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小哥写诗、家政大婶出书...鲁迅文学奖首次走出北京，未来将长期落户上海

8月28日晚，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这是该奖项创办以来首次走出北京，未来将长期落户上海。当晚，荣获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大门类奖项的35位作家依次登台接受荣誉表彰。

中国作协、上海市委相关领导，鲁奖评委，各地文联，文学期刊、出版社负责人，港澳台作家代表以及上海文艺界代表出席本次盛典。

本届鲁迅文学奖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门类。全勇先《秘密》、班宇《漫长的季节》、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王计兵《低处飞行》、张锐锋《古灵魂》、谢有顺《文学的深意》、蒲隆译作《约翰生传》等作品分别摘得对应奖项。多位获奖作家登台领奖，结合自身创作分享感言，讲述文学书写与时代、土地、普通人之间的联结。

盛典现场设置“人民阅卷”特别环节，作品编辑、不同行业年龄的读者代表登台，分享阅读获奖作品的真切感悟。晚会融合颁奖仪式、文艺节目与网络直播，情景音诗画、舞蹈、合唱、民族管弦乐等节目轮番上演，回望文学先辈理想，传递家国温情与文字力量。

鲁迅文学奖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文学奖项，自1996年设立以来，已完成九届评选，集中展现当代文学创作成果。本次盛典通过多家卫视、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让文学走出书页，面向更广泛大众传播真善美。

“新大众文艺”是标签还是出路？

昨天下午，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上海文艺出版社承办的“新时代、新大众、新写作”鲁迅文学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召开。

值此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走出北京并永久落户上海之际，本次研讨会汇聚了多位鲁迅文学奖资深评委、作家、诗人、评论家及出版界代表，围绕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大众、文学与写作的关系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对话。

一个“点到了穴位”的概念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近两年在中国文学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是鲁迅文学奖的资深评委，他在发言里说了一句话：这个概念之所以被反复讨论，“不是哪个领导、哪个机构非得要求我们怎么做”，而是因为它“点到了某个穴位上”，让人觉得用它来解释当下的很多文学现象是可行的。

阎晶明梳理了一条线索：五四新文学写大众，但没有指望大众来读；延安时期的大众文艺，才真正要求大众既是描写的对象、也是接受的对象；到了今天，互联网让“全民都是写作者”成了现实，传播方式、创作主体和欣赏趣味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他同时提醒，新大众文艺让“高原”更加辽阔，可“高峰”是不是更加高耸，还需要讨论——专业作家仍然要承担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新大众”到底新在哪？

这个“新”字，恰恰是讨论中最容易引起分歧的地方。资深评论家潘凯雄的发言很直接：如果一谈“新大众”就去找快递小哥、家政大婶，把大众等同于某种职业身份，那是肤浅的。回望历史，那些打着大众旗号的文化实践，留下的教训并不少。“我们作为专业工作者，脑子里面一定要保持清醒。”

作家尹学芸对这个话题有另一种亲近感。她说：“我觉得今天我可以认定一下，我就是新大众。”她在区县工作了大半辈子，一直是以业余作者的心态写作。她认同“新大众文艺”这个提法是一个提醒，但她也说，无论标签怎么换，文学该干的事不会变——“记录时代脉搏，揭示世界问题，在时代洪流中关照个体的精神、灵魂、命运”。

诗人阎安是“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早期提出者之一。他主动澄清了一个误解：这个概念“不是阶层概念和人设概念，而是处境概念”。在他看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被高度数智化、被高科技和媒介深度重塑的时代——快递小哥是，坐在作协大厅里的评委和作家也是。他以卡夫卡和卓别林为例，说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文艺，从来不只是因为作者的出身而成立的。

当写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事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敏从从业者的角度说了一个很实际的观点：新大众文艺这件事，不管你怎么看，它已经成了当代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排斥，不如“顺着这股风”争取一点政策、空间和平台，把文学的基本盘做大。她透露上海作协已经为新大众写作者办了读书班，“不看身份，只看文本”。

作家王苏辛讲了一个自己家里的故事。她母亲五十八岁，她曾寄去杨本芬的书，觉得母亲会有共鸣。结果母亲并不喜欢——“她不想看自己经过的那些生活被别人再讲一遍”，反而更爱读凌叔华、张爱玲。王苏辛说这件事让她意识到一个问题：所谓的新大众读者，未必喜欢新大众写作，他们想要的可能是另外的东西。这个观察让在场不少人若有所思。

评论家来颖燕从“文学的门槛”切入这个话题。她说素人写作的可贵之处在于“未受污损的感官”和“未受规训的表达”，但她也强调，真正的写作必须“不落俗套”，最终要落实到对个体美学经验的珍惜与尊重——“不是用市井的语言涂几笔就叫写作”。

从《奥德赛》到《牛来》

经典性在哪

作家李浩把话题拉到了一个更大的尺度上。他谈到诺兰的电影《奥德赛》——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电影在全球引起广泛讨论，有人嫌它“没有床和床戏，太干燥了”，但李浩更关注的是诺兰为什么有意删掉那些“活色生香”的东西。齐泽克评价这部电影“聚焦了奠基性的罪行，却对这些罪行将奠基何种文明不置一词”。李浩由此发问：在今天，我们能否写出既具有伟大大众性、又具有伟大经典性的作品？

评论家黄德海的回答更直接：不管提倡什么概念，核心问题始终是“文化竞争力”。他说了一句话，被不少人记住——“所有的提倡不如拿出一个好作品来有用。”

一个还在运转中的过程

作家弋舟是《延河》杂志的代表，这本杂志最早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倡议。他坦言，这个概念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之后，他们作为提出者“多多少少有些被动”，甚至“尴尬”。但他也呼吁以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件事——“先让它运转着，可能某种新的可能性也就发生了。”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理最后代表承办方说了一句话：希望与各界继续合作，为“新时代、新大众、新写作”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