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我十九岁,在县城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一个月挣八十六块钱。
那时候年轻人没什么消遣,录像厅算是最热闹的地方。两块钱一张票,屋里摆着几十把木椅,前面吊着一台二十多寸的彩电,香港武打片一放,连过道都能坐满人。
那天晚上,我买票进去时,电影已经开始了。
我摸黑找到一个空位,刚坐下,旁边一个女人忽然朝我靠了靠,小声问:“小兄弟,这个好看吗?”
我一下就僵住了。
她大概二十七八岁,烫着卷发,穿一件浅黄色衬衫,身上有股很淡的雪花膏味。那年月,像我这种刚从乡下来县城的毛头小伙,平时跟姑娘说句话都脸红,更别说一个少妇主动凑过来。
我赶紧说:“不知道,我也刚来。”
她笑了一下,又问:“你经常来?”
我摇头。
其实我撒了谎。
那个月我已经来了四次。
可我总觉得她问得有点奇怪,心里甚至冒出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尤其过了一会儿,她又往我这边挪了挪,我干脆把胳膊贴紧自己,生怕碰着她。
看到一半,她突然问:“现在演到哪儿了?”
我愣了一下。
屏幕上男主角正追着人打,我说:“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在找杀他师父的人。”
她“哦”了一声。
十分钟后,她又问:“刚才那个女的是谁?”
我终于忍不住了,小声说:“你没看吗?”
她沉默几秒,说:“我看不太清。”
这句话把我说懵了。
后来我才注意到,她一直微微眯着眼睛。电影亮的时候,她会往前探身;画面一暗,她就干脆不看了,只听声音。
我问她:“你近视?”
她说:“不是,眼睛小时候生过病,一只几乎看不见,另一只也越来越差。”
我当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她倒挺自然:“我就想看看录像。以前没看过。”
那晚剩下的一个多小时,我几乎没怎么看电影。
屏幕上演到哪儿,我就小声告诉她一句。
“那个坏人跑了。”
“现在他们在饭馆里。”
“刚才不是死了,是装的。”
她听得特别认真。有一次男主角从二楼跳下来,我说得急了:“跳了跳了!”
她噗嗤笑出声:“你比里面的人还紧张。”
散场以后,我以为这事就完了。
没想到她站在录像厅门口没走。
她问我:“汽车站往哪边?”
我指了方向,她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晚上看路更困难,你能不能送我到路口?”
我这才知道,她家在离县城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丈夫在砖厂干活,她那天是到县医院复查眼睛的。
医生说,再拖几年,视力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所以我想趁现在还能看见一点,多看看。”她说。
那句话我到今天都记得。
不是因为多伤感,而是因为她说得太平常了。
就像有人说,趁天没下雨,把衣服收了。
到了汽车站,她丈夫已经等在那里。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骑着辆旧永久自行车,见她来了,先问:“电影看成没?”
她笑着说:“看成了,还碰到个小兄弟,一路给我讲。”
那男人从兜里摸出一包红梅烟,要递给我。
我不会抽,摆手不要。
他又从车把上的网兜里拿出两个桃子,非塞给我一个:“拿着,家里树上结的。”
回宿舍以后,我把桃子放在桌上,同屋问我哪来的。
我没说实话,只说路上买的。
因为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
进录像厅时,我还把那个女人想得挺复杂。她靠近一点,我就提防一点;她多问一句,我就在心里猜一句。
可她其实只是看不清。
后来我才发现,人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往自己身上想。别人热情一点,觉得是不是有所图;别人冷淡一点,又觉得是不是瞧不起自己。
可很多时候,人家根本没那么多心思。
只是有自己的难处。
两年后,我离开县城去外地打工,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
倒是那家录像厅,我后来回去时已经改成了服装店。门口原先贴海报的玻璃框还在,只是里面挂着几件花衬衫。
我站在那里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她问我的第一句话:
“小兄弟,这个好看吗?”
当时我以为她是在问我电影好不好看。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她大概真正想知道的是——
趁自己还看得见,这一趟来得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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