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的罪行狡辩

你上一次看到一份罪证，把一个人几十年前的谎言直接钉死，可能还是某桩陈年悬案的DNA比对。但这一次，谎言被戳穿的不是无名小卒，而是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

2026年8月27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份1943年的日本陆军军医团杂志，里面一篇论文明确记载，石井四郎指导了用蚊子做的人体感染疟疾实验。而他本人在1946年接受调查时，面对同样的指控，说的是什么？

他说日本“未开展相关实验、无需针对传病蚊虫加以预防”。从1946年到2026年，整整八十年，这份档案像一颗迟到的子弹，终于击穿了石井四郎所有狡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句。

多份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罪证文件平铺展示

这不是石井四郎第一次说谎，而是他整个战后脱罪体系中，构造最精巧、也最晚被原始档案正面击碎的那一块拼图。要理解这句谎言的重量，需要回到1947年5月，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在美方监听下讯问石井四郎的那个房间。

当时，斯米尔诺夫试图用大量反问句质问他关于细菌战人体实验的内幕，石井四郎的回应是：“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想象”“无稽之谈”，最后干脆声称：“我们从未想过准备细菌战，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是防御性措施。”斯米尔诺夫几乎一无所获。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杨彦君后来评价说，石井四郎的口供内容，甚至没有超出他手下两名战犯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已经交代的范围。

但斯米尔诺夫手里没牌，不等于别人手里也没有。事实上，石井四郎的谎言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没人知道真相”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知道真相的人会不会说出来、说出来的话会不会被法庭采纳”这个更残酷的博弈上。他不是在对抗审判，而是在利用冷战。

战后第一个戳穿石井四郎的，不是苏联人，而是石井四郎自己——准确地说，是他主动交出去的那8000页人体实验数据。1947年，石井四郎通过中间人向美军提出交易：如果能给予书面豁免，保证他本人、上级和下属不被追究战犯责任，他可以交出所有细菌战情报。

美国远东司令部在发给陆军部情报总局的急电中建议，相关资料“将通过情报渠道进行留存，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来使用”。随后，美国细菌战专家费尔完成了《日本细菌战活动最新资料概要》，明确评估这些人体实验数据“无法通过动物实验替代”。

这等于说，石井四郎一边对着苏联人咬死“我们没做过人体实验”，一边对着美国人递上只有做过人体实验才能拿到的数据，换取豁免。这个交易让731部队3497名在册人员无一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

如果说美国的包庇让石井四郎逃过了东京审判，那么苏联组织的伯力审判，至少在1949年留下了另一套可以追索的司法记录。

当时，12名731部队相关的战犯在伯力城受审，战犯川岛清供述了石井四郎在1940年看到宁波鼠疫爆发报道时，满意地确认这次由他主导的细菌战实战实验获得成功。他还供认731部队月产鼠疫菌300公斤、炭疽菌500到600公斤。

这些数据，与石井四郎声称的“仅从事防御性防疫工作”之间，不存在任何解释空间。但伯力审判在冷战初期被西方污蔑为“政治秀”，审判档案长期被封锁，直到2021年俄罗斯才启动大规模解密，2025年12月这批档案正式转交中方。

解密后的伯力审判相关原始案卷封面

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2025年，这76年里，石井四郎的谎言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有效”的——不是因为它有道理，而是因为能证明它荒谬的证据没有摆到足够多的人面前。

这种“时间的错位”，在石井四郎的蚊虫实验谎言上体现得最为极端。

1943年，日本陆军军医团杂志刊登了伊熊健治的论文《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记录了1940年5至8月，在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让携带疟原虫的蚊虫叮咬10名患精神疾病的日本士兵，多人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烧。

论文明确记载，这项实验得到了石井四郎的指导。三年后，石井四郎对调查者说“没做过”。八十三年后，这份杂志原件从档案中被取出，陈列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这是石井四郎所有狡辩中，被同一件事的原始档案正面击穿、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案例。

工作人员在档案室内核对馆藏罪证文件

石井四郎的谎言还有一个更隐蔽的维度：他不仅在法律上狡辩，还在道德上完成了自我合法化。

20世纪50年代末，他多次在原731部队成员的地下组织“精魂会”等聚会上宣称，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拯救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伟大科学探索”，并说“我们是为日本帝国而战的英雄，绝不是战犯”。他甚至对年轻一代洗脑式地重复这套话术。

战后，731部队的核心成员集体进入日本顶尖大学、医疗机构和制药企业，原731部队技师吉村寿人战后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获颁日本政府三等旭日勋章。

原731部队伍长沟渊俊美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丝毫不为曾受雇于731部队感到愧疚，因为“这是战争”。所以，石井四郎的狡辩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一整套战后日本社会选择性遗忘机制的一部分。

日本政府至今声称“没有显示该部队活动详情的资料”，无法确认具体罪行。这套说辞本身，就是对石井四郎所构建的那套谎言的延续。

没有一个谎言是凭空存在的。石井四郎在1947年对苏联检察官说“这是想象”，是因为他知道美国人不会让他被引渡；他在1946年对调查者说“没做过蚊虫实验”，是因为他以为那篇论文不会再被翻出来；他在战后聚会上说“我们是英雄”，是因为整个日本社会没有人追责他。

但这些条件，正在被逐一瓦解。伯力审判档案在2025年解密，美国与石井四郎交易的电文更早之前就已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队队长加藤恒则的亲笔笔供在2025年被公开解读，里面详细记录了石井四郎要求支队养殖跳蚤、每月产出10公斤有毒跳蚤用于细菌战的命令。

战犯加藤恒则的带存档照片登记档案页

而2026年8月27日公布的这份1943年论文，把石井四郎的蚊虫实验谎言钉在了他本人署名的原始文献上。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留下的证据链会继续生长。石井四郎的谎言能撑八十年，不是因为它高明，而是因为能戳穿它的档案一直被封在某个档案馆的盒子里，等一个被打开的机会。这个机会正在到来，而且不会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