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村霸踹进泥坑，我偷偷给舅舅打了电话，三天后全村都怕了

楔子/

泥坑

父亲被村霸当众踹进泥坑那一刻，我浑身发抖却不敢上前。

连夜打给在省城当律师的舅舅，电话那头沉默良久：“这事你别管了。”

三天后，一辆黑色轿车开进村里，下来的男人让全村人都愣住了。

有人小声嘀咕：“老陈家那女婿……不是早就不认这门亲了吗？”

我爹被踹进泥坑的时候，我正在院墙后面择韭菜。

那是八月底，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日头已经偏西了，但还是毒，晒得人脖颈子发烫。院墙是去年秋天我跟我爹一块垒的，红砖缝里的水泥抹得不太匀，有几处已经裂了小口。我蹲在墙根底下，听隔壁二婶家的狗有一搭没一搭地叫。

前院突然就吵起来了。

先是几句含混的嚷嚷，接着是一声闷响，像半扇猪肉摔在案板上的动静。我手里的韭菜掉在地上，根上的泥甩了我一鞋面。我站起来，从墙头的砖缝往外看。

前院，准确说是我家院子门口那块没打水泥的空地上，围了七八个人。最中间那个是刘二虎，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短袖，领口一圈汗渍，胳膊上的肉一抖一抖的。他正指着地上骂。地上半卧半跪的，是我爹。

我爹今年五十七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背有点驼，裤腿常年卷到膝盖下面，露出两根细瘦的小腿。他这时候整个人往前栽着，右手撑着地，左手还攥着半截扫帚把。那扫帚把从中间断了，断口参差不齐，像根枯树枝。

刘二虎又往前蹿了一步，抬脚往我爹腰上踹了一下。我爹没吭声，身子一歪，肩膀抵在地上，半边脸埋进那个刚下过雨还没干透的泥坑里。

院门口那条土路，坑坑洼洼的。前几天连下三天雨，低洼处积了一坑黄泥汤，到这会儿还汪着。我爹的右脸就贴在那坑里，泥水灌进他耳朵，顺着脖颈子往下流。

我浑身都在抖。腿抖得最厉害，膝盖一软，人又蹲回去了。墙根下的韭菜被我踩了几脚，汁水黏在鞋底上，一股辛辣味儿往上蹿。

外面的人还在嚷嚷。刘二虎的声音最大，像破了口的锣：“陈有福，我最后跟你说一遍，那三分地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今天这一脚算轻的，你再拧着，下回可就没这么便宜了。”

我爹从泥坑里抬起脸，半边脸糊着黄泥，眼睫毛上挂着泥水。他用力眨了眨眼，还是没说话，只把身子往上挺了挺，撑着扫帚把想站起来。那半截扫帚把在泥里一滑，他又跪下去了，膝盖磕在坑边的一块碎砖上。他嘴里终于发出一声极短的闷哼，像喉咙里被人堵了团棉絮。

刘二虎哈哈笑了两声，回头跟身后那几个人说：“你们看看，老陈这是想给咱磕头呢。”

那几个人也跟着笑。笑声很干，像几块碎瓦片在地上刮。我认得其中两个，刘二虎的堂弟刘三奎，还有村东头开小卖部的孙老六。孙老六平时见了我爹还递烟，这会儿站在人堆里，笑得比刘二虎还欢。

我想冲出去。我的脚已经往院门口迈了一步。但就在那一瞬间，我爹忽然抬起头，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他的目光穿过院墙的砖缝，正好和我对上。他那糊着泥的脸上，表情很怪，不是疼，不是怒，也不是委屈。是那种我从小到大见过很多次的表情。他微微摇了摇头。

我的脚就定住了。

我爹这个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我妈活着的时候常说，你爹啊，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话不算好话，但也算实话。我爹在村里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老实到什么程度呢，前些年村里重新分地，他家那三亩水田被划走半亩补给刘二虎家，我爹就说了句“那地界儿本来就有点偏”，然后就算了。

刘二虎就是那时候盯上我爹的。

刘二虎家在村西头，院子盖得高，门楼修得阔，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整个陈家坳就他家门口有石狮子。他爹刘老憨年轻时在乡里干过几年，攒了点儿人脉，后来刘二虎接了他爹的班，在村里横着走。前年换届，刘二虎想当村长，没选上，把气撒在几个没投他票的人身上。我爹就是其中一个。

这些事我都是陆陆续续听我妈说的。我妈活着的时候，我爹还有个说话的人。我妈走了以后，我爹就越来越像个哑巴。我常年在县城打工，回来的次数少，每次回来，都觉得我爹比上次更瘦，更小，更像一块被风吹久了的土坯。

这会儿我爹已经自己从泥坑里爬起来了。他站得很慢，一只手扶着旁边那棵老槐树。槐树皮粗粝，蹭得他手心生疼，他也没吭声。刘二虎又骂了几句，无非是“三天之内给我个准话”之类的。我爹就一直站着，像棵被虫蛀了的老树。最后刘二虎朝地上啐了一口，领着人走了。

孙老六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我家的方向，脸上带着笑。那笑容里没什么恶意，也没什么善意，就像在看一件和他没关系的热闹。

等人走远了，我才从墙后出来。

我爹正在拿袖子擦脸上的泥，黄泥抹开了，像脸上贴了块膏药。他听见脚步声，抬头看我一眼，又把头低下去。

“爹，进屋洗洗吧。”我说。

他没应声，转身往堂屋走，两条腿迈得很慢。到了堂屋门口，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才跨过门槛。我跟着进去，看见他裤子膝盖处洇出一小片暗红。

我嗓子眼突然就堵住了，像被人掐着后脖颈子。我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指甲抠进木纹里。

“爹，刘二虎今天是因为地的事？他上次不是已经答应不找茬了吗？”

