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乐伎：被皇帝召见、被官员追捧，却是最有钱的“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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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时间煮墨

《梦华录》里有个片段特别扎心。

宋引章，江南第一琵琶高手，一张琴能让满座公卿敛声屏息。但她跟人自我介绍时，头永远是低着的：“奴家是乐工。”

张好好，东京花魁，皇帝皇后亲自召见过两回，风头无两。她劝宋引章想开点，说自己“穿金戴银，呼奴携婢，哪里不如那些升斗小民”。

但你再仔细看她的眼睛，那里面藏着一句话没说出来：再风光，也是贱籍。

大宋的乐伎，就是这么一群人：她们能赚着六品官都眼红的钱，能见着三品大员一辈子都见不着的皇帝，却连一个种地的农民都可以在她们面前抬头做人。

钱和尊严，在大宋的“娱乐圈”里，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她们的“编制”，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罪

追根溯源，乐伎这个职业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正经行当。

北魏时期，朝廷定了一条规矩：犯了重罪的人，妻子儿女全部“配为乐户”。注意这个“配”字，不是聘请，不是招募，是发配。你的丈夫杀了人，你的父亲造了反，你就会被送进乐籍，从此世世代代当乐人。

而且这身份是刻在骨子里的。你还没出生，你未来的职业就已经定了。你是罪犯的后代，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惩罚。你要唱歌、跳舞、弹琴，给那些判你全家有罪的人听。

秦汉的“伶”“优”也是干这个的，但直到北魏，这套制度才被正式写进法律。从那以后，一千多年，乐籍就是“贱籍”的一种。跟娼妓、奴仆、乞丐排在一起。

到了唐朝，乐户的待遇更惨。唐律明确规定：乐户只能跟乐户结婚，这叫“当色为婚”。你不能嫁给农民，不能娶商人的女儿，你的孩子生下来还是乐户，你的子子孙孙都别想翻出这个坑。

然后，宋朝来了。

大宋的乐伎，日子过得比你想象中好

宋朝对乐伎的态度，有一种很拧巴的“宽容”。

一方面，乐籍制度还在，乐伎还是“贱民”，出门还是被人指指点点。但另一方面，宋朝的皇帝和大臣们好像突然想通了：既然活儿得有人干，不如让人干得痛快一点。

于是宋朝干了三件前朝想都不敢想的事。

第一，给了乐伎领工资的资格。宫廷里的官伎，每个月有固定俸银。据《武林旧事》记载，宫中伶官的月银是十两。官伎的待遇虽然略低，但也是正经的“编制内人员”，旱涝保收。

第二，给了乐伎被赏赐的机会。宋朝皇帝喜欢看表演，而且特别喜欢赏钱。宋哲宗在吕公著府上办了场御宴，当场赏了教坊乐伎一百串钱。一百串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士兵一个月的军饷，也就几百文。这一场表演顶他小半年。

寇准这种铁公鸡，请客吃饭让乐伎唱歌，一首歌给一束绫。乐伎还嫌少，背后嘟囔：“寇大人真抠。”

第三，也是最狠的一点：宋朝取消了“当色为婚”的禁令。

这什么概念？以前乐户只能跟乐户结婚，你的孩子是乐户，你的孙子还是乐户，这叫“遗传性社死”。但宋朝把这条废了。乐伎可以嫁给平民，可以嫁给官员，甚至有人嫁给了抗金名将韩世忠——就是梁红玉。

你翻开《续资治通鉴》，里面明明白白写着：寿康宫卫士詹泰，娶了个倡伎当老婆，这女的后来还进了宫，当上了乐工部头。

所以《梦华录》里赵盼儿脱籍后能正常生活，不是编剧开金手指，是宋朝的法律确实给了她这条活路。

但钱赚得再多，也买不回一个“良”字

不过，你先别急着羡慕。大宋乐伎的“好日子”，是带着脚镣的。

她们最大的困境，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极端撕裂。

你能赚钱，但你不敢露富。你有钱，但你永远不能把自己当人。

宋代有个案子，特别说明问题。士人吴南金殴打了乐伎周惜。周惜不服，跑去告官。法官李可斋的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岂以营伎之词，置士于罚？”

翻译一下：怎么能因为一个乐伎的话，去惩罚一个读书人？

然后他又警告周惜：“再敢上门诉告，小心我重罚你。”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但这就是大宋的司法现实。乐伎挨了打，连告状的资格都没有。你被打是应该的，你去告才是犯罪。

再比如，宋朝明令禁止官员“宿伎”，但真查起来，受罚的永远是乐伎。官员被带走问两句话就放回来了，乐伎直接杖责加流放。法律写的是“双方有罪”，执行起来永远是“乐伎全责”。

所以你能理解宋引章为什么那么拧巴了。她弹得一手好琵琶，但她的“好”，在世人眼里永远带着原罪。就像今天有人夸你“一个学舞蹈的能赚这么多，不容易啊”——听着是夸，细想是骂。

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她们比谁都清醒

宋朝乐伎最大的悲哀，不是穷，不是累，不是被打被骂，而是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未来。

因为乐伎这个职业，吃的就是青春饭。你的技艺再高，容颜不再的那天，就是被市场淘汰的那天。所以她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攒下最多的钱。

名伎金玉蟾说得透彻：“吾辈平康生活，大抵贵富贱贫，虽家有铜山，亦不能满无底之壑。”

意思是：我们这行，富的捧上天，穷的踩下地。就算家里有座铜山，也填不满心里那个无底洞。

因为她们比谁都清楚：今天赏你一百串钱的皇帝，明天可能连你叫什么都不记得。今天捧你上天的文人，明天可能写首词骂你是祸水。今天娶你回家的将军，后天可能因为你的出身把你休了。

所以她们拼命赚钱，拼命攒钱，拼命在还能被人需要的时候，把后半辈子的活路铺好。

这像不像今天那些一边熬夜搞钱一边焦虑“35岁以后怎么办”的打工人？像不像那些一边在朋友圈晒精致生活一边担心下个月房租的年轻人？

《梦华录》里的张好好安慰宋引章说，我们过得比升斗小民好多了。这话不假。但下半句她没说：

我们比升斗小民，更没有退路。

大宋的乐伎们，用一千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来不取决于它能给顶尖人才多少赏赐，而取决于它能不能让最底层的人，活得有人样。

宋朝给了乐伎钱，给了她们一定的自由，甚至给了她们婚配的权利。但始终没给她们一个“良人”的身份。就这一步，让她们所有的风光，都成了镜花水月。

所以每次看到有人吹宋朝“人文鼎盛”“商业繁荣”，我都想补一句：别只盯着《清明上河图》里的酒楼，也看看那些在酒楼里唱歌的人，站在什么样的泥里。

你怎么看宋代乐伎这种“有钱但没尊严”的状态？和你今天的生活有没有一点微妙的相似？评论区聊聊。关注时间煮墨，全网同名，用历史的冷，暖今天的你。

参考文献：

（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孙民纪《优伶考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

程晖晖《“女乐”概念厘定：娼妓、女乐、女伶》，《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4期

董嘉雯、苗雨《中国古代乐籍制度的分析与思考》，《当代音乐》，2021年第2期

陈艳《乐籍制度视域下贱民乐户考略》，《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刘崇也《宋代宫廷教坊乐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李强《宋代乐人之社会地位考察》，《云梦学刊》，2017年第2期

吴震宇《两宋乐妓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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