次走遍了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东海岸，至元五年（1339年）夏秋之际返航泉州。

两次远航，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亚、非、澳三洲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岛夷志略》。

这本书一共一百条，前九十九条是他亲身经历的见闻，“非亲见不书”——没亲眼见过的，他绝不瞎写。

书中系统记录了亚、非、澳三洲220余国家和地区的山川、物产、社会风俗，涵盖澎湖、爪哇、东非等地，是元代海外交通地理的重要文献。

关于澳洲：西方学术界尚未普遍认可“汪大渊到过澳大利亚”的说法，但中国学者通过《岛夷志略》中“麻那里”“罗娑斯”两条的详细记载，包括达尔文港的地貌、澳大利亚鹤（黑颈鹳）、“石楠树”（火焰树）等。

考证认为，汪大渊极可能到达了澳洲北部海岸。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极其震撼的一个“可能”。

一个浪漫的巧合：汪大渊1330年首次出海时，一位比他大三岁的摩洛哥青年——伊本·白图泰，也刚刚离开家乡，踏上东行的旅程。一个从东往西，一个从西往东，几乎在同一时间活跃在印度洋上。他们很可能在同一片海域擦肩而过，却终生未曾相遇。

这本书后来成了什么？

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手里拿的航海参考资料之一，就有这位南昌少年写下的笔记。

郑和船队的通事马欢在《瀛涯胜览》序言中写道：“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及亲抵其地，始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你想想这个画面：十五世纪初，郑和的宝船队在印度洋上乘风破浪，船员们翻看的手册里，记载的是一个世纪前另一个中国人走过的路。

而汪大渊，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他不是朝廷派出去的使节，不是奉命出海的军官。他就是个普通的南昌小伙子，凭着对世界的好奇心，搭了一艘商船就出发了。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仅凭一腔热血和商船的甲板，就完成了横跨三大洋的壮举。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元朝的海洋，已经向普通人敞开了大门。海洋不再只是朝廷的专利，它成了民间可以触碰的领域。

04 丨元朝海洋到底有多强？

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用一组数字感受一下元朝海洋事业的巅峰状态：

️ 贸易范围：中国海船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保持频繁往来，在印度海岸建立了定期商旅贸易点，与伊朗南部的忽里模子港（今霍尔木兹）长期密切联络，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

《岛夷志略》：记录了22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少是首次见于中国著录。

外交频率：仅忽必烈统治时期，约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入贡达一百一十次，平均每年将近三次。

海运漕粮：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但北方粮食产量不足，需要从南方调运。至元十九年（1282年）起，元朝开辟了从长江口到大沽口的北洋航线，最高年运量达三百五十余万石（约合今天的两亿公斤）。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海上物流工程。

⚓ 造船能力：元朝继承了南宋的造船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载，中国大船“可载一千人，其中水手六百、士兵四百”。他还特别注明，这类巨船“仅产于中国之刺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二地”。

海上丝路地位：对中国而言，在中国对外交流的格局中，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

社科院的研究结论是：“元代海上丝绸之路往来达致巅峰，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

一千人的船。十四世纪。

05 丨巅峰背后的“基因缺陷”

讲到这里，我想抛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元朝的海洋事业，看起来比宋朝还要猛，贸易范围更大、航行距离更远、军事投放能力更强。但为什么元朝之后，明朝没有把这份家业继承下来，反而走向了“禁海”？

答案藏在元朝海洋事业的本质里。元朝搞海洋，有两个驱动力：

第一，帝国利益驱动。

市舶司收税、海外征服从朝廷到地方都能获得收益。忽必烈搞海洋，是因为他发现海洋能挣钱、能扬威。

第二，民间商业驱动。

汪大渊这样的民间航海家，跟着商船走遍世界。元朝对民间出海基本不设限，商人们可以自由地来来往往。

听起来很美好，对吧？

但这两个驱动力，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它们都必须依附于帝国的意志。

元朝的海洋繁荣，是建立在“蒙古帝国需要海洋”这个前提下的。一旦这个前提消失，比如换了皇帝，新皇帝不想搞海洋了，整个海洋事业就会瞬间崩塌。

宋朝的海洋基因是被“收编”的，元朝把这种“收编”做到了极致。

元朝人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海洋到底是什么？

对元朝统治者来说，海洋是收税的工具、用兵的通道、宣扬国威的舞台。他们依然是在“站在陆地上看海洋”。

所以当元朝灭亡，明朝建立，朱元璋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回过头来看海洋时，他看到的是海盗、走私、倭寇、不安定的因素。

于是，明朝选择了“禁海”。

元朝把中国海洋史推向了古代巅峰，但也把“海洋服务于陆地”这个基因缺陷，推向了极致。

这个缺陷，将在下一个朝代——明朝，酿成中国海洋史上最令人唏嘘的悲剧。

【 下期预告 】

下一期，我们要讲一个所有人都熟悉、但很少有人真正读懂的故事——郑和下西洋。

1405年，郑和带着两百多艘船、两万七千多人从刘家港起航。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了八十七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了一百一十四年。

郑和的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帆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按通常的明代尺度换算，约140米长、57米宽，相当于一个半足球场。

这个尺寸是什么水平？

一百多年后，哥伦布的旗舰“圣玛丽亚”号，船体长约22米（含船首斜桅约30米）。

郑和的宝船，比哥伦布的旗舰大出好几倍。

当然，宝船的实际尺度在学界仍有争议，部分造船学者认为以明初的工艺，难以造出百米以上的木制帆船，推测郑和实际远航所用的“二千料海船”总长不过60米左右。

但即便按最保守的估算，郑和的主舰也绝对是15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舶。

但有一个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六百年：

郑和之后，明朝为什么下了“禁海令”？中国为什么没有借此成为“海权国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郑和，更关乎整个中华海洋文明的命运。

下一期，《郑和：中国离“海权国家”最近的一次》揭晓

了解海洋，才会保护海洋。

点赞关注，下期再话。

作者 丨 山野朱雀

《蓝色华夏》主理人，海洋文明研究者、普及者

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诗歌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