我爹没说话。他走到脸盆架前，拿起那条灰扑扑的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浸，然后整个盖在脸上。毛巾遮住了他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泡在湿毛巾下面，红红的，像在泥水里洗过。

过了好一会儿，他把毛巾拿下来，说：“地的事你别管。你明天回县城去，该上班上班，该忙忙。”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怕吓着谁。我站在他身后，看见他后腰上还印着半个泥脚印，灰黄色的，在蓝色的确良衬衫上格外扎眼。

我爹从十七岁开始种地，种了四十年。那三分地，是他土里刨食的命。现在被人当众踩在泥坑里，他第一句话竟然是叫我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嘴笨，随我爹。我妈活着的时候也总说我，随你爹，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我转身出了堂屋，走到灶房，坐在灶前的矮凳上。灶膛里还有点儿余温，灰烬里偶尔闪一下火星。我掏出手机，在手里攥了很久，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脸映在上面。那是我自己的脸，但表情是我爹的。眉眼和嘴，都僵着，像刚从泥里捞出来。

我翻了翻通讯录。滑过我二叔的号码。二叔在镇上开五金店，逢年过节都不怎么回来。滑过我堂哥的号码。堂哥在南方打工，一年到头联系不上一回。滑过几个本家兄弟的号码，那些人我都快忘了长什么样了。

最后我的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

宋建军。

我舅舅。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半分钟，灶膛里的余烬忽然“啪”地炸了一下，几点火星溅出来，落在我手背上。我浑身一激灵，像被人从后背拍了一掌。

我舅舅已经十一年没跟我家来往了。

我妈死的那年，正好十一年前。那年我十五岁，上初三。我妈是得急病走的，从发现到没气，前后不到三个月。那时候我舅刚从市里调到省城，在省城一个大律所当合伙人，忙得脚跟打后脑勺。我妈走的那天，我舅没赶回来。

第二天我舅回来了。他在灵堂前站了很久，一句话没说。跪拜的时候，他膝盖还没着地，就被我爹拽住了胳膊。我爹那时候四十六，头发还没白，人比现在壮实，手上有力气。

我舅站起来，眼睛红红的，说：“哥，是我对不住我姐。”

我爹看着他，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到现在记得每一个字。

“你姐最后那几天，天天念叨你。你当大律师了，忙，我们不怪你。可你记着，从今往后，这个家，你没资格进了。”

我舅没说话。他跪下去，在灵前磕了三个头。响头。磕在青砖地上，咚、咚、咚。然后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十一年。

我舅再没踏进过陈家坳一步。他每年给我妈上坟，都是选在清明前或者冬至后，避开我爹。有时候他托人给我带东西，钱、衣服、书。我爹知道了，也不说，只是把那些东西放在我妈坟前，说：“你弟给你的，收着。”

我十五岁那年冬天，一个人坐车去省城找过我舅。我舅带我去吃了一顿饭，在一个很干净的馆子。他问我学习怎么样，生活费够不够。我说够。他又问我爹身体怎么样，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还行。我舅“嗯”了一声，就不说话了。那顿饭从头到尾，我舅夹了一筷子菜，没怎么吃。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一个信封。我回家数了数，五千块。我爹看见了，把钱锁进柜子里，说：“给你攒着，以后娶媳妇用。”

那之后，我跟我舅的联系就更淡了。逢年过节，偶尔发条短信。我舅回得也短，“收到”“保重”“常回家看看”。他知道我爹不待见他，我也不好中间传话。十来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蹲在灶房门口，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灶膛里的火早灭了，只有风从烟囱灌进来，吹得灶灰轻轻打旋。我抬头看了看天，天已经擦黑了，西边有一道窄窄的亮边，像是天被人用指甲划了一道。

我最后还是拨了那个电话。

“嘟——嘟——嘟——”

每一声都像敲在我后槽牙上，震得脑仁发麻。

第四声，电话接了。

“喂？”我舅的声音。十一年了，声音没怎么变，就是比那时候更沉了。

“舅，是我，小舟。”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两秒。然后我听见椅子响了一声，像是什么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小舟。出什么事了？”

我舅就是聪明。他知道我没事不会打这个电话。

“舅……”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糊了一层泥。我咽了口唾沫，把下午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到刘二虎踹我爹那脚，我听见自己声音发颤，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我停了停，想让自己稳下来，但越稳越抖。

我舅在电话那头一直没出声。

等我说完最后一个字，电话里安静了很长时间。久到我怀疑信号断了，把手机拿到眼前看了看，还在通话中。

“舅，你在听吗？”

“在听。”我舅的声音很平，像在法庭上陈述一个案子。他说，“小舟，这事你别管了。”

“舅，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我舅说，“这几天你就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有人上门，你什么都别说。记住没有？”

他说话的语气，像我十五岁那年带我去吃饭时一样。笃定，冷静，不容商量。

“舅——”

“小舟，别跟你爹说给我打了电话。”

我怔了怔。那天我舅走的时候，我爹站在堂屋门口，背对着灵堂，一句话也没说。十一年了，我爹从没提过我舅。村里人说起老陈家，偶尔提起那个在省城当大律师的女婿，我爹都是掉头就走。他不会接这个电话的。

“好，我不说。”

“嗯。”我舅说，“挂了。手机别关，我随时联系你。”

电话挂断。灶房里彻底暗下来。我坐在矮凳上，手心里全是汗，手机壳湿漉漉的。我抬头看天，天已经完全黑了，星星冒出来几颗，很淡。院子里有蛐蛐在叫，一声一声，像在数着什么。

那一晚我睡得很浅。我爹住在东屋，我睡西屋。半夜里我听见东屋有动静，像人在床上翻来翻去。我爬起来走到堂屋，看见东屋的门虚掩着。我站在门口听了听，里面传来我爹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有人拿小锤子在敲他的后背。

我回到西屋，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房顶的横梁。横梁被烟熏得黢黑，上面挂着一串干辣椒，几棵编成辫子的大蒜。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落在泥地上，白得像霜。

