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7月，西安。中共方面约见宣侠父，却迟迟不见人影。这个曾经站在黄埔军校课堂里公开质疑蒋介石的人，已经被军统特务秘密控制，随后失踪。此后多年，关于他的下落始终没有完整答案，但一条线索十分清楚：这场悲剧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始于十四年前的一次正面冲突。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不久，宣侠父进入第一期学习。那时的黄埔岛，聚集了来自各地的青年，孙中山希望借助军校培养革命军骨干，蒋介石则逐渐把校长职位变成自己经营军队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支点。
宣侠父出身浙江诸暨，性格刚直，善于演说，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他并不满足于在课堂上听命行事，对军校内部的权力运行尤其敏感。当蒋介石试图加强个人控制时，宣侠父曾当面提出批评，意思很明确：军校不能只讲服从，也必须遵守组织章程。
这类话，在当时的黄埔并不常见。
蒋介石当然明白其中的分量。军校刚刚成立，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苏联顾问和党内左派都在关注军校事务。可在蒋介石看来，一个学生公开挑战校长权威，已经不只是意见不同，而是对管理秩序的直接冲撞。
矛盾真正激化，是在军校党务组织建立之后。蒋介石对党小组负责人进行指定，引起部分学生不满。宣侠父认为，这种做法绕开了组织程序，便起草抗议文字，要求纠正相关安排。
蒋介石把他关入禁闭室，要求写悔过书。
面对劝说，宣侠父只回答：“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悔过？”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中，事情便没有了回旋余地。入学仅三个月左右，宣侠父成为黄埔军校早期被开除的学生之一。
被逐出黄埔，并没有让宣侠父离开军政舞台。1925年前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冯玉祥部开展政治和军事工作。冯玉祥的部队成分复杂，官兵思想不一，宣侠父善于作报告、做协调，能够把抽象的政治主张讲得通俗易懂，因此很快受到重视。
他在西北军中办过政治训练，接触过不少青年军官。此时的宣侠父，已经不再是黄埔校园里那个单独抗议的学生，而成了能够影响部队思想和军官选择的人物。这也是蒋介石始终对他保持警惕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关系并非一直处于公开对立状态。1933年前后，宣侠父生活窘迫，曾暂住于蒋超雄家中。蒋超雄把此事转告蒋介石后，蒋介石一度认为宣侠父已经没有明显政治活动，便安排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
这看似是一次缓和。
但宣侠父并没有因此改变立场。他继续与共产党方面保持联系，并在军队中从事争取和联络工作。蒋介石很快发现，职务可以安排，思想却未必能够收服。那个拒绝写悔过书的黄埔学生，仍旧不接受个人权威凌驾于政治原则之上。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复杂变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许多原本处于对立状态的人员获得了公开活动空间。宣侠父也曾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试图推动国民党军队加强抗战、减少内耗。
但合作有边界。
蒋介石可以在军事上接受合作，却无法容忍有人借合作之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政治争取。宣侠父熟悉西北军政关系，又具备演说和组织能力，在蒋介石的判断中，这种人一旦进入部队，就可能影响军心。
1938年，宣侠父在西安被特务机关秘密拘捕。关于他被杀的具体地点、方式，后来出现过不同说法，相关档案也没有留下完整公开记录。可以确认的是，他被捕后长期下落不明，国民党方面曾以“逃脱”等说法搪塞，中共方面则持续交涉，要求说明其下落。
周恩来等人曾就此提出严厉质问。面对追问，蒋介石最终承认宣侠父是自己下令处理的对象。后来的材料普遍认为，宣侠父已在被捕后遭到秘密杀害，时间大致在1938年7月。
从1924年被黄埔开除，到1938年在西安遇害，十四年间，宣侠父的身份不断变化：学生、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参议人员、抗日统一战线参与者，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他不愿把组织原则让位于个人权威。
蒋介石看重黄埔系，也重视军队服从。宣侠父偏偏在最早的时候，就指出了权力集中可能带来的问题。两人的冲突，表面上是一个学生与校长的争执，背后却牵涉国民党内部的党权、军权与个人统帅权。
1946年，黄埔同学会整理早期成员资料时，宣侠父的结局仍缺少完整交代。档案里的空白没有改变一件事：那个只在黄埔停留了几个月的人，后来却成了蒋介石无法忽视、也不肯放过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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