我想起我妈。我妈走的那年，我才十五岁。她走之前，把我叫到床前，说：“小舟，以后你爹一个人，你多照应着点。你爹这个人，心里能装事，嘴上说不了。你替他多担着点。”

我当时只顾着哭，点头。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我妈说的“照应”，不是让我照顾我爹的生活。是让我替他说话，替他出头。我嘴笨，随我爹。我这辈子，也没替他出过头。

手机就压在枕头底下。一晚上，它一次也没响。

第二天，我爹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天不亮就起了床，扫院子，喂鸡，烧火做饭。我在灶房和他碰上面，他正在熬玉米碴子粥，锅底咕嘟咕嘟冒泡。他看我一眼，说：“起来了。刷牙洗脸，吃饭。”

我应了一声，去井边打水。井绳有点潮，握在手里滑腻腻的。我打上水来，把脸埋进脸盆。水很凉，凉得人一激灵。我抬起头，看见水面上映着我的脸，浮着一层秋天的光。

吃早饭的时候，我爹坐在门槛上。他吃饭有个习惯，不上桌，就爱坐门槛。我妈为这个说过他多少回，他就笑笑，说坐门槛吃得香。我妈走了以后，他更不上桌了。

我坐在堂屋里，端着碗，看着他佝偻的背影。他吃得很慢，一口粥要在嘴里含半天，像嚼着什么硬东西。

“爹，今儿有什么活儿？”

“地里的花生该起了。你不急着走的话，咱俩去刨两天。”

“不走。我请了假，多待几天。”

我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他嘴巴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后只“嗯”了一声，又转过去继续喝粥。

上午我们去地里起花生。我爹走在前头，挑着两只空筐子。我扛着锄头跟在后面。土路两边是半人高的玉米地，玉米棒子已经灌饱了浆，胡须开始发红。风从玉米地里穿过来，沙沙地响。

我家的花生地在西坡，不大，半亩多点。地边上立着个草人，穿了件破衣裳，戴个破草帽，歪歪斜斜的。草人上落着几只麻雀，见我们来了也不飞，歪着脑袋看。

我爹把筐子放下，弯腰开始拔花生。他拔花生的样子很熟练，揪住花生秧根部，轻轻一抖，花生果带着土块从地里挣出来，沙沙地响。他干起活来就不说话了，像上了发条。

我跟着他拔。拔了没几垄，手心就开始发烫。我爹回过头看我一眼，说：“你去地头坐会儿吧，你这手，没干惯。”

我摇摇头，继续拔。花生秧上的土溅在我鞋上，湿乎乎的。我低头看着那一排整齐的花生，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么一点。就一点。

歇晌的时候，我爹坐在地头的杨树下，从布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水壶。那水壶是我上初中时用过的，上面贴着奥特曼的贴纸，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我爹拧开盖子，仰头喝了几口，然后递给我。

我接过来，对嘴喝。水是凉的，带点铁锈味。我侧过头，看见我爹脖子上有一道新伤，细细的，像是被什么划的。可能是昨天摔倒时被扫帚把刮的。我想问，又怕他烦，就忍住了。

“爹，刘二虎昨天说那地……”

“干活吧。”我爹打断我，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趁天好，这两天得弄完，过几天该下雨了。”

他重新走回地里。我盯着他的背影，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他走路有点往左偏，右脚好像使不上劲。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在泥坑里扭着了。我说：“爹，你脚是不是崴了？”

“没。”

他头也不回。

我不能再问了。我爹这个人，你越问他越不吭声。他把疼都吞进肚子里，像吞一口干饭，噎得脖子发红，也不哼一声。

晚上回家，我爹在灶房做饭。我坐在堂屋看手机。没有我舅的消息。微信上我舅的头像是个深蓝色的天平图案，我点进去，聊天记录还停在去年春节，他发了一条“新年快乐”，我回了一条“舅新年好”。就这些。

我打了一段字，又删了。再打，再删。最后我把手机反扣在桌上，去灶房帮我爹烧火。

柴火有点潮，点了几次才点着。火苗小，烟大，呛得我直咳嗽。我爹正往锅里下挂面，听见我咳嗽，说：“你去外面透透气，这烟呛人。”

我出了灶房，站在院子里。天已经暗了，月亮挂在东边，又白又圆，像谁搁在天上的一张饼。院墙外传来孙老六小卖部那边的动静，有男人说话的声音，有啤酒瓶子碰撞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往院门走了一步，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模模糊糊的，我听见刘二虎的声音：“……老陈家那小子也在家呢。没事，窝囊废一个，跟他爹一样。明天我再去一趟，看他们能翻出什么花来。”

又有人笑。笑声很轻，像夜风卷着干草在地上滚。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肉里，一点不觉得疼。

那晚我躺在床上，手机忽然亮了一下。我一把抓起来，是我舅的短信。

“小舟，明天开始，村里人要问什么，你就说不知道。尤其是你爹，让他别出门。”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舅，你能管这事吗？”

隔了很久，那边回了一条：

“能。但是小舟，你记住，我不是为了你爹。我是为了我姐。”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月光从窗缝照进来，刚好落在手机屏幕上，把“我姐”两个字映得发白。

我回了一个“嗯”。

然后我翻了个身，面向墙壁。墙上有条细细的裂缝，从墙角一直爬到房顶，像一道干涸的河。

接下来的两天，风平浪静。

我跟我爹下地起花生。他干活的时候不说话，我也不说。日头底下只有花生秧拔出来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地里的花生很快起完了，摊在地头晒着。我爹蹲在杨树下搓花生吃，把花生壳捏得啪啪响。他剥了一个，递给我。花生果白白净净的，带着泥土的潮气。

“吃。”他说。

我接过来，放进嘴里。生花生的味道很特别，有点甜，有点涩，像把一整块地吞进了肚子里。

那两天刘二虎没来。村口那边倒是安静了不少。孙老六的小卖部照常开着，我爹去买了包盐，我在外面等着。孙老六看见我爹，笑得有点不自然，找钱的时候手忙脚乱，多找了两块。

我爹把钱推回去，说：“找错了。”

孙老六连连点头，说：“对对对，错了，错了。”然后把钱重新数过。

我站在小卖部外面，看见孙老六的眼神躲躲闪闪的，像在躲我，又像在躲别的什么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爹忽然说：“小舟，你这两天老看手机，是不是有事？”

“没。”我下意识把手机往兜里一塞，“单位的事。”

我爹“嗯”了一声，没再问。

我心里清楚，他猜到了。他这个人闷，但是不傻。我十五岁那年一个人去省城找我舅，回来以后我爹什么也没问，只说了一句“你舅给你吃的啥”。我说吃了米饭。我爹说“米饭好”。就这三个字。但从那以后，他每次去镇上赶集，都要拐到邮局去查一查有没有我的汇款单。

他知道我跟我舅有联系。他只是不拦着。

第三天傍晚，天有点阴。我爹在院子里收拾农具，我坐在堂屋剥花生。手机突然响了。

我舅打来的。

“小舟，”我舅的声音很平稳，像在说一件已经办完的事，“明天上午十点，有个人去你家。你爹在家吧？”

“在。谁要来？”

“来了你们就知道了。记住，到时候你跟你爹别乱说话。人家问什么，你爹就说什么。实话实说就行。”

“舅，你到底……”

“小舟。”我舅打断我，“你妈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护短。可你妈不知道，我这个毛病，十一年前就想犯一回了。”

电话挂断。

我看着手机，心里突突直跳。我走到院子里，我爹正把锄头挂在墙上。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舅打的？”

我一愣。

“刚才你在屋里说话，我听见了。”我爹低下头，把锄头扶正，又说，“你舅要是为难，你就跟他说算了。这么多年了，我没啥好求他的。”

“爹……”

“有些事，求人不如求己。”我爹说完，转身进了堂屋。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风从西边吹来，带着雨味。院角那棵枣树上的枣子已经泛红了，有几颗被风吹落，在地上滚了滚，停在墙根下。

第二天早上，我爹起得比往常还早。他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蓝的确良衬衫，黑裤子。那裤子膝盖处有个补丁，是他自己缝的，针脚又粗又密。他坐在门槛上，从烟袋里捏出一撮烟丝，卷进纸条里。他很久不抽烟了，上一次抽还是我妈头七那天。

我站在堂屋里，看他坐在门口抽烟。烟很细，夹在指尖，半天不往嘴里送，只等它自己烧。烟灰掉在鞋面上，他也不掸。

上午十点，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陈家坳。

那车从村口进来，沿着土路慢慢开。土路坑坑洼洼，车底盘刮了好几下，发出闷响。但开车的人似乎不在意，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我家院门口。

我从堂屋出来，我爹也站起来，把烟头在鞋底上捻灭。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人。

四十来岁，中等个，脸有点长，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件灰蓝色衬衫，袖口挽到手肘，腕上一块表，不贵，但在阳光下很亮。

我认得他。

秦凯。

我舅在省城最得力的徒弟，现在是他们律所的合伙人。我十五岁那年去省城，就是他来车站接的我。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叫我“小舟弟弟”，给我买了根冰棍。

秦凯看见我，笑了一下，说：“小舟，长这么大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叫他什么。他走到我爹跟前，站定，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说：“陈叔，多年不见了。我是秦凯，宋建军是我师父。今天我替我师父来看看您。”

我爹没说话。他站在门槛前，背挺得很直，像一根被风刮了半辈子仍不肯倒的旗杆。半晌，他说：“进屋吧。”

秦凯进了堂屋，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来，说谢谢，然后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我偷眼一瞥，看见上面的字。最上面一行，黑体加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纠纷，法律意见书。

我心头一震。

秦凯说：“陈叔，我师父这阵子手头有案子，脱不开身。他让我先过来，把您的情况了解一下。您放心，我是代表律所来的，这事儿我们管了。”

我爹坐在他对面，眼睛低着，看那几张纸。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秦律师，我请你来的？”

秦凯一愣，说：“是我师父安排的。”

“你师父跟你是从省城来的。路远，麻烦你们了。”我爹说，“可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

秦凯笑了，说：“陈叔，都到这时候了，您就听我一回。我师父说了，您是他的事儿，您家的事儿，就是他宋建军的事儿。您要是觉得我们多管闲事，那也等这事儿办完了再撵我们，成不成？”

我爹不说话了。他端着碗喝水，碗里的水很满，他的手很稳，一滴都没洒出来。

秦凯又问我一些情况，刘二虎家的背景，村里土地划分的历史，昨天事情的经过。我一一说了。秦凯听得很仔细，在纸上记着，偶尔追问一句。他的问题很细，细到刘二虎踹我爹那一脚，是蹬的还是踹的，脚落点在哪个部位。我一边说，一边看他的表情。他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就像一个医生在问病情。

问完之后，秦凯合上本子，说：“陈叔，情况我大致清楚了。从现在起，您什么都不要做。刘二虎要是再来，你们该说说该笑笑，不主动惹，也不怯。尤其不要说任何威胁性的话，一个字都不提。明白吗？”

我爹点了点头。

秦凯走之前，看了一眼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他说：“陈叔，这棵槐树有年头了吧？”

我爹说：“我爷爷那辈栽的。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说，树比人靠得住。”

秦凯没接话。他看了我一眼，又鞠了一躬，转身上了车。

黑色轿车掉了个头，沿着土路慢慢开走了。车后轮碾过一个水坑，泥水溅起来，落在旁边一丛野草上。野草颤了颤，很快又直了。

我爹坐在堂屋里，把秦凯喝过水的碗洗了，放回碗柜。然后他走到院门口，把秦凯的车轮印用脚抹平了。

我知道他是怕村里人看见了说闲话。可那车在村里开进来，谁看不见呢。

下午，孙老六的小卖部就传开了。

“老陈家亲戚来了，开着小汽车，穿得人五人六的，像是城里当官的。”

“听说是老陈媳妇娘家的人。都十来年没走动了，突然来，准没好事。”

“可别是刘二虎的事吧。那可是省城的律师，厉害着呢。”

我听着这些话，从自家院子里飘进来，像一群苍蝇。我爹在屋里午睡，打着轻呼。我站在枣树下，把手里的花生壳一个个掰开，又合上，再掰开。

傍晚，刘二虎来了。

我爹在院子里喂鸡。刘二虎从土路上走过来，后面跟着刘三奎。刘二虎脸上的肉鼓着，像两个刚出笼的馒头。他走到院门口，没进来，站在门槛外。

“老陈，听说你家来城里客了？”刘二虎笑着，露出两颗金牙，“咋，搬救兵了？”

我爹把手里的鸡食瓢放下，拍了拍手上的麸皮，说：“我外甥来看看我，不行？”

“外甥？”刘二虎笑得更欢了，“你哪来的外甥？你媳妇家那个弟弟，人家还认你这门亲？老陈，你可别跟哥们儿耍花样。那地的事儿，你想通了没有？”

我爹说：“地是承包地，白纸黑字在村委会。你要想要，走程序。”

“程序？”刘二虎脸一沉，“老陈，你是不是挨了一脚没挨够？我告诉你，在陈家坳，我刘二虎就是程序。”

我爹没说话。他的眼睛盯着刘二虎，没有躲，也没有怒。很平静，平静得像是看一片云从头顶飘过去。

刘二虎被这眼神激着了，往前迈了半步。他的手已经攥成了拳头。就在这时候，我爹说了一句话。

“刘二虎，你脚上的泥还没干呢。”

刘二虎低头一看，他鞋面上沾着半干不干的黄泥。那是昨天我家门口留下的。他的脸忽然就红了，像是被自己溅起来的泥水呛着了。

他哼了一声，说：“你等着。”然后转身走了。刘三奎跟在后面，回头看了我爹一眼。那眼神里没有狠，只有怯。

我站在堂屋门口，手心里的汗把门框都浸湿了。我爹继续喂鸡，撒一把谷子，嘴里“咕咕”地叫。鸡们围上来，啄得地面啪啪响。

入夜，我收到秦凯的短信。

“小舟，刘二虎家当年划地的事，我已经摸到几条线了。这人要是识相，就到此为止。要是不识相，那咱们就陪他玩。你别怕，有我在。”

我回了一条：“秦哥，谢了。”

他回：“客气。我师父说了，让我把你家的事当我自己的事办。”

那一刻我特别想给我舅打个电话。号码按出来，又删了。我怕我一张嘴，声音里带出哭腔。我都二十八了，再哭就太没出息了。

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眼泪还是往下流。不敢出声，就咬着枕巾。眼泪流进耳朵眼，又痒又凉。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整个陈家坳都变了。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院墙外面有人说话。声音不大，但字字听得清。

“听说了没？老陈那个小舅子，在省城可是个大律师，打过的官司能装一卡车。这回刘二虎可踢到铁板了。”

“啥铁板啊，那是踢到钢板了。你没看昨天来那个开车的，那派头，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刘二虎这回肯定得认怂。我听说他爹昨晚连夜去找老支书了。”

“晚了。人家昨天一到，就把村里的地籍底册翻出来了。刘二虎家这些年多占的地，一笔一笔都记着呢。”

我坐起来。窗户纸上刚透进一点灰白的光，像蒙了层细纱。

我爹已经起了。他在院子里“唰唰”地扫着地，那节奏不紧不慢，像往常无数个清晨一样。我穿上衣服出去，看见院子地上干干净净的，连一片枣树叶子都没有。

“爹，听见外面人说的没？”

“听见了。”我爹扫到墙根，把一小堆落叶归拢起来，说，“说就让他们说吧。”

那天上午，刘二虎没来。中午，刘二虎没来。傍晚，刘二虎还是没来。

来的是刘二虎他爹，刘老憨。

刘老憨六十多了，矮墩墩的，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站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两盒点心，一盒桃酥一盒芝麻饼。那包装盒上的塑料薄膜没撕，蒙着一层薄灰，像是搁了不少日子了。

“有福啊，”刘老憨笑着，脸上的褶子像被犁过的地，“我听说你身子不舒服，过来看看你。”

我爹站在门口，没让也没挡。他说：“憨叔，你拿回去吧。点心我也吃不了，牙不行。”

刘老憨的笑容僵了一下。他说：“有福，两个孩子闹着玩儿的事，你别往心里去。二虎年轻，毛糙，我不是没管他。你放心，那地的事，我再不让他提了。”

我爹没说话。

刘老憨又往前蹭了半步，压低声音说：“你媳妇娘家那边的人，你看能不能……”

我爹把扫帚靠在墙上，拍了拍手，说：“憨叔，我媳妇都走了十一年了。她娘家人跟我，没啥来往。昨天来看我的，是我外甥。孩子长大了，来看看他大姨夫，就这个。没别的意思。”

刘老憨“哦哦”了两声，笑容又活泛了。他说：“那就好，那就好。有空到家里坐啊。”然后撂下点心，转身走了。

那两盒点心在墙根下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看，被野猫扒翻了，芝麻饼滚出来几块，沾了露水。我爹也没捡，就那么让它们烂在那里。

又过了两天，村里彻底安静了。

孙老六见了我爹，老远就笑，笑得像朵被太阳晒皱了的南瓜花。他小卖部门口本来天天聚着几个闲汉，这几天人也少了，聚也聚得远，挪到了村西头的碾坊边上。说话声压得低低的，像怕人听见。

我爹依旧不紧不慢地过日子。早上扫院子，上午去地里，下午喂鸡劈柴。那天挨的那一脚，踹得他半边腰青紫一大片，晚上洗澡时我看见了。他后腰上那个泥脚印早就洗掉了，但淤青还在，黄一块青一块，像半张撕破的地图。

“爹，秦哥说，他手里有刘二虎家的不少把柄，让咱再等等。”

我爹正拿一块干毛巾擦背。他停了一下，说：“你舅到底想咋样？”

“他没说。就说，这事儿没完。”

我爹把毛巾搭在肩上，转过身，半张脸浸在黄昏的光里。他说：“我知道你舅那个人。他要是说没完，那就是真没完。”他顿了顿，又说，“让他别把人往死里整。刘二虎家上有老下有小。”

我愣住了。我爹被人家当众踹进泥坑里，这话他竟然还说得出来。

“爹……”

“我不是可怜他。”我爹说，“我是怕你舅背债。他那个人，心里有气，手上就没轻没重。你妈活着的时候最怕他这个。”

我没说话。我想起我妈。我妈走之前跟我说过，你舅这个人，重情，也重仇。别人对他一分好，他能还十分。别人伤他一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我妈又说，你舅心软，只是嘴硬。他真要把人怎么样的时候，往往是自己先扛不住了。

我妈说得对。

第七天，秦凯又来了。

这回他带了一个人，四十多岁，块头挺大，脖子上挂着一串车钥匙。秦凯说那人是县里交通局的。

“小舟，正好有个事。”秦凯说，“你们村村口那条路，今年没修是吧？局里有个项目，我看这条路条件符合，回头我给上面报一下，争取入冬前把路修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爹从地里回来，听见这话，脚步停了一下。

秦凯走过去，说：“陈叔，您要是不忙，下午我跟交通局的同志去村委会坐坐，把修路的事议一议。您是村里的老人，又是老党员，您给把把关。”

我爹看看秦凯，又看看那个交通局的人。那人点头笑笑，说：“老同志，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您多支持。”

我爹把手上的泥搓了搓，说：“修路是好事。我支持。不过这事得经过村委会，我一个普通村民，不好多插嘴。”

“您谦虚了。”秦凯笑着说，“师父交代了，陈叔您说话，在我们这儿，一句顶十句。”

我爹没再接话。他转身进了院子，把挑水的扁担挂在墙上。我跟着进去，看见他站在水缸边上，背对着我，肩膀轻轻颤了一下。

那是不是在笑，我没看清。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声音很低，像说给自己听：“你妈说得对，你舅这个人，蔫坏。”

水缸里的水很满，映着他半边身子，风一吹，影子在水面上晃成碎银子。

那天下午，秦凯和交通局的人在村委会待了两个多钟头。村里几个干部陪着，递烟递茶。刘二虎他爹刘老憨也去了，站在门边一个劲儿地搓手，脸上挂着笑，眼睛却不敢朝秦凯那边看。

我站在村委会外面的槐树后面，看他们从里面走出来。秦凯走在头里，和交通局的人低声说着什么。后面跟着老支书王长贵，还有刘老憨。刘老憨一直落着半步远，像条影子。

路过我家门口时，秦凯停下来，朝院子里看了一眼。我坐在门廊底下剥花生。秦凯朝我招手，说：“小舟，出来一下。”

我走出去。秦凯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说不会。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明天你舅回来。”

我一愣。

“他自己说的。”秦凯弹了弹烟灰，“他说，该回去看看了。”

那天晚上，我爹喝了两盅酒。

酒是散打的粮食酒，放在堂屋角落里，少说有三五年了，落了一层灰。我爹用一个白瓷盅盛着，小口小口地抿。我坐在对面，面前也放了一盅。我爹没说话，就光喝酒。喝一口，看看院子里的月亮。

月亮快圆了。中秋节快到了。

“小舟，你舅明天回来，他住哪？”我爹忽然问。

“没说。估计住镇上旅馆吧。”

“旅馆住不惯。”我爹把酒盅放下，“让他睡西屋。你把西屋拾掇拾掇。”

我抬头看他。我爹正用指头蘸了酒，在桌面上画着圈。那圈越画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点。

“爹，你跟我舅……”

“十一年了。”我爹打断我，“再大的疙瘩，也差不多该解开了。你妈要是还在，看见我跟他这么僵着，得多闹心。”

他说“你妈要是还在”，说得那么轻，像那五个字是片羽毛，生怕吹高了碰着天。

我低下头，鼻子一阵酸。

第二天上午，一辆车停在了院门口。

这回不是黑色轿车，是一辆灰白色的越野，车头落了层灰尘，像是从省城跑了好几百里没洗。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人。

我站在堂屋门口，手心里全是汗。

那人五十上下，不胖不瘦，头发比十一年前白了不少，但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深色夹克，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灰蓝色的衬衫。脚上是一双黑皮鞋，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

我舅。

他站在院门口，没急着进来。他抬头看了看门楼，又看了看门两边的红砖墙。那墙根下还留着刘老憨撂下的点心盒子，被野猫扒得不成样子。我舅的目光在那里停了一下，然后迈步走了进来。

他走得很慢，步子很稳，像每一步都在丈量这个他十一年没踏进过的院子。

我舅走到院子中央，站定了。他朝我看了一眼，说：“小舟，长高了。”

我说：“舅。”

然后他转向堂屋门口。

我爹站在那里。

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槛，谁也没说话。

时间像被谁按住了。我站在院角，看见太阳慢慢移到头顶，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有几片枣树叶子落下来，打着旋，落在他们两人之间。

“哥。”我舅先开了口。那个称呼在舌头上滚了十一年，落在地上，脆生生的。

我爹的嘴唇动了动。他抬起手，又放下，最后说：“大老远的，累了吧。进屋喝口水。”

我舅“嗯”了一声，迈过门槛。

堂屋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茶。那茶叶是我爹昨天骑电动车去镇上买的，他不懂好坏，让柜台里的小姑娘拿“最贵的”。结果最贵的也不过四十块钱一斤。他用井水烧开，沏了一壶。茶汤是黄褐色，很浓，像秋天午后院子里那口老井打上来的水。

我舅端起茶杯，吹了吹，喝了一小口。他皱了皱眉，没说话，又喝了一口。

“这茶是不是有点苦？”我爹问。

“还好。就是涩。”我舅说。

“你姐活着的时候，就爱喝这样的。她说有味儿。”我爹说。

我舅的手停在半空。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像在吞一口茶，又像在吞什么别的。他慢慢把茶杯放下，眼睛看着杯底。

“哥，我姐她……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什么没有？”

我爹摇了摇头：“她最后那几天，已经说不了话了。就看着我，用手指头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我也没看懂。后来我才琢磨出来，她那个手势，是写字。她写的是‘弟’。”

我舅的眼睛红了。他偏过头去，看堂屋侧墙。那墙上挂着个相框，黑白的，里面是我妈。我妈年轻的时候，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开。相框上搭着一块叠成方形的红布，是当年结婚时我妈自己绣的，颜色已经旧了。

我舅站起来，走到相框前，伸出手，隔着红布摸了一下。然后他退后一步，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我爹坐在桌前，没拦。他端起茶壶，往我舅的杯子里续水。水声很响，像下了一场小雨。

我站在院里，看见阳光从屋顶斜照下来，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两个影子，并排摆着，中间隔着一道窄窄的缝。像一道没合拢的伤口。

晚饭吃的是我爹做的浆水面。我舅吃得很慢，一口一口挑着面条，吃得额角渗了汗。他说：“哥，还是这味儿。我姐做的浆水面，就这个味儿。”

我爹听了，没说话，从灶房又端出一小碟腌辣椒。他把辣椒往我舅跟前推了推，说：“你姐说，你吃面爱就这个。”

我舅夹了一筷子辣椒，嚼了几下，眼圈又红了。

吃过饭，我舅坐在院子里抽烟。我爹坐在门槛上，把烟袋递过去。我舅摇摇头，说：“我抽这个就行。”然后给我爹点了一根。我爹接过来，两个人在夜色里并排坐着，烟头一明一灭，像两颗落进井里的星星。

“哥，刘二虎的事，我来处理。本来我想直接走法律程序，起诉他。但后来想想，先私下谈谈。给他一条路。他要是走，就拉倒。要是不走，我再收拾。”

我爹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在鞋底碾灭，说：“你看着办。就是别太狠。”

我舅笑了一下。那笑声很轻，像从嗓子里挤出来的。他说：“哥，你这辈子，就是心太软。”

我爹说：“我心软？你姐以前老说我心硬。你俩一人一个说法。”

我舅不笑了。他抬头看月亮，说：“我知道，你是对我心硬。对别人，你硬不起来。”

我爹没说话。月亮很白，照得满院子像洒了层薄霜。

那天晚上，我舅睡西屋。我把我爹的铺盖搬到东屋，让出我的房间。我舅说不必了，他睡西屋就成，让我跟我爹睡一屋。我爹说：“小舟睡觉打呼，还是让他睡自己屋。你睡西屋，床单被罩都是我今天刚换的。”

我舅没再推辞。他进了西屋，关门前看了我一眼，说：“小舟，你妈要是能看见今天，肯定高兴。”

门关上了。我站在院子里，听见西屋传来开窗的声音。我舅把窗推开了，让月光照进去。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沉。梦里我妈站在灶房门口，系着蓝布围裙，对我笑。她说：“小舟，去叫你舅吃饭。”我跑出院门，看见我舅从土路上走来，穿着一身旧衣裳，脸上有泥。我喊他，他不应，只一个劲儿地走。我追上去，追过一道田埂，忽然就醒了。

天已经大亮了。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打在我脸上，像只热乎乎的手。

第二天，我舅去见刘二虎。

地点约在孙老六的小卖部。那里是陈家坳唯一“中立”的地方。我舅没让我爹去，只叫了秦凯，还有老支书王长贵。

我爹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一起一落，柴禾裂开，发出脆响。我坐在旁边剥蒜。祖孙俩各干各的，谁也不说话。但耳朵都竖着，听巷口的动静。

太阳很高的时候，秦凯的车从村中间开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回来。停在我家院门口。

秦凯先下车。他快步走进院子，说：“陈叔，谈成了。”

我爹放下斧头，问：“怎么个成法？”

“刘二虎把那三分地的承包权无条件转回您名下。明天去村委会办手续。另外他书面道歉，贴在村委会公示栏上，贴三天。三天之后他自己撤。”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修路呢？”

秦凯笑了：“修路的事本来就不归刘二虎。那是公家的事。”

我舅从车上下来。他站在院门口，朝我爹点点头。我爹也朝他点点头。两人之间隔着半个院子，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但河上有桥了。

“哥，我回省城了。那边还有案子。”我舅说。

“吃了中午饭再走。”

“不了。下午约了人。”我舅说，“过些天中秋节，我再回来。”

我爹没说话。他走到院门口，站在我舅跟前。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爹伸出手，在我舅肩膀上用力拍了两下。

那两下很响，像在拍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

我舅的眼眶一下就湿了。他转身快步上了车。车门关上，玻璃升起来，把他那张脸隔在那边。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的手指在车窗下轻轻敲着，像在弹一支老曲子。

秦凯说：“陈叔，小舟，我们走了。有事打电话。”

车开走了。土路上扬起一道黄尘，像拖着的尾巴。

我爹站在门口，一直看着那车开出村口，拐上公路，不见了。然后他转身回院，走到墙根下，把那两盒被猫扒烂的点心捡起来，扔进灶膛。火苗腾起来，焦香混着霉味，呛得他咳嗽了好几声。

中午吃饭时，我爹破天荒坐上了桌。他说：“小舟，把酒拿来。”

我拿了酒。他倒了两盅，递给我一盅。我接过来，说：“爹，我不咋会喝。”

“喝一口。”他说，“就一口。”

我喝了一小口。酒很烈，从嗓子一路烧到胃里，像一把火犁过干涸的地。

我爹也喝了一口。他闭上眼睛，很慢地呼出一口气，像把憋了这些天的东西全放了出去。

“小舟，你妈要是还在就好了。”他说。

我“嗯”了一声，低下头。酒在喉咙里哽着，像一截烧红的铁。

那天晚上，我又站在院墙后面，朝外看。土路还是那条土路，泥坑还是那个泥坑。月光照在坑里，水已经干了，只剩一层卷起的泥皮，像一张被揉皱又摊平了的纸。

我想起很久以前。那时候我妈还在，我爹还年轻，我还在村里的学校念书。夏天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院门口乘凉。我妈指着天上的星星教我认。我爹躺在凉席上，摇着一把大蒲扇。那时候我觉得，天不会亮，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后来我妈走了。我爹老了。那个刘二虎，在某个下午，一脚把我爹踹进了泥坑。

我握紧了手机。手机很安静。我舅没打电话，也没发短信。但我心里很定，像有一根线，从省城那头，一直牵到陈家坳，牵到我家这扇院门后面。

我回到屋里。我爹还没睡，坐在灯下，就着一副老花镜补一只胶鞋。那鞋帮开了口子，像张着嘴。他笨手笨脚地穿针引线，扎了几次都没扎进皮子。

我走过去，说：“爹，我来。”

我爹说：“你会？”

我从他手里接过鞋和针，学着他以前的样子，把针尖在头发上蹭了蹭，然后扎进胶皮。线拽过去，发出“吱啦”一声。

我爹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小舟，你比你爹强。”

我手没停，说：“哪儿强了。”

“哪儿都强。”他说，“就是话少，随我。”

我笑了。我爹也笑了。他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成两条缝，像两条并排着的田埂。那晚上院里的风很轻，枣树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低低地唱歌。

我缝好了鞋，把它放在我爹脚边。他拿起来看了看，说：“行，能穿。”然后把鞋放进东屋床底下。

床底下有我娘留下来的一只木箱子。箱子锁着，钥匙在我爹裤腰上挂着。他从来不提那箱子里放了什么，我也从来不问。但我知道，那里头一定装着我娘的东西。也可能装着我舅给她寄的钱，或者一些早就不穿的旧衣裳。

我爹说：“等过了中秋，把地里的花生收了。今年花生好，饱满。留一些榨油，给你舅带两桶。”

我说：“好。”

中秋节前一天，我舅发来一条短信，说他不回来了。省城有个案子开庭，他脱不开身。我拿给我爹看。我爹“嗯”了一声，说：“让他忙。正事要紧。”说完就下地去了。我看见他把那部用了七八年的老式手机塞进裤兜，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我舅的短信。那行字亮了一路，直到他走出院门，消失在土路上。

我想，我爹是希望我舅回来过节的。但他不会说。他只会把最好的花生剥出来，用一个大纸箱装好，放到西屋床底下。然后在中秋那天晚上，多摆一副碗筷，多倒一盅酒。

我妈走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的每个中秋，我爹都会多摆一副碗筷。

只是今年，大概会多摆两副。

我站在院门口，看远处地里有个人影弯着腰，一起一伏，像一株被风吹着的庄稼。太阳快落山了，天边一片金黄。我忽然想，我爹这辈子，就像那地里的花生。上面看着是秧，干干瘦瘦，不起眼。可根下头，全是沉甸甸的果。你得刨出来，才知道有多少。

刘二虎那天要是知道，他那一脚下去，踹出来的不只是泥，还有一个人埋了十一年的东西。他还会踢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再也没人敢在陈家坳，用那种眼神看我爹了。

孙老六现在见了我，隔老远就递烟，说：“小舟啊，你家那修路的事儿，上面批下来了没？我门口那坑，天天积水，可愁死人了。”

我说：“不知道，等通知吧。”

他说：“小舟现在说话都不一样了，有派头。”

我心里好笑。我哪有什么派头。我只是不再站在墙后头，用砖缝往外看了。我现在敢站到院门口，把手揣在兜里，往那条土路上一站，看谁来了都不慌。

这感觉，是那个开灰白色越野车回省城的人留给我的。

还有我爹。他那天从泥坑里爬起来，没有说话。但他把腰挺直了。他后来扫院子的时候，扫帚使得比从前更有劲。那半截断了的扫帚把，我爹没扔。他把它插在院墙的砖缝里，和原先那半截绑在一起，又从枣树上折了根枝子续上。远远看，像一杆旗，不高，就插在我家墙头上，风一吹，那破扫帚头就乱颤。

我问我爹，留着那破扫帚干啥。

我爹说：“留着做个记号。哪天我把墙修了，再换新的。”

“记号？”

“嗯。人有时候得记着点啥。”我爹说，“记着，才能长记性。”

然后他走出院门，往西坡去了。他的背影很小，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了那一片花生地里。花生快该收了。

风从西边吹来，带着泥土的腥气。我深吸了一口，觉得胸腔里满满的。像是把整片土地都吸进去了。

我掏出手机，给我舅发了条短信。

“舅，中秋你要是不回来，我给你送花生去。新花生，可甜了。”

过了几分钟，他回了。

“来。把你爹也带上。我这有茶，不苦的。”

我把手机贴在胸口。太阳快没了，天边只剩最后一道细光。我转身回院，听见东屋传来我爹的声音。

“小舟，天黑了，进屋。”

“来了。”我应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亮。

像是谁在暮色里点了一盏灯